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是“白卷”典型张铁生出现。这个人是辽宁锦州的知识青年，平时不学习，招生考试不会答题，就给老师写封信，以求照顾，交了白卷，也被树为典型。别有用心的那些政治家还给这封信起了个响亮的名字《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登在《人民日报》上。我们看了以后，都感到不可思议。当时柿园学校的学风优良，同学们以学为荣，明争暗赛，对这个“白卷英雄”，绝大多数人从内心是反对的，甚至是气愤的，只是想不通还不敢说。随后就是北京市十二岁的学生黄帅，和老师发生了矛盾，在家长催促下给报社写信，提出反对“师道尊严”，结果也成了“反潮流”的英雄。把老师管理学生的良苦用心定性为“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十二岁孩子的反映信是“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当时就觉得是无稽之谈，当然又无可奈何。后来又出现了我们河南南阳的张玉琴。这个事件对教育事业的破坏更严重。张玉琴是唐河县马振扶公社初中二年级学生，当时十五岁，当年考英语她不会答题，却学习“白卷先生”张铁生，在卷子后面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英语不会，中文一般，却会讲“政治”。学校批评以后想不通，投河自尽了。就这么个事儿，《人民日报》登了不少文章，中央又发了文件，一时轰动全国，哪一级学校都被殃及。据说不少地方的学生停课造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有些学生借批“右倾回潮”，批“师道尊严”，批斗老师，干扰教学，甚至砸教室、封学校，闹得乌烟瘴气。柿园学校顶不住上面的压力，也必须宣传发动，必须进行揭批清查。当时我已是第三年的初中学生，并且当了两年的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们中间还有些小威望，学校内多数学生没啥“觉悟”，有几个平时不爱学习的学生想搞点鬼动作，也掀不起风浪。肖校长让我注意动向，并及时把贴出来的大字报抄给他看。有个同村同学我们俩平时关系不大好，他借故说：“肖根胜是老师的小屁虫！”我听说后很生气，但并没有反驳，毕竟当时的形势让人捉摸不定。好在当年是春季班要改为秋季班，应该年前毕业的学生，要延迟到5月份才能毕业，该升级的学生一律再学半年。这时的学生已没有多大学习兴趣，另外就是当时的上级领导似乎不大重视“督察”“检查”之类的东西，如果似现在的“督察组”“指导组”，乱碰头的“抓落实”方式，柿园学校那种搞揭批查“不积极”“不深入”的做法，绝对会成为反面典型，我这个学生会主席能有个什么结果还真难说。
5.学生会主席的尴尬
在柿园学校的第一年，首先是学校的学习风气让我很快恢复了“好好学习”的信心，当上班长以后更是情绪高涨，理想飞扬。尤其是听说不少大学都恢复招生，而且又听说冢头高中年底要招生，更感到学习有了希望。当年底，“老八排”一个班有九人升到冢头公社高中。这一年实行的是考试加推荐，学习好的学生全部被推荐上了高中。事后还听说，柿园学校的学生占了公社高中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这时候就觉得公社高中在等着我，我高兴得好似已经成了高中生。
“老八排”毕业以后，我们升到初中二年级，是学校的毕业班，我很快接任校学生会主席。政治活动多，我的角色就多，要带头搞社会调查，要带头写发言稿，有时候还上台发言；勤工俭学的任务多，当“主席”自然要重活儿脏活儿争着干，凡是有活儿都去干（因为我觉得除此之外我实在没有其他优势可言）。作为班长，学习成绩还必须领先。然而，我学习偏科很严重，语文是班里的尖子，数学属于中游水平，而物理、化学则是名副其实的下游。没有时间补习，还怕没有面子，不免还得走走“邪路”。身为班长，抄他们的题，问个答案还是有人帮忙的。这时已经从内心深处逐渐滋生了心浮气躁、高高在上的坏习气。一次魏老师在语文课上宣读我的作文，同学们见面恭维几句我心里热乎乎的，感到很舒服。全校大会上发发言，会后，能把发言稿传给好几个同学“学习”“欣赏”，自己认为好像也很正常。而物理老师于怀定看我学习不认真，课堂上很含蓄地点了我的缺点（没有直接点名），我不但没有想到悔改，还觉得于老师不给面子，就想给他脸色看。当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单独批评时，我还不承认过错。多少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我在柿园学校三年多的学生生涯中最糟糕、最不应该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把村级学校两个班的全体师生集中到县城照毕业相，彰显了柿园学校的治学理念和水平。第三排是我们的老师。左起：魏松岳、朱书太、肖石磙、孔祥奇、孔繁重、于盘根、孔繁超、肖德河（校长）、杨忠朝、于景凡、于怀定、孔繁先、于香梅。第七排左三为本人。
世上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搞形式、弄虚作假，唯有读书学习绝对不能。那年年底，升高中不再搞推荐，实行全公社统考按成绩录取。我们一个年级三十八名学生有十人升入公社高中，我却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当时没有人相信，第二天得到证实。这时候才知道“画饼不能充饥”，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才知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是真真切切的道理。当我最后知道没有升上高中以后，觉得没脸出门见人了，也没法给父母亲交代了，只能做一件事——哭！晚上哭到后半夜，我母亲知道我心里难受也没去劝我。第二天天不亮又开始哭，不知是老父亲生气还是理解，他始终没说什么。我母亲不识什么字，脾气不大好，看我哭得很痛心，她坐不住了，走到我的床前很不客气地说：“自己没有考上还哭啥哩！是怨您大俺俩拉你的后腿，不叫你上学？还是少了你的书钱！”听了这话我更伤心了，当时想到了偷偷出走，甚至想到了死！
我的伤心绝不仅仅是作为学生会主席、一班之长没能考上高中很丢人，而是认为父母这几年能供我上学实在不容易，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了……
20世纪70年代，我们家和其他农村家庭一样，与饥饿为伴，以没钱为常，父母常年为吃不饱肚子发愁，而且我们家可能压力更大些。因为我们家老闺女多，少闺女也不少，所以亲戚特别多，而且都是家居农村的不富裕家庭，这在我们全村都很出名。由于我父母与人友善，待客热情，我们家的亲戚来往还格外多，中秋节、春节、爷爷奶奶和伯母的周年（忌日），春天的清明节、农历十月初一的鬼节，逢节就有客人来，来客就得有招待。俗话说“小户人家怕吃”，仅这一项就使我家的生活增加了不少负担。我父亲特别勤劳，一个人比两个劳力挣工分都多，生产队每年按工分分粮食，绝对是高标准，却一年到头往往比别的人家缺粮多。我母亲是很会过日子的农村妇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她却能把这个“缺米”之家里里外外的事情处理得让半个村子人都很服气。
到了1970年，尤其是我到柿园上学以后，被我父母养大的堂兄已结婚成家有了儿女，开始单独生活，能帮我父母干点活的姐姐也已出嫁，我二弟、三弟开始上学，五十岁的父母带着我三四岁的小妹子干活，并供应我们弟兄三个上学。那艰难程度每想起来心里就不好受。
家里粮食不够吃，父亲为了让我们吃饱肚子，想了很多办法。我们村南与邻村交界处的低洼地带，20世纪50年代末做了一个排涝工程——百亩湖，湖边有些废弃地。父亲在湖边开了一块荒地，这些地以前是去开封的大路，废弃后被河水浸泡，坚硬瘠薄，经过父亲的精心整治，土壤有所改变。春冬季种大麦，夏秋季种稻谷，尽管产量低，但仍然有盈余。多收的粮食父亲还想接济比我们家更困难的大姑家、二姐家，而收获的稻谷则因每年都有几个外甥、外甥女结婚（按我们当地习惯，婚宴要用一些大米），还需要送出去一部分。往往是送的和留的差不多。母亲很会养鸡、喂猪，而老母鸡下的鸡蛋勉强应付送米面用（妇女生孩子送些米面，上面要摆一层鸡蛋）。我父亲是“斋公”（不吃肉的人称“斋公”），也很少能吃到鸡蛋。由于穷亲戚多，老母猪下的小猪娃每一窝要白送给他们几个，遇到市场行情好时，能换点钱，但比较有限。这时候我感到人心太善良也不行，即使是对自己再亲的亲戚付出还是要有个度，否则过度的善良就会成为包袱，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当然，好心有好报，我父母由此落了一个好名声，不仅亲戚们敬重，就是街坊邻居也非常敬佩。
这时期最难的就是钱。一家人日常生活需要钱，穿戴需要钱，只是钱少就少办，没钱就简办，唯有我们弟兄三人上学交学费的钱则不能缺、不能少、不能拖、不能欠。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这个落后村，生产搞不上去是不得“地利”，政治活动搞不起来（“文革”中全村没有形成派性），是因为支部书记肖八娃（石磙老师的四大，堂兄弟排行老八，官名肖良训）是“老好人”“不爱出风头”。就是他这个“老好人”，对于上级安排的“一打三反”，他只讲讲不抓落实，结果村里“投机倒把”有了可乘之机。也就是这个可乘之机让我们村的老百姓从那个贫穷、荒诞的年代比较从容地走了过来。
我父亲肯定得加入这个“投机倒把”行列。我们村的“投机倒把”有几种类型：一种是年轻人，不怕出力，又没有啥门路的去“拉烟包”。从郏县拉一个烟包到许昌烤烟厂七毛五分钱。一般年轻小伙一趟可以拉六七个（每一个烟包净重六十公斤）；一种是从神镇小煤矿上用木材或树枝换煤再贩到襄县去卖（计划经济买煤要凭票，计划外小煤矿可以用木材换煤）；另一种是扎鸡毛掸子卖；还有一种是从城西北的黄道山上拉些盛粮食米面的大缸、和面盆或神镇生产的粗碗、瓷盆，到豫东去换粮食。我父亲就是干最后这一种的。因为我父亲人缘好、顾及人，村里外出的人都爱与他同行。每年春夏季节少一些，集中就在麦播后的冬季。我父亲五十来岁，同路的人一般都比他年轻，而父亲因家里生活压力大，又总比他们拉得多，每次外出我母亲都非常担心。曾有一次父亲在黄道装架子车时右脚被车轮轧了一下，他忍着疼把一车大缸拉到襄县的麦岭乡，回到家时脚还肿着，母亲看见就哭了。有几次在学校学习不是很紧时，或挤个星期天，母亲就让我帮父亲去山上装车，有时还挤出两天时间帮父亲拉梢（用一根麻绳帮助拉车）。从郏县到襄城，再往东往往是第一个十八里过茨沟公社，第二个十八里过麦岭公社，有时还要再走十八里，到郾城县的裴城公社。为了躲避市管会（现在的工商局）的检查，还要躲关绕站。公社所在地的好路不敢走，却要绕到乡间土路上，重车出去时早起晚宿赶路，回来时趁黑天偷偷过关。八九百斤甚至上千斤的一架子车货物，少用一点力气车子就不走，一路上担惊受怕，一路上气喘吁吁。我已经和父亲快一般高了，他总是怕我累着，去的时候没办法，我们俩一起拉车，返回来时，隔一段路程还要让我坐在车上休息休息。从家里拉着重车到襄县以东换一趟粮食往往得四五天，在家带的干粮（一般是蒸馍或烙的咸厚馍）两三天以后干得咬不动，每到一个卖饭的地方，给店里一毛钱，就可以加点油加点盐、放点葱花把硬馍熬一熬。我父亲总是怕花钱，这一毛钱，他不愿意花，而是花两分钱要一碗白开水。同路人劝他时，他总是说：“我好吃干馍。”而我和他同路时，无论如何也要给我熬一碗馍，或买一个烧饼。每看到此，我就非常心酸。这时候，我不仅深深感受到那比高山还重比大海还深的父爱，也深知每一分钱的来之不易。只是走到学校之后，我就把这种“不易”忘了。
要过春节了，接到肖德河校长捎去的信——过了年继续上学。班长、学生会主席“留级”“复读”，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没脸面再回柿园学校，却又不甘心，而且石磙老师、魏老师相继找到我，给我鼓劲、打气、卸包袱。魏老师的几句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学习和知识不全是看学历，自己能学些知识是最重要的。他与石磙老师及所有劝我的人基本上言不错音地说：今年考不上明年一定不成问题！遗憾的是在那个动乱、迷茫的年代，没有一个人把来年的招生情况估摸透。
读书、学习的欲望战胜了难堪和羞愧。过了春节，我再次走进我热爱、我感恩的柿园学校，仍是校学生会主席、仍然是班长，却没有了以往的那种光彩心情。
6.学子的伤痛
上届毕业班的班长和新升的初二年级学生坐到一起复读，不管水平是否很高，肯定能得到新生们的认可，何况我是学生会主席，他们认可我；不少同学们把我捧若明星，处处受到尊重和拥戴。然而，痛定思痛，我曾不止一次提醒自己，一定不能再飘飘然了，一定不能在一个地方摔第二次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