第21章 二十八年的额吉(2)

如今小黄驹子长大了。我走到水井旁边，看见黄儿马领着一群骒马，慢慢踱来饮水。正是傍晚时分，曝烤的毒阳终于黯淡了。空气凉爽，我随着艾洛华哥，徒步向乔布格的方圆四方散步。他讲了一些额吉临终前的情况，我默默地听，知道额吉临终结束得很快，没有太多折磨。

漫长的、情义的体验呵，你使我复杂了。

三

幸亏我把她和艾洛华哥硬逼着，来了一趟北京。这么想不知对不对，我似乎认为，那也许多少可以算是一个报答。她毕竟玩了一趟北京；若是没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报答，今天我实在无地自容。

那件事漫漶迷蒙，记不起细末。于是想起额吉离开北京后，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找出一九八七年的《北京草原》，翻看着觉得恍如隔世。可能是由于不满意自己旧作中意识流变体字的败笔吧，这篇记录没有收进任何集子。

发黄的旧杂志里的字，使我不住地吃惊。那时，由于傻，由于没有心事压迫，我写得多么轻松自如。只后悔那时一头钻进“小说”，而懒惰地不愿细细实录。我怕叙述；娓娓道来的文体，好像只属于另外一类作家。记得我和谁说过，我说我额吉来北京那些天的件件小事，每天每时都是珍贵的文学。

此刻虽然是机会，我还是没有心思回头补记。我不愿唠叨额吉访问北京的日程表。读着那篇随意至极的小说，又觉得正因为傻而无心，它才有点意思。

艾洛华哥好不容易才大着胆，咬了熊猫形状的冰棍。额吉在厨房好像又被复查阶级的工作组拦截，紧张地大喊我的蒙古名字——她不敢关掉煤气。八十年代的北京公共车上，还有人给少数民族的老太太让座。那可怕的苦夏，柏油路溶化得粘着咬着鞋底子。在北海公园的树阴下，额吉和咯咯大笑的女儿玩耍。一个老外带着个翻译围着我们转悠。那翻译一脸给土著施恩的表情，过来问能不能让额吉和那欧洲老太太合影，我恶狠狠地说：NO！

我教会妻子三句蒙语：额吉，我走啦（早上上班时用）；额吉，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晚上回来时用）；还有最重要的是：额吉，多吃！小女儿那时才三岁多，被我训练得一会儿扑过去亲额吉脸一口。我们在三里屯的简易楼里，邻居家家赞叹我招待插队的房东；这一点，够人民子弟兵们学上两辈子。因为此刻我又想邀请艾洛华哥来北京，估计若想穿着蒙古袍子住进我军的大院，大概要先受上一个月的“政审”和“安检”。一想用蒙古话说这两个词儿我就恶心。

和牧民住进北京的简易楼，那滋味比住进蒙古包还特别。虽然没有门栏外的牛犊和狗，没有视野尽头的地平线，可是额吉在北京必须依靠着我。从开煤气到关电灯，我像真正的儿子一样照管一切。吐木勒，吐木勒，她总在不停地叫着我的蒙古名字，叫得我美滋滋的。她对我说的话，比在草地的几年还要多。我多么喜欢她那无奈的、一切任我怎么办的神情呵！

最遗憾、最最遗憾的是，差一点我就能使额吉见到班禅！

我有一个要好的藏族作家朋友。他和班禅额尔德尼喇嘛有密切的联系。额吉尚未驾到北京时我们就商量好了，一定让班禅接见我额吉。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场民族大团结呀！更重要的是，我要让整个乌珠穆沁，让党委书记和葛根活佛，都羡慕他们从来不放在眼里的额吉。

准备一直顺畅，班禅活佛的平易非常有名。

可是，就在额吉抵达的前两天，活佛远行青海教区。那时家家都没有电话，可是跑一趟和平里好像不费事。反正每一两天，我就和朋友联系一次。“佛爷还没有回来。放心吧，一回到北京马上通知你。”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奇怪！”最后朋友的老婆、朋友的朋友，好几个相关的藏族朋友都为我们着急了：“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呢！”

最后的两天绝望了。我对哥哥和额吉，可怎么解释呢？我的心淹没在一派憾意里，那股可惜劲儿和原来盘算的快活一样强烈。直至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突然觉察到，当时额吉并不叹息，就像开始也没有兴奋一样。她只是默默等待，不奢望，不显露。最后不如愿时，就像没有盼望过一样不动声色。

倒是实现了两位母亲的会见。

我心里充满独自的欣赏，瞟着她们。我喜欢这罕见场面，因为我而出现了。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母亲和额吉紧挨着，她们都不知说什么好。我催促着，聊吧，有我当翻译。可是她们只是静静坐着，费力地笑着，对着面前丰盛的筵席。她们比平日更少言寡语，好像只是坐等我的下一个行动。显然她们都意识到了：既然眼看着花儿结了这么大的苞蕾，那么它反正是要开放了，而且最后会结下果实。显然她们对花朵和果实感到忐忑不安，她们似乎都担心我这么与众不同。

我长久地注视着她们，揣摸她们的心情。谜底究竟是什么呢？

四

随着对突厥源流的了解，我对蒙古草原的理解日益广义化。我逐渐有了一些把握。但是从细末和广度，在两处察觉到优势的我，心底却鼓动起离别的欲望。我寻觅着新的出发，准备铺洒过去的，是一种双数的感情。

后来，而且是在遥远的日本东洋文库，有一次学习回鹘文养子文书，我突然意识到，养子的观念和习俗在北亚草原的普遍。

养子，teJēˇsen hǖ，这是一个多么语感温暖的词汇！后来我便半是认真地，用乌珠穆沁口语里的这个词自喻。

其实，连真正的抱养也未曾有过。只是挨着冻羊粪燃起的炉火，睡前要由额吉掖紧皮被。只是那个苦恼人的年代，它一下子就把人扔进草海，扔到了这乔布格的营盘上。一切都在这个营盘上实现了：那毡片磨烂的我们的家，那种非常接近了家庭关系的加入和承认。不，我再不能容忍什么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我不能容忍用“调查”替换这种关系，我不能容忍凌驾民众的精英发言。

如同你，蹒跚走完自己的路，哪怕一生穷愁潦倒。不去向世界开口，追逐着水草变移和牛羊饱暖，径自完成自己的生命。这才是作为人的存活，才值得为之生死一番。反之，屈从官宪媚权拜金，在别人制定的模式中蝇营苟活，那是腐烂和失败，是可笑的自虐。

你逝去了，像早晚会发生的一样，像牧草枯荣一样。你的文明里没有吊孝，我赶到乔布格，是与你别离呢，还是最后和你重聚？

我没有解决关于文明发言人的理论。不过我想，也许我用一生的感情和实践，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

一切都过于私人化了。

即便在告别的文字里，额吉，我不愿渲染你的故事，抛出去供外人围观。作家的水平，就在于写与不写之间。我要执行守秘和规避的原则。我总在琢磨——你和人民的沉默。你可以安享你的安宁，你是我独自继承的遗产。我谨在这里向你道别，并遵守这个约束。

牵着马，散步在乔布格的旧营盘上，我悄悄数着。二十八年，居然真的有了二十八年。我突然觉得它是一个天成的题目。我决定写一首蒙文的诗歌。就像最初我套用民歌《诺加》，填写了作家生涯的第一笔一样，我企图用《厄鲁特》的格式，写一首总结的蒙古歌。

用诗表达的企图，连贯了二十八或者三十年。不用说那个《人民之子》（应该译成“平民之子”，蒙语……算了吧）——八十年代我还曾准备使用全部蒙文“白字头”的排列，写一首长诗，后来当然由于能力不足而放弃。那里面有“赞颂恩情家乡的歌这么多呵，而宽阔的草原，沉默沉默”；还有“已经衰老青春不逝，这是什么病呢？更细数的话，我并不是从你所生”等等句子。

不能的我已经不想强求。总结的话不及早说，等机会遗失殆尽要后悔。用尽字母表的豪华设想是不现实的，然而，我毕竟是我，我要用她的话语，留下几句。我应该为这一切，留下几句蒙文诗。

念头袭来的当夜，我睁眼望着天窗，失眠了。睡着前我已经默哼着，做出了几个小节，次日早晨我把它们追忆着抄到纸上。那一次剩余的草原日子，我是沉浸在头韵和比兴里度过的。回到北京后我以为马上可以收尾，并且已经准备向第一次我发表作品的蒙文刊物——《花的原野》投稿。

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决定把它带回草原去再改。在聚会的席间，我也曾经忍不住唱起过它。虽然屡屡修改，它一直停留在未完状态。此刻已是从一九六八年计数的第三十个年头，《二十八年的额吉》还没有写完。我喜欢在夜深时拿出它来，字斟句酌一会儿，渐渐沉入幻境。我喜欢反复地，在韵脚、对仗、一个个质感音声不同的单词里徘徊。除了叹息修养的欠缺，我逐渐发觉了：其实我想表达的，在题目里就表达完了。额吉，额吉，其实我用小说、用散文，还觉得不够而要用诗表达的，只是“额吉”而已。

我打算在这篇散文里录下几节，充作束尾。

最后挑了四节八句。我决心这一次做到语言的严谨，绝对不能再让转写乱七八糟。果然，请一位蒙古族的长辈帮助校对转写的时候，他也觉得费力：使用书面语和标准的蒙文诗律吧，作者我首先感到别扭。合乎语法的句子陌生并且转义，好多词儿都不是我会说的了。最后，他说，你干脆就直接转写乌珠穆沁口语吧！

他的话，突兀地使我想起学《蒙古秘史》时，读过的一句费解的话：“它是把口语直接写进去的书”，寻思着觉得新奇。此刻写下的，是经过蒙古族专家校对，但是与辞典不尽相同的、我用乌珠穆沁口语写的几句小诗。我写着，不禁觉得这一切实在太难得了，心里涌漾起舍不得的感情。

以下就是这几句诗的蒙语转写，以及字面的汉语直译。

Arban jˇurγanu saranu gegen tangās orojˇu irele

Alhun alhun tanu aisui jˇamdusün boijˇiγsan bi mn

十六的月光，从天窗那儿射进来

一步步接近了你的路上，长大的是我

Horin naiman jˇilün tere nutuγtu mori mini jˇoγsōd yabuhu ügei

Hūcˇiniyan emüsügsen ta bol aγū tōnu dotura baina

二十八年前的旧盘上，马儿停住不走

衣着褴褛的你，是在伟大的数中

Cˇulūtai obōyin dōγur bol angkanu Güngse mn

Cˇimayi amujˇūlsan Süme nadadu sayihan nggetai

有石头的敖包下面，是以前的公社

使你安宁了的庙宇，在我眼里颜色好看

Harihu edürtü holayi harād dabhur dabhur ūl

Halūn cˇējˇinü dotorās jˇhen uilajˇu baina

离去那天向远眺望，一层层的山连山

滚烫的胸膛里头，正柔软地哭着

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腹稿于内蒙

一九九八年四月写成于北京

（选自《大陆与情感》，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编后小语：

一个披戴了黑色盖头正在叫卖的穆斯林妇女。

“知道张承志吗？”

“呕喳喳，知道呗，他是为我们回回写书的那个，知道呗。”

“读过他的书吗？”再问。

“不认字。”穆斯林妇女答道。

的确，是否能得到文盲的赏识，这可能永远都无法成为文学事业成败的绝对标准。在很多人眼里，这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种生命的成功。可是，文学是不是生命呢，这个问题，比起“绝对标准”，更值得思考。

正如文中所讲：

更重要的是，我要让整个乌珠穆沁，让党委书记和葛根活佛，都羡慕他们从来不放在眼里的额吉。

对此，作者在《一册山河》中，以一篇《人道与文化的参照》表明了立场：

“对我来说，我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于我的影响不是技术，而是立场与文化。”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找到与底层民众结合的形式。”

“文学的圣殿里，就终极意味而言，容不得一个作家的一点作伪。”

在一本散文集的编后记中，作者也曾动情地说道：“只追求——新意的真知，美好的文章，只求在滔滔的洪水中，做一块思想自由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