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
莽以刘之为字“卯、金、刀”也，诏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
……
莽曰：“古者一夫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秦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制于民臣，专断其命，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最后五十年，汉帝国在不停地衰退中。在政治上，纲纪不振，外戚专权，整个上层腐败奢靡，这在史书上多有记载；在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王莽说“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应该是反映现实状况的。所以帝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需要改革，也都渴望改革。
王莽应该是应运而生，王莽也确实在政治和经济上都策划和推进了改革。在政治上，除了形式感的东西多了一点以外，应该说纲纪不振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解决，王莽本人比较节俭，为了正风气，他还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腐败奢靡的问题也有所缓解。班固带有个人偏见，说王莽一直作伪，其实王莽以身作则，是为他赢得了相当高的声望的。当时的官员和老百姓只要一对比，不论后面汉家的几个皇帝，还是王莽的几个叔叔，在个人道德方面都太差劲了。王莽在作风方面焕然一新，这是应该肯定的。
由于班固的偏见，我们看不清王莽身边其他人的状况，按常情推断，王莽在建立新朝的过程中，在改革的过程中，是感召了一批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志的，没有同心同德的拥护者，他折腾这么大的动静是不可能的。
王莽在政治改革方面如果说还能得分（改革官制颇有闹剧色彩，但王莽勤政、俭朴的作风对朝廷风气的影响应该予以正面的评价），那么经济改革则是乱无章法，一败涂地。
王莽改革币制，又改革土地制度，这两项改革当然是关联的，我们讨论一下。
新朝币制，王莽改了大约四回，总体的方向是减少钱的成色，降低钱的价值，缩小钱的面值。他废除流行已久的五铢钱，推出了一铢钱。第二年，王莽更推出了金、银、龟、贝、钱、布六种材质和二十八种面值的货币，后来，龟、贝、布三种货币因为老百姓坚决不用，又只好也废除了。王莽还禁止私藏黄金，让贵族们把黄金统统交出来，兑换成政府发行的货币。这一招更多的意义是让刘姓贵族贫困化。
我们从现代的角度看王莽币制改革，他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货币流通性不足的问题，可以说是长期银根紧缩。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货币是金银铜等贵金属，不易开采，另外，这些货币的储存价值被放大，流通价值被缩小，金银经常被大小财主埋在后院子的地缸里，退出了流通。
流通的钱少，钱就值钱，相对的粮食等其他东西就便宜。银根紧缩一来不利于工商繁荣，二来让小农经济更加脆弱。中国的工商业不发达，除了政府通过政治手段、文化意识压制以外，货币发行量太小也直接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毛主席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锐圆的理解是，不是到了明末中国才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就会萌芽，这是自然而生的，只是流通的货币太少，商业无法规模运作。最近看《财经》杂志报道，说粉碎“四人帮”前，中国的M2货币只占GDP的25%，现阶段是125%，美国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虚拟经济中流通的钱是GDP的14倍。依这个标准看，中国古代的M2，也即流通的钱和社会储蓄（埋在地窖里的金银）占GDP的比例可能更低，小生产虽然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但是没有货币流通和金融支持，也就形不成真正的资本主义。资本是什么？资本是钱，没有钱，哪里有资本主义？
从王莽的土地政策看，王莽是在搞社会主义（胡适语）；从王莽货币政策看，如果简单地判断，币制改革是增加流通性，似乎是在促进商品经济，也似乎可以得出王莽在搞资本主义的结论。其实不然。
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容易的，是有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容易对接的，思想观念上容易转弯，利益考量上容易算账，“公有”，“天下为公”，多么漂亮的说辞，老百姓又容易接受，所以公有制容易搞；商品经济不能搞，因为商品经济的逻辑终点是纳税人供养政府，纳税人对政府这个要求、那个监督一大堆，这玩意儿多麻烦。
王莽拆细货币单元，扩大货币发行量，特别是用什么龟、贝、布之类的东西充当货币，从本质上讲，他不是为了发展商品经济，而是乌托邦狂想症暴发，他倒没有想到用黄金修建公共厕所，但是却妄图以货币贬值来摧毁货币、消灭货币。中国的圣贤们一直鄙视货币，认为金银饥不能食，寒不能衣（晁错《论贵粟疏》），而被不法贵族和奸商用来兼并小农的土地，造成了社会不公，这种认识上的浅薄害了中国几千年。
锐圆上面讲到货币短缺，一来不利于工商业繁荣，二来让小农经济更加脆弱。因为流通性不足，农民无法在丰年积蓄相当的货币资产（谷贱伤农），一到灾年，农民只有借高利贷，一般的结果是破产。于是先卖土地，后卖儿女。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最要命的不是地租，而是高利贷。
王莽的货币改革，即使有现代金融的精神，由于其操作过急，在当时也会造成很大危害，因为你大量发行货币，势必造成通货膨胀，又禁止私藏黄金，这样，有钱阶级主要是贵族和官僚，就会大量购置土地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保值，结果就是加速了土地兼并，让更多的自然农成为丧失土地的佃农或者奴隶。
王莽即使不是一个伟大的也是一个杰出的社会批评家，他说：“古者一夫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秦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制于民臣，专断其命，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他对现实的批判是非常准确而富有人道精神的，他反对贫富分化，反对土地兼并，反对人口买卖，认为买卖人口“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这是百分之百的以人为本啊。
王莽发现了社会问题，并且站在自己阶级的对立面即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试图改变这不公正的现实，这是需要伟大的道德精神才能做到的。
但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原因分析，却缺乏相应的深刻性，他把这一切归咎于“秦坏圣制，废井田”。注意，他很策略地没有明指是“秦和汉一起坏圣制”。既然原因在这里，他的改革方向当然是恢复“井田制”。
一夫百亩的“井田制”到底存在过没有？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有一个因素就足以让井田制永远不能恢复，那就是人口滋生。人均耕地面积逐步减少是历史必然，历史上后来有几次大规模的均田，一般这种平均地权是在大的战乱之后，人口大量减少、无主土地比较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土地流转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朝代一个政府可以让人均土地不减少、不流转。唯一可以强制实行土地稳定的方法，就是实行土地公有制，搞社会主义。于是王莽也搞“社会主义”，当然是所谓的“社会主义”。
王莽下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这条土地制度真的有社会主义内涵：一，土地公有；二，土地不是商品，不许买卖；三，私人使用国有土地有最高限额，超过即拨付不足者使用。
土地公有或者国有，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真问题，也是一个伪概念。说它是真的，确实是真的，皇帝对全国土地拥有全权，从法理上、法律上一直没有含糊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原则一直被承认。但是，它又是个伪概念，因为天下的土地不可能由皇帝全部个人所有，技术上也不可能。刘邦打下天下，分封宗室功臣，某种意义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制，也可以按今天的话理解，就是土地所有权是皇帝的，使用权是宗室功臣的。这也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实质，整体上是国有，具体上又是私有；名义上国有，实质上又是私有。但是这个私有又不被法律保护，小农的土地可以被抢夺霸占，皇亲贵戚、达官世族的土地一样可以被皇帝以各种名义剥夺，只要他有这样的意愿然后再随便找个理由。
所以，第一，王莽宣布天下的土地是“王田”，搞土地国有化或者重申土地是国有的，这个很容易，没有人和他进行法理上的辩论，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人，对他的政策宣示可以不理。
第二，王莽规定土地不许买卖，这一条他很难做到，“使用权”具备了商品性，“所有权”的拥有者也没有有效的办法制止。王莽不许买卖土地，出发点是好的，是担心弱势群体遭到兼并，他要制止这种剥夺他人生产资料的行为。这就像我们今天的政府，把房产交易税提到很高，动机也是为了制止炒房，照顾买不起的房子的弱势群体的，但是，结果呢？
张三的儿子病了，需要钱来医治，他唯一可以换到钱的资源是土地，但是土地不能卖，他的儿子只好病死；李四、王五作为个体，他无法忍受官差的税费，于是他就像更多的邻居一样，主动“集体化”，把自己的土地献给大户、豪强，主动放弃国家名义上“三十而税一”的惠民政策，托庇于这些大地主，宁愿多交一点租子，以避免国家的徭役和其他摊派。而豪强大地主则通过和地方乃至中央官员的勾兑，取得更划算的利益，享受更多的优惠。发展到最后就是中央财政破产、基层小民破产。
第三，王莽设置个人拥有土地上限，限制大地主的产生，这个制度看上去很美，其实很糟糕。对王莽来说，他根本没有上个世纪40年代末共产党拥有的动员、组织能力。强行实行土地平均，因为没有基层的组织动员，他这样做，就会彻底得罪新旧宗室、贵戚和官僚阶层，进而直接动摇自己的权力基础。王莽的新朝就是被破产的农民和破产的贵族联合起来颠覆的。
王莽改制证明：第一，那些“看上去很美”的圣贤理论是不大可靠的，如果照搬这些理论，问题就更严重；第二，要改变一个社会既有的状态，哪怕是极不公正的状态，也不是那么简单地登高一呼就可以完成的，改革的领袖必须要有无所畏惧的道德勇气。但仅凭这点勇气是不够的，当然连这点勇气也没有就更不要扯淡了，改革必须在政治上对社会进行动员和组织，要约束甚至剥夺既得利益的特权，必须向人民喊话，得到人民支持；第三，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应该是宁缓毋迫，宁不足也不要过头。在改革中，出于对底层民众关怀，可以站在道德的高点，但是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不能道德化，要认识和尊重经济规律。在经济活动中，强势的力量有更多的选择，很多似乎是有利于小老百姓的政策往往最后成了害人的政策。经济学教科书都讲这么一个例子，为了抑制有钱人的奢侈，对游艇加税，最后的结果是造游艇的工人失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