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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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1948年生于北京，回族。土地和少数民族的底层人民的信仰和生活是他创作中最为关注的对象。理想主义使他的文学烙上了深深的流浪气质，正如他自己所言：“人能有机会处于一种逆旅时，才可能靠近艺术。”（《无援的思想》）。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长篇小说《金牧场》、《心灵史》等。
额吉去世的消息，是偶然听到的。我们去找一个来北京看病的牧民，找到昌平农村的一家小旅馆。问好笑闹着，我顺口问候额吉，可是话出口时，我把“额吉她好吗”问成了“她还在吗”，话出口时我觉得自己脸色变了。在他谨慎地讲出来以前，我第一眼看见他的神情，我就明白了。像一口气被突然憋住了一样，直至午夜回到家里。
在桌旁坐下，心里空空的。去年冬天我居然毫无感觉。窗外洞黑，一股难忍的愤怒席卷了我。我望着黑夜，遥远的草原猛地逼近眼前。我不能再耽误，我已经使她失望。像又被抽去了一根骨头，单薄的感觉那么清晰。
十几天后，我到达了乌珠穆沁。
绿海般的大草原依旧荡漾起伏。像是抚慰，二十八年，我凝视着想道。这个数字也叫人吃惊，已是与她结识的第二十八个年头。
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心又倾斜了回来。次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又千里迢迢奔赴那座拥挤的破毡包，住了一阵。嫂子抢在前面，挡住了我的教法。她要求孩子喊她“额吉”。一时我有异样的感觉：在我的失了准头的眼里，嫂子永远只是额吉的儿媳，也永远只是个少妇。
这些年岁月轮回得飞快，转眼一年，又是一年，二十八年在眨眼工夫里变成了三十年。我不仅应该承认嫂子的意识，而且必须承认算术：我已经和当年的额吉同龄。那么还要追忆么，在这无情的时代，在这干旱的旧日营盘？
一
我好像写过，我写你写得手都酸了，心都累了；我好像狂妄地说过，我要把额吉这个词输进汉语。但是我并没有听到过你的回答。相反，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一种追问，它在问出之前已经带着挑衅的怀疑。它没有从我的笔下读出照例该有的刺激，没有发现应该丑恶的现实。我则经常勃然大怒，记不清多少次驱逐过来客，多少次出口伤人。是我写得太甜吗，是我在我的草原写作中美化吗，我不愿纠缠学术的或敌意的追问。因为缠绕我的是一个更潜在的问题，关于发言者资格的问题，关于文化的声音和主人的问题。
追问是一种不好的毛病，由于它的轻佻。
不必回顾早期那些中学生作文了，至少从《黑骏马》的写作开始，我警觉到自己的纸笔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严峻的禁忌。我不是蒙古人，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在那时，人们都还只是用四百字或五百字的稿纸的时候，我就总是一边写着一边看见她——那个乌珠穆沁老妇的沉默形象。我早写过，我家额吉是位饱经沧桑的女性，她一生对外界缄默额吉着，我继承了她对这可怕世间的不信任。
笔虽然年轻却撞上了巨大的命题。我虽然一气写去，心里却咀嚼着带回城里的那沉默形象。喊她额吉，是风俗也是历史，但更是浪漫和愿望。我和艾洛华哥毕竟不一样，这使人多少伤感，但它是事实。
从来文化之中就有一种闯入者。这种人会向两极分化。一些或者严谨地或者狂妄地以代言人自居；他们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吮吸着榨取着沉默的文明乳房，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
另一种人大多不为世间知晓，他们大都皈依了或者遵从了沉默的法则。他们在爱得至深的同时也尝到了浓烈的苦味。不仅在双语的边界上，他们在分裂的立场上痛苦。
血统就是发言权吗？即便有了血统就可以无忌地发言吗？
我们即便不是闯入者，也是被掷入者；是被六十年代的时代狂潮，卷裹掷抛到千里草原的一群青少年。至于我则早在插队一年以前，就闯入到阿巴哈纳尔旗，品尝过异域的美味。额吉和我的关系并非偶然形成。但我毕竟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我不愿僭越。
那时流畅地写着，而心里却时轻时重地抱着这个矛盾。人群和人群，社会和社会，早有更基本的交流，不过有时天然，有时残酷。牧民，追逐水草放牧五畜的人，过去只是对彼岸的茶叶、绸缎，今天是风力发电机和廉价吉普车感兴趣。他们说过要和这隔膜的世界作细微的交流么，用异样的语言，用制作的文学？
额吉一生的遭遇，已经被我在心里完成了一个勾勒。旧时代的那一部分，我至今在体味和探究。新社会的半部，我曾与她若即若离地分担承受。她如一棵草，是个自然的女人，前半生饱尝的都是家庭不幸，生存和养育的艰难；后半生承受的多是政治的胁迫，不过是没有太悲惨，厄运和幸运夹杂。
我确信突破了一个无形界限的人，同时可能突破血统的隔膜。但是，你难道跨越了关口？你具备代她发言的资格吗？
我不知道。尽管写了半生，我并没有找到结论。审判要你来做出，额吉。我只是约束了文章也约束了自己。我只是感到：代言的方式，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分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
青草浓密。这里是我放牧的第一个营盘，位于乔布格盆地一片草原的西北角。如今已经不再是合作化时代，瞧，连我的文字都把地理范围缩小到自家牧场。我已经觉得汗乌拉草原的概念太宽阔，开口闭口总是自家的草场。巧合的是，分草场时我家得到的乔布格，是一九六八年秋天我住进牧民家庭的、我的第一个营地。记忆阵阵醒来。右手是奥由特，左边是乌兰陶勒盖，当中有清澈的水井，和一条狭窄的硝土碱草。一切都和与你相逢的那年一样。
额吉，如今我形单影只，独自立马站在这里。我看见你的灵魂徘徊飘荡，在乔布格，在你曾经望着我上马下马的旧营盘上。
二
传话的人说，她死在冬天。那个冬天我在云南的村寨里。那两年我总是在夏季去北方，入冬则一意惦着南国。六盘路上满是路障，我在它的周边绕来绕去，伺机一头闯入。我冷冷在外围转着，这个外围，几乎有半个中国之大。连年在云南，有冬日明丽的太阳，有丰富的百拉提月份的生活。我已经沉吟着，狠狠地凝视着那座瘦窄的大山好几年了，我确实忘记了极北草地的隆冬，忘记了燃料、白毛风、畜群和枯草；也忘记了我的蒙古母亲。
我不知是否该责备自己：偏偏在那个冬天里我没有想到她。可是，即便得到了消息，我能在冰天雪地的冬天，找到御寒的皮袍，穿越雪封的坝上，熬过零下三十多度的夜路，到达乌珠穆沁并且抵达我们的冬窝子吗？
现在我才来，确实更多是为了自己。我有那么多的话堵噎在心，不倾倒干净我会病倒。额吉，我要到你的阴下休息和医治。
时代使得语言呈现得奇特。我向额吉和艾洛华哥的求学，大致限定在纯粹游牧的生活方式之内。口语，褊狭而急速地发育着，只向着游牧生活的范畴倾斜。一方面，我和牧民们之间已经细致入微地谈论草场、膘情、春雪和冬雪，谈论成千的羊群和单独的一只羊羔，更谈及社会的各支血系和家族、某人的底细以至秘事；但是我没有学会一个考古、证券，哪怕关于楼房的词儿。
现在流行的词是“话语、语境”。在当年的额吉与我之间，不仅一切交流都在最严峻的语境下进行，而且，也许我们使用的也是一套非常微妙的话语。我们夜夜的曼声细语并非全无忌讳；它们既在政治威胁的限制之下，又在古老禁忌的规矩之中。它是相当全面的蒙古语，但又没有金融宗教物理摩登，好像根本就不存在那些语目。今天我半学究地发现：语言其实可以在基本语汇里发达。在前六十年代的草原，除了强加于草原的开会、语录、批修之外，朴素的基本语，支撑了整个牧区的社会和生活。
可是，若想谈些复杂的事呢？
亘古不变的石砬子敖包山下，新庙如今才真的彩画一新。一座可能真是镏金的黄灿灿的庙顶，在敖包鸟瞰下静静地闪烁。当年我多是采用转述办法，表达自己不会说的话。算算又是离开了十多年，我又经历了很多事情。为了畅谈个痛快，行前我甚至新学了一批词汇。我特别想给他们讲讲我所谓的“戴白帽子的民族”，我甚至联想到额吉倾听时的警觉眼神。
但是她已经“不在”了。蒙语对逝世一事也用回避的表达。“死”这个词忌讳出口，用“不在”说出来，更加语感沉重。用这样的语言谈着额吉，我和艾洛华哥都有些受不了，我们小心地选择着，尽量谈得简单和概括。
若是环境再好一些，我会对着她安息的山谷，念几节悼念的经文。可是我觉得那也许是强加于人，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提出要求。我走了一趟新庙，但是没有缴纳布施，回来后又觉得后悔。
哥哥并非孤陋寡闻。我感觉得出，他在捉摸我的变化，他听得谨慎而专心。他无疑在用我的过去分析着我的现在。我讲他听，他似乎知道一切都不是戏耍，甚至我觉得他把事情看得很透。
一天早上，我醒来听他说，刚刚去背后的山顶祭了敖包下来。我有些不高兴。他说自己没有办法去北边正举行的敖包会，孩子已经去了。看来，他掩饰了前几天的焦躁。孩子去了还不够吗，他说，我说的是乔布格这里。于是他就自己带上奶豆腐，祭了乔布格的敖包。
奶豆腐摆在南边吗？我问。他说是。走着上去的？骑那匹黑马。祭的时候人要跪吗？他说当然跪。他觉察到我的不快，解释说：以前额吉的父亲，我们的吉林宝力格的老父亲说过，要记住祭这个敖包。所以，我就在今天早晨，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上去祭了。
我发现，他是在对我介绍自己。我突然明白了：在这漫长的世事沧桑过程里，不仅是我，还有他，一个最普通的蒙古牧民——我们都变了。我不再怨恨他没带上我，我意识到他的做法中内藏的严肃。用另一种文化来解释的话，他还在服丧。在和艾洛华哥对坐的那个早晨，我切肤地感到额吉尚未走远。
那么，就像一九八一年——额吉的六十本命年我从北京赶来一样，这次我仍然算是来对了。不知是因为把敖包祭了，还是因为对难缠的我讲过了，哥哥又松弛下来。望着他，我暗自想，人人都有一颗负重的心，而且最终都把这颗心托付给了冥冥之中的存在。
这不仅这么多。我对这样的简朴仪礼感到向往。它像一滴血溶在日子的水里，几乎只剩下一丝的举念和随意的形式。在蒙古草原不尽涌来的启发中，我总是不知所措。在这座不起眼的灰旧毡包里，我曾看见过一个古老的社会模式，一种人，现在又看见了一种深有意味的信仰。
或许额吉于我更是一种象征，但我也并没有直露它的含意。我从来就没打算给世间提供消遣。我不会把从她那儿获得的知识尤其是秘密，猴急地签名叫卖。她使我在这片草地上，在乔布格和汗乌拉，模糊地悟到了禁忌，嗅到了神秘。她只是不知道后来我在西海固，把这一切实践得淋漓尽致。
我家有过一匹黑马，那是艾洛华哥的坐骑。它确实给过我很深的影响，但它并不是额吉养活的。额吉倒是喂活过一匹马驹子。那是在一个春天的毁灭之后。夜里突然刮起了白毛风，大队的马群冲进雨雪交加的泰莱姆湖，一层层地摔倒，一层层堆了起来，冻死在泥泞的水里。早晨包门外面，立着一匹死了母亲的小黄马，额吉把它领回来，用奶瓶喂活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