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有批判的传统，六经之外没有一部书能逃避诟病，无论是怎样优秀的书。《史记》当然也不能幸免。历来批评司马迁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公认比较中肯的是班固的批评：采经摭（zh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漏；或有牴牾，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此其蔽也。（《汉书·自序》）
其他批评司马迁《史记》的话更刻薄，如“谤书”、“舛误附会”、“自相歧互”、“纪传未备”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国学并非一潭死水，那种认为国学无争论的说法可以休矣。
19 《庄子》
《庄子》具有两方面价值，一方面是哲学思想价值，另一方面是文学审美价值。其伦理学价值微乎其微，其自由、平等思想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尽管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推崇庄子的自由观。
庄子的哲学思想主要由三个理论组成：
其一：自然最崇高，人不能去改变它，只能遵从它的规律（道），用直觉的方式去认识它。后人将庄子的这一思想称作“意会论”。
其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后人称其为精神胜利法。
其三：安时顺命就无所追求了吗？非也，庄子追求绝对的自由——逍遥游。听起来逍遥游很爽，令人向往，实际上是矛盾的。庄子说过“天地虽大，其化均也”，意思是天地纵然大得无边际，但天道从不厚此薄彼，既然“天均”，作逍遥游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的价值不取决于其精神寄托于远处或近处，而取决于对自己处境了解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
《庄子》的文学审美价值与其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庄子的生活经历反映了三个特征：第一是穷，第二是不仕，第三是永远快乐。庄子终生不仕的故事很多。比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过这样事情：楚威王曾慕名遣使者携带礼物请庄周做楚国宰相。庄周说：“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许多人用庄子的“不仕”否定儒家的“仕”是非常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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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楚辞》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中国的又一部伟大诗集，收集了十来位诗人的六十七首诗，其中屈原二十五首、宋玉两首、景差一首、作者不详两首、东方朔八首、王忌一首、王褒十首、刘向九首、王逸九首。
《楚辞》入四部之集部。后人称这些诗为骚体诗，以与《诗经》的古体诗相区别。《楚辞》虽不是经书，价值却并不比《诗经》小，与《诗经》、《庄子》一起并称中国古典文学三大营养库。特别是屈原的诗对后世影响甚大。
21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提出许多极有意义的命题，如离俗、高义、上德、上农、务本、贵当、审时、贵信、知化、悔过、劝学、尊师、慎行、谨听、贵直、有度……其中上农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尤大。《吕氏春秋·上农》：“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徙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由于该书由许多人合写，包括了各学派的风格，读起来引人入胜。
22 《春秋繁露》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儒家的一部重要著作，虽然未进入十三经，但其作用却不容小觑。董仲舒以治学刻苦著称，为写《春秋繁露》“三年不窥园”。《春秋繁露》一书糟粕不少，比如试图神话孔子，将大量迷信糅入孔子学说。即使如此，对《春秋繁露》仍不能低估，因为这部书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1) 指出秦始皇之所以迅速覆灭是因为行申不害、商鞅、韩非之法，“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一针见血地宣告用法制这一招治国是行不通的。这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提出的天人感应中有合理的因素，那就是“人副天数”、“同类相动”。董仲舒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告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虽然后世多有批评天人感应的，直至龚自珍仍不放过，予以痛斥，然而董仲舒道出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理念，“君权神授，君权神夺”就是从天人感应派生出来的。董仲舒将这个紧箍紧紧地系在君主的头上。如果摆脱人们惯常的习惯，用直觉的方法考察，天人感应是成立的。绝大多数昏君、暴君都受到过天人感应的惩罚，比较有名的是元顺帝与崇祯皇帝。
元顺帝昏庸无道，奢靡无度，不理朝政，偏信佞臣，导致天怒人怨，旱灾、水灾、地震、血雨、陨石雨等奇异天象频出，终于官逼民反，造就出一支新生政治力量——红巾军。
比起元顺帝来，崇祯皇帝更具有戏剧性。崇祯即位之前，天佑大明，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然而，自从朱由检即位，定年号崇祯以后，老天开始发脾气，先是小灾，继而大灾。袁崇焕冤死之后，年景一年不如一年，旱灾、水灾交替，后来又增加了一个蝗灾，造成许多地方颗粒无收，百姓揭竿而起，对朝廷形成巨大威胁。出于无奈，崇祯皇帝这才命工部尚书范景文起草罪己诏。可是为时已晚，百姓没有认可这个罪己诏书，大明终于被李自成消灭。
事实雄辩地证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符合历史实际情况，尽管从这个理论中找不出一丝科学道理。
(3) 这部书赋予天以人格：“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原因是天能生养万物，这是最大的德行。
(4) 这部书提出了“阳尊阴卑”的理论，传承了《易经》的阴阳观，使这个观念贯彻到中国人的生活中，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司马迁的“汉兴，唯董生明于《春秋》”之说不失为确论。
23 《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书目，为东汉班固所撰《汉书》一百卷中之卷三十中“十志”之一。《汉志》著录先秦至西汉末图书596家、13269卷，分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汉书·艺文志》把诸子分为十家十家包括一儒家，二道家，三阴阳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纵横家，八杂家，九农家，十小说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24 《淮南子》
《淮南子》为西汉刘安组织门客编写的一部很有价值的杂书。《淮南子》中对法的理解比荀子更进一步：“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
刘安编撰《淮南子》的目的之一是反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然而客观上，《淮南子》在弘扬国学天人观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刘安与董促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淮南子》中的天人感应的思想，不知是谁影响了谁。
25 《孝经》
《孝经》成书的时间早于《吕氏春秋》而稍晚于《荀子》。《孝经》的作者无从考据，即使考据出来意义也不大，因为《孝敬》是一部普及性的书，其价值不在于新鲜的观点或深刻的义理，而在于它写得深入浅出，适合作儿童的启蒙读物。有人诟病《孝经》“以孝劝忠”，是因为这些人对“忠”的概念没有搞清楚的缘故。“忠”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维护皇权的一种奴性。从字形看，“忠”是心中有“中”，中是中正，中的概念来自于北极星（北辰），北极星居中，群星拱卫之。如同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中国君主制中的君主犹如北辰，众臣犹如众星，“众星共（拱）之”是最和谐的一种状态，众星不拱卫北辰说明出现乱象，地球就要遭殃了。当然儒家的政治伦理也不是没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由此观之，“以孝劝忠”乃是国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精华而非糟粕。
26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由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约58—约147）所著，是中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开创了“以形说义”的全新训诂学手段。
中国古代有三部重要的汉字工具书：
解释字形之书——《说文解字》；
训诂字意之书——《尔雅》；
考证音韵之书——《音韵学》。
其中《说文解字》最重要，与国学主旨的关系最紧密。
《说文解字》收入正文9353字，重文1163字，合计为10516字，全书解说用字133441字，首创540个部首编排法。《说文解字》自东汉问世以来，一直为历代语言文字研究者所推崇，为后代研究文字的重要依据，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第一部文字大典，这部大典标志着汉字进入了高级的稳定阶段。经过清代段玉裁注解的《说文解字》更臻完善，卢文弨是这样评价段玉裁注本的：“自《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说文解字读叙》）许慎最大的功绩是确立了汉字的正义，将汉字之真颜公布于世，使国学有了牢不可破的根基。试举三例：
“一”：惟初大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丨，物出形也。凡土质属皆从土。
汉字有无限多的解法，正解却只有一个，不能说《说文解字》全部是正解，但可以说《说文解字》把汉字引向了正解。
27 《齐民要术》
贾思勰极为赞赏《管子》中的“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等观点，推崇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和商鞅的“急耕战之赏”，认为这是富国安民的根本大计。他也完全赞同晁错的贵粟理论：“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并引用了刘陶、陈思王（曹植）等人“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寒者不贪尺玉而思短褐，饥者不愿千金而美一食”的言论，认为这是“诚哉言乎”之论。
贾思勰把农产品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象征，还引用《史记·货殖列传》中宣曲任氏趁秦末战乱之际，“豪杰者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拒荥阳，民不得耕，米石至数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的材料来佐证其财富观。
贾思勰是一个关心商业的重农主义者。农业经济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商品粮产区已在中国某些地区形成，“荆扬二州”，“一岁或稔，则数郡而忘饥”（《宋书·孔季恭传》）；粮食流通，“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宋书·周朗传》）。这表明，农业生产的发展已经为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开辟了道路，也为贾思勰独特的农本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汉武帝以前的重农主义者，大都主张排斥商业经济以发展农业生产，唯司马迁等人，提倡在极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以求商业经济的活跃。
“勤则不匮”是贾思勰农业思想的又一个方面。在贾思勰看来，农业是提供社会财富的主要部门，而农业所提供的一切社会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在《自序》中，他引用《仲长子》的话说：“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又引用《谯子》的话说：“朝发而夕异宿，勤则菜盈倾筐。且苟无羽毛，不织不衣；不能茹草饮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因此，他非常赞同“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力能胜贫，谨能胜祸”的观点，明确提出：“勤力可以不贫，谨身可以避祸。”这清楚地表明了贾思勰对劳动的重视程度，说明他已具有了朦胧的“劳动为财富之源”的观念。
贾思勰所说的“谨”，主要是指节俭和精打细算。他在《自序》中引用《管子》的话说：“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二里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也。”为此，贾思勰强调“用之以节”。他注意到，用之无节会对民生带来严重的影响。他强调饮食饱则思饥，暖而思寒，要注重半年蓄积，注重节俭，这就为《齐民要术》正文中有关各种“资生之业”的利益比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贾思勰所谈到的“力”，主要是指劳动者所付出的体力劳动，而“功”则指各种农业生产活动所取得的劳动成果。为取得最佳经济效益，贾思勰从农业经营“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总原则出发，主张“多恶不如少善”提倡走小面积集约种植的道路。中国的传统农业生产，其精髓即在于用地与养地相结合，集约经营，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国已进入了北方旱作农业传统生产技术的定型期，贾思勰所提倡的小面积集约种植方式，正是这种技术走向定型的一种反映。
农业技术成就方面：抗旱保墒技术、绿肥轮作技术、种子保纯技术、果树嫁接技术、坐果技术、相畜术，关于“筋马”和“肉马”的相法，关于马匹优劣的鉴定，关于马匹鉴定的重要部位，关于马体外形与内部器官关系的鉴定方法，关于马驴杂交的记载、仔猪掐尾和索笼蒸猪技术、肥育技术、果蔬保鲜技术、腌渍技术、酿造技术、烹饪技术等。
28 《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是中国第一部诗文汇编，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主编。原三十卷。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选文标准极其严苛，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者方可入选。全书共六十卷，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移、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三十八类。在艺术形式上，尤重骈俪、华藻，颜延之、谢灵运等人作品选入较多，而文风朴实的作品如陶渊明的作品选入得较少。
魏、晋到齐、梁，是文学形式趋于定型与成熟的时期，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以往。对文学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宋文帝刘义隆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刘彧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都给予文学以较高的地位。由于作品越来越多，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于是文学的集子应运而生。据《隋书·经籍志》载，晋至隋，总集共有249部5224卷文集刻印，其中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宋代刘义庆的《集林》，但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总集，就是《文选》。
29 《西铭》
严格地说，《西铭》是文章，不是书，然而将其作为书也未尝不可。《西铭》原名《订顽》，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张载将其录于学堂双牖的右侧，题为《订顽》，后程颐将《订顽》改为《西铭》。虽然《西铭》集成古代圣贤思想的精华，具有编撰性质，但编撰得如此之好，也非常人所能。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的本性来自于天，人性完整地体现了天性；通过教化人能够体悟自己的本性，从而发挥、完善天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穷理尽形以至于命”。
按照张载所说，人类的任务就是“参天地、赞化育、兼爱万类、成就众生”，就是造一个以天地为主导的大生态系统。到张载这里，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彻底完成了。在这一点上，对其价值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