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园，因明末名将孙传庭与李自成农民军的“柿园之役”而得名，柿园又以孔姓聚居、文人辈出、教育昌盛而闻名。1970年秋季，为落实“上初中不出大队、上高中不出公社”的要求，各完小办戴帽初中。全公社根据各村学校的师资教学条件，将原来名不副实的村办中学合并为八个联中教学点。我们村和蓝育村（当时称朱庄村）的应届高小毕业生和愿意重新入初中学习的在校初中生合并到柿园学校。这也是我们这些人的福气，是我一生的侥幸。
柿园学校由村西寨门外的火神庙扩建而成。1965年开展大办耕读事业，村里在这个破庙西边建一排土墙校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李自安以惊人的胆量把几个所谓“有些问题”的知识分子都保留在学校里继续任老师，而1968年因家庭成分问题从冢头镇中下放的数学水平很高的刘振朝老师也被得到重用。本村成长起来的有识能人肖德河（后因教学管理成绩突出，被选为省政协委员，成为全省基层学校唯一一名教师代表）任校长以后，又敢于排除干扰，严格管理，尊重人才，狠抓教学质量，使柿园学校的教学水平在冢头全公社声名鹊起。
到了柿园学校后，第一次知道有早晚自习，第一次知道初中班还有物理、化学课，第一次看到同村的老师晚上住校，早上和学生一起出操、学习。近三年来久违的煤土庵学校老师的教学态度、师长形象在这里又显现了。学校里处处都给了我继续读书的信心和认真学习的鼓舞。
我的班主任是魏松岳。他虽然因历史的原因也受到很不公正的“处理”，但在教学中没有包袱，没有顾虑，把一切精力、一切热情施与刚刚聚合起来的学生。他有慈父般的爱心，有严师般的认真。他看到我的作文还不错，却又较多地引用、抄录其他书刊上的妙语、警句，有些还用得不贴切、不自然，就不厌其烦地讲解、引导，有时还很不客气地批评。尤其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他发现我写的作文虚饰过多，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一个人要能成功，首先要有个好人品，好人品的重要标志，就是诚实，而一篇文章好与不好的标准也如做人一样要诚实、要真实。这两句话一直影响我的文风到几十年后的现在。
我的数学老师是孔凡超，他左腿有点残疾，数学功底非常好，而且教学极其认真。我对数学有些怵惧。一是我头脑不够灵敏，天生对数字不敏感，二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背语录、搞串联，根本就没有学过算术，在我们村上一年多初中，一直不知道二分之一与百分之五十是啥意思。孔凡超老师发现我数学底子太差，不嫌弃、不歧视，一个星期内最多有三次让我下午放学以后留下来单独给我补课。虽然我的数学水平一直没有赶上去，但孔老师那真挚的关爱让我终生心存感激，难以忘怀。
1971年上半年，学校的教学工作尽管也受到“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和“批陈整风”运动的影响，但整个学校的工作基本上还是正常的。这时我已十五岁，已能充分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与压力。三个村的学生经过半年的熟悉、融合，秋季开学后首先进行民主选举班干部，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把我这个以前常被别人看不起、从来没有当过小组长的怯弱学生高票选为班长，一时间我的头有点大——我咋能当班干部！
“大家都认为你能当，你怎么就没有信心！你父母啥时候说过让你学得不如人？”这是选举结束后魏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说的话。我当时无言以对，哭笑不得，只能默默地接受了。
魏老师给我谈话以后，我虽然思想上还有压力，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自信，而且头脑冷静以后，又萌生了一些自豪。
当上了班长，就要与其他班的班长一样每天早上轮流喊操。我内心清楚，这活儿可不是下力活儿，我真的不行。给魏老师说了以后，他说：啥都是人学的，要相信自己有这种能力！
第二天早上，“老八排”（“文革”时期把学校按部队编制称谓，学前班为一排，小学一到五年级为二至六排，初中两级分别为七排、八排）班长刘恩照领操。魏老师利用其他人出操的时间把我叫到学校西边的玉米地边，他背靠玉米地站好，让我面对着他：“我和玉米就是学生，你是老师，你喊操我做动作。俩眼看着我，喊错不要紧可以重来，但重来不准超过三次！”9月的早晨，二十分钟的“单兵教练”让我出了一身汗。这样的训练又练了几次，我成功了。魏老师笑了，笑得让我充满了信心，也从他的笑容里品到了父亲的希望。
柿园学校在当时除教学工作很有名气外，其他各项工作抓得都很出色——“批林批孔”一类的政治活动不在其中。毛主席号召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的体育活动搞得生动活泼，“老八排”的篮球赛全公社获第一，一次到驻郏县部队打友谊赛，还把部队球队打输了。上级号召“勤工俭学”，学校在老火神庙的院里成立了木工组，做家具、课桌搞创收。我们参加最多的就是自己动手建学校的义务劳动。
柿园学校成为联中以后，教室不够用，只好把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又搬回村中央原来的老学校上课。校领导预计到生源将不断增加，第二年就有可能扩招，决定从我们入学的第二学期开始，上午集中时间上课，下午组织义务劳动。先是三五个人一辆架子车，到柿园村及周围村里捡烂砖头，拉回来以后，用铁锤再逐个把烂砖头砸成“鹅蛋块”的砖碴儿。自己建校用，工程材料和施工质量没人监督，但都很用心。地基下好，开始拉砖、拉瓦，凡是学生们可以干的活儿，真正做到了力所能及。村党支部支持学校，学校组织得力，不花钱的劳动力干活又是如此的卖力，两年时间分两期建了十六间清一色砖瓦结构的教室。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教室，没有哪个学生为挥汗如雨的无偿劳动而抱怨，反而更增加了大家珍惜时光学好功课的热情。
20世纪70年代的学校，不受社会的政治影响那是痴人说梦，万不可能，只有多少轻重之分。柿园学校就属于影响比较轻的那一类。
社会影响首先来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柿园村的农田水利、林业建设、农民文化、农村合作医疗等各项工作在全公社乃至全县都是先进。能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学校西边的科研田（五六亩地的一个杨树园）里经常有县里、公社里开大会，有时说是现场会，有时说是经验交流会。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发源地，是党中央培养的先进典型。自1968年8月开始，先后有两千多名郑州、许昌、北京的知识青年到郏县插队落户。柿园这样的先进村当然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好的地方，也安排了一些郑州知识青年在村北边的林场里成立了青年队。村里群众看到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上了学都到农村来干活了，咱农村孩子上学还有啥用！再说孩子们三天两头拉架子车干活儿，所以，不少家长对子女的学习失去了信心。而影响更大的还是那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
1971年9月13日，被全国人民天天祝愿“身体健康”的“副统帅”林彪偷坐飞机逃跑的途中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消息一级一级传下来，到村和学校这一级时，还真有不少群众觉得国家会不会大乱。这时候的各种批判会、群众大会一个接一个，而且我们这些中学生必须参加。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风浪把学生们也冲刷得“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对学习也渐渐失去了热情，而对参加各种批判会的热情却不断提高，因此，每次到得都很齐——大家没有忘记毛主席的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紧接着就是“批林整风”运动。至于上层建筑、党和国家的大事情我们中学生不可能知道，就知道毛主席说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一般学生好办，到会听听就行了，我倒不好办，我是班长，初二时已成为学生会主席，还是校团支部副书记，要带头写批判稿，写大字报，有时还得上台发言。“三要三不要”联系到学校、老师、学生，真是“隔墙亲嘴”，根本就沾不上边，可又必须得写。我这个班长还必须得带头写好，实在没办法就抄报纸、抄文件。抄报纸好，上边说啥咱说啥，至少不会犯“路线错误”。
这几年还有不少事儿，直接冲击学校正常教学工作，而且让我们很迷茫、很无奈。
让人无奈的是“批林批孔”运动。学校在批林彪的同时，也要联系实际整风，发展到后来又开始批孔。柿园村孔姓为大族，人脉兴旺，耕读传家，知书达理，从柿园村走出很多孔姓学子，全县仅中小学校长就有好几位，在郏县境内可谓尽享盛名。尤其我们学校的几位孔姓老师学识深厚，德高望重，不仅他们几个人备受同学们的尊敬，而且，全校同学对全村的孔姓人家都高看一眼，崇敬有加。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批判林彪那个家伙，不管我们知道有多少，都能写几页，都能喊几句，要联系批“孔老二”，批“尊孔”，学生们实在无法下笔，甚至就没办法说。我身为校学生会主席，班里的“领头羊”，更是为难得很。关键时候还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支书李自安、校长肖德河两个人英明，他俩能够在风浪起时站稳脚。县里向村里派了工作队，不开会不传达不行，要开会就只念文件，不脱离报纸内容，学校里只传达精神，追问起来算有这回事儿。同时还从各方面关心几位孔姓老师，支持他们的教学活动，所以，虽然这场运动多多少少影响了几位老师的情绪，但学校里始终没有掀起什么波浪，尽管如此，依然让我们忧心忡忡，不仅忧虑自己的命运，更担忧国家的命运。人们世世代代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圣人，两千多年后又被提出来“揭深”“批臭”，广大人民群众由此看到了国家对民族教育的漠视，对传统文化的遗弃。我自己也由此感到，我们这一代人要学好文化可能没有多大希望了。
接下来有两个阶段的批判活动对学校教育冲击很大。先是“反潮流精神”的泛滥。福建莆田的民办教师李庆霖向毛主席写信反映家里经济困难，毛主席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实事求是地告诉他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很客气地表示问题要慢慢解决。不论从哪个方面都看不出毛主席要推广他的“反潮流精神”。结果上级就号召全体民师向他学习，号召下级给上级提意见、反潮流。好在柿园学校的领导班子很团结，教师都安心教学，都觉得没有啥意见要提，这个典型在我们学校没怎么出彩。我的任务是负责抄大字报，结果没有人贴，自然就没有什么可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