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皇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
初，宛人卓茂，宽仁恭爱，恬荡乐道，雅实不为华貌，行己在于清浊之间，自束发至白首，未尝与人有争竞，乡党故旧，虽行能与茂不同，而皆爱慕欣欣焉。哀、平间为密令，视民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民亲爱，不忍欺之。民尝有言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曰：“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嘱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民曰：“往遗之耳。”茂曰：“遗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窃闻贤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遗之；吏既卒受，故来言耳。”茂曰：“汝为敝民矣！凡人所以群居不乱，异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礼义，知相敬事也。汝独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邪！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初，茂到县，有所废置，吏民笑之，邻城闻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为置守令；茂不为嫌，治事自若。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迁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及王莽居摄，以病免归。上即位，先访求茂，茂时年七十余。甲申，诏曰：“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
臣光曰：孔子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是以舜举皋陶，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寘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
打天下和坐天下一样，两手都要硬。打天下时，一手要抓军事，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只手要抓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形式。所以，从本质上看，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是一场政治角逐和竞选，战争只是口舌争议不能尽兴、不能出结果，于是才会刀枪相加而已。
毛泽东在打天下的时候，老早就明白这个理，他总结了“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前两条就是讲政治，统一战线针对上层，党的建设针对下层，政治抓得更细了。
秦汉以来，大一统帝国经过两百多年的实践，统治经验已经很丰富了，已经有很多遗产可供后人继承，所以，刘秀抓政治是主动的，有预见的。他的意图是从人事安排来体现的，天下乱哄哄，本来是军事将领得势得宠的时候，本来权谋之士该当重用的时候，刘秀也玩“掺沙子”，选拔忠厚之臣、循良之吏位列勇将谋士之上，示天下以治，这种组织路线，在古代叫“重文轻武”，在今天叫“党指挥枪”。
同样是剪灭群雄、底定大局，刘邦和刘秀有很多可比性。在这个问题上，刘邦是凭直觉，他称帝以后，为群臣评功，非以萧何为第一不可，为什么？就是着眼未来，不希望骄兵悍将把持政治。刘邦是在天下初定之时，迅速做这件事的。而刘秀动作更早，说明他比刘邦更有历史经验，更能先知先觉地处理此类问题。
很多史家都发现，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多近儒”，好多人都有游学长安的经历，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弇、祭遵、李忠、朱祜、窦融……等等，都是读经习艺的，这和刘邦手下基本上是乡镇基层干部和走卒贩夫大大不同，文化素质要高很多。但是，刘秀取天下以后，并不重用这些人，而是另外简拔文臣以实朝廷。刘邦虽有偃武修文的意识，但环顾左右，勋臣之外，无人可用，功臣集团是汉初的干部来源；刘秀时代，虽然众将领多近儒，武功之外能兼文治，但刘秀却有意回避，从这点就能看出刘邦和刘秀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整体的文化教育水平不同，人才的储备状况不同，两个皇帝的心态也不同。
刘秀任命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夫子卓茂为太傅，封褒德侯，表明自己要“德治天下”。
卓茂何许人也？儒者也。儒者读经，经分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国学经典，但在当时，也是术业有专攻，选修《诗》的，相当于中文系，专修《尚书》则相当于政治系，习《春秋》相当于历史系，虽然都是人文学者，所学不同，基本立场和为人做事还是有职业差异。卓茂年轻时考上了精研《诗经》的江博士的研究生，基础课是“关关雎鸠”，所以“性宽仁恭爱”。
卓茂为人很君子，他当初曾在丞相孔光那里做事，有一天坐着马车出去，有个人指着他的马说：“这是我丢了的马。”卓茂问：“你什么时候丢的？”对方答：“丢了有一个多月了。”卓茂知道是这人认错了，但是他是学《诗》的君子，还是把马解给了那个人：“你可能搞错了，等你找到自己的马，记得把它送还丞相府。”后来，那个人果然找到了自己的马，把卓茂的马送了回来，并向卓茂叩头致歉。史书由此定评：“茂性不好争如此。”——还好，卓茂是生活在古代，要是生活在现代，他要开一辆宝马车上街，丢过宝马的拦住就要，他开奔驰，丢过奔驰的也要，卓先生有一百辆车也不够被人误领，而且我敢保证，没人会送车回来，就算失主找到自己的车——这种事迹一看就是不靠谱的，这样的桥段还发生在别人身上，只不过马变成了牛。
卓茂的性格我们不追究了，我们看一下他的政治主张：
卓茂曾经担任过县委书记，有一天，有个人来告状，说他们的乡长收受了自己赠送的“油and米”。
这件有涉腐败，卓书记单召见了举报人，仿照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句式问：“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嘱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是他无缘无故向你索要乎？是你有事求他乎？你只是想拉拉近乎套套关系乎？）
举报人说：“嘿嘿，只是想和领导认识一下，套个关系。”
卓茂并不学究，作色道：“靠，你既然是自己想拉关系，主动送礼，为什么还要举报？”心里骂道：这小子太不地道了！
如果简单地看，这个举报人不仅不地道，而且有陷害干部的嫌疑，但是，他下面的话，却道出了中国官场古今都存在的现象和治理的难点。
举报人说：“我听说，在民主体制下，官员是选民的公仆，所以选民不怕当官的，当官的也不敢向选民索要好处，可是今天实际情况是，我打心里害怕我们乡长，生怕他有事会为难我，所以我才没事也送送礼，铺铺路子，免得以后临时抱佛脚。我听说，在广东东莞的一些镇子，都有上千的台资、港资厂，每逢年节，这个厂商都要给镇领导送红包，至少人民币一万，所以这些镇长一年就是千万元户。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你说这种现象是不是比官员公开索贿更值得深思呢？所以我不是举报我们乡长，我只是来和您探讨一下政府官员的灰色收益问题。”
卓茂一听：“嘿！要说呢，你这个人也太少见多怪了！我问你，干部和群众是什么关系？是鱼水关系，我们干群一贯是鱼水情深嘛。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逢年过节，老百姓之间都要送个礼，别听他们广告上喊什么‘今年过节不收礼”，事实上是礼多人不怪。所以，如果你不想脱离社会，生活在真空中，就要和人拉关系，礼尚往来。你们乡长我知道，是个好干部，你们逢年节送些油and米，或者是Money，这都是‘礼’！别忘了，我们是以‘礼’治国的哦。”
举报人听得似懂非懂：“如果是这样，那么党纪国法为什么还要禁止向领导干部送礼呢？”
卓茂呵呵一笑：“哎呀，本来我不该和你说，要说起来，这就是政治的高深之处啊，国有国法，人有人情。要讲人情，干部也是人，薪水又不高，也要生活，拿点贪点也没啥嘛，何况是群众热爱领导主动送的呢；当然，要是拉下脸来讲国法，那就对不起了，不要说一年收一千万了，收五千块钱就能立案！”
举报人似乎明白了：“那，什么时候讲人情，什么时候讲国法呢？对谁讲人情，又对谁讲国法呢？又是谁来决定讲人情还是讲国法呢？”
卓茂正色道：“你回去想吧。”
举报人道：“我已经想明白了，这叫‘一切皆有可能，领导决定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