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在马一浮之后，有幸享受过与他同样待遇的还有一人，那就是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根据梅光迪的书信，柳诒徵和马一浮同为当时被聘为浙江大学的特别讲习，他也只需要每周做一次讲座，每次一到两个小时。梅光迪以为“他们两人的组合或可周知有关中学和中国文化的知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和他们相比”。今天，对于马一浮和柳诒征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已经没有人怀疑，但在那时，梅光迪有如此评价，不能不说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梅光迪的这些见解得到了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的赞同。抗战时期的浙大与西南联大一样，先后聚集和培养了一批当时中国最好的知识分子，这与校长竺可桢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求贤若渴、欲揽人才于浙大的雄心很有关系。人们时常津津乐道的他对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关怀就是又一个好例。竺可桢1936年任浙大校长，抗战爆发后学校被迫内迁。苏步青在日本留学时娶了教授的女儿，1937年浙大搬迁到建德时，他已有五个小孩。当浙大从建德再迁到广西宜山时，苏步青因担心家属拖累，就把妻儿送回老家温州。后来浙大又从广西宜山迁到贵州遵义，等到稳定下来，竺可桢就让苏步青把家眷接过来。苏步青担心费用不菲，竺可桢当即给了他两千元，并找到当时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要他写一手谕：“沿途军警不得盘查，一律放行。”因为苏步青妻子是日本人，竺可桢担心万一在途中被人发现，很可能会被中国老百姓打死。幸亏竺可桢想得这么周到，才使得苏步青一家安全到达贵州。此后，竺可桢还在生活方面给予了他们多方面的关照，对此苏步青日后多次在回忆文字中提及。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国学大师，钱穆和熊十力却没有在竺可桢那里得到好评。据《竺可桢日记》，1946年初，浙大的文学院院长张其昀“欲聘钱宾四（钱穆）、贺麟，余均赞同。但同时告以钱宾四往往藐视同辈，如到浙大，亦不能给以特别待遇”。此外，1948年上半年，浙大哲学系曾拟聘熊十力来校任教，不料也遭到了竺可桢的反对：“此辈老先生之来，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渠等所教过于高深，于学生学问与操行不能有所影响也”。不仅如此，竺可桢甚至对熊十力冠以“龙钟不堪”之名：“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紧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竺可桢对马一浮和柳诒徵尊重在前，却对钱穆和熊十力持不屑态度，何以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对此有学者认为，可能是马一浮在浙大讲学期间的傲慢和其讲座的过于艰深晦涩，使得竺可桢认为请这些国学大师徒有虚名，且劳心费力。也有学者认为这归根结底还是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所致。不过，笔者以为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时间因素：抗战胜利之后，无论浙江大学还是整个社会，在对国学大师的精神需求方面，早已不像抗战初期那样迫切了，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看重自然使得他们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至于这是喜是悲，倒还是属于难以言说之列。
至于梅光迪，我们不必介绍其对钱穆和熊十力的态度，其实读者也可以猜到。这里且引用他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后一种中国人（指从孔子到曾国藩这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如果今天还活着的话，也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人，因为他们拥有纯洁、高尚的品格，他们的观点明确而合理且迄今基本未变。他们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杰出的代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这一类人才能担当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任，哪怕要通过仿效西方来完成这项任务；只有这一类人才知道该如何模仿西方，因为他们不会让自己成为没有民族特色的人，或者至多成为欧美的二流翻版；他们会在本质上保持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特色，尽管他们都接受过现代化的训练，都持有现代派的观点。”梅光迪的话，在今天听起来不是依然发人深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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