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献皇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hú）。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
中平是灵帝的年号，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是甲子年，岁在甲子，黄巾民变，天下大乱。
“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余年，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续汉书·郡国志》注）
战乱首先带来的是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中国人口5649万，到三国末年降到767万（魏443万，蜀94万，吴230万），这里面可能有隐匿的人口没有统计上来。到晋初，人口统计有1616万，如果这个数可靠，那么767万这个数就偏低了。
军队屠戮军队，军队屠戮百姓，社会经济秩序遭到破坏，土地大片荒芜，粮食生产中断，连军人都“仰食桑椹”，“取给蒲蠃”，曹操有两次因为士卒没得吃而罢兵，一次是攻徐州陶谦，一次攻吕布。据记载，程昱在为军队提供后勤供应时，里面夹杂了不少人肉干。军队尚且如此，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其悲惨困苦，实在是难以想象了。
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出粮食危机的严重性：刘虞任幽州牧时“敝衣绳屦，食无兼肉”，但他“务存宽政，劝督农桑，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谷石三十”这是190年幽州处于相对和平时期的粮价，在李傕、郭汜相争的长安，“谷一斛直钱五十万，长安中人相食”。
“石”是重量单位，等于古制120斤，“斛”是容量单位，等于10斗，一斛略相当于一石。粮价用“腾飞”两字形容是不会错的。
后来曹丕登基称帝，下诏废除五铢钱。其实，不是官家要废除货币，而是生产力严重倒退，商品流通基本不存在了，国家与百姓，百姓与百姓之间都是玩易货贸易，不需要货币结算。大家见面，都是一句话：“粮食的有？”
这种历史经验不断积累，重农主义就越发主流，再加上地主老财有点金银就埋在后院的地窖里，遂导致中国长期以来处在通货紧缩的状态，商品经济难以发展。
所以在军阀混战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间歇性的停战，不是大家突然爱和平了，而是实在打不动了，皇帝不差饿兵，军阀也差不动饿兵。饥饿导致和平，看上去很怪，但确实发生过。
要想生存，要想发展，要想把对手干掉，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一条，必须是“粮食大大的”。
到建安元年，战乱已经十二年了，相信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怎么办？一方面是“千里无鸡鸣”，土地大量闲置；一方面是“生民百遗一”，人口锐减，当时的青壮年，基本上都被裹挟到军队里来了，又要战斗又要生产，怎么办？学习南泥湾呗。
向曹操建议屯田的是枣祗（名字怪怪），执行完成这一策划的是任峻。任峻原是中牟县主簿，曹操兵到时，主动迎接，曹操把堂妹嫁给了他，甚见信任。
《三国演义》里中牟县令是陈宫，《捉放曹》在这里上演。三国时期，有很多能干的地方官，处在乱世，既要保境安民，又要重新确认自己的政治态度，还要应付很多不期而至的麻烦。乱民、流窜的武装、地方豪强、附近各路诸侯的游说和威胁，他们都要经常遭遇和应付。这部分人在《三国演义》里没有什么表现，《资治通鉴》里有一些记叙，零散的，没有集中起来叙述和议论他们，但是这部分人在当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三国志》卷十六记载了几位，他们是典农中郎将任峻、金城太守苏则、河东太守杜畿、京兆尹郑浑、魏郡太守吴瓘、清河太守任燠，京兆太守颜斐、弘农太守令狐邵、济南相孔乂。
屯田也是古已有之，不过一般是屯边，中原腹地，农业发达的地方，土地还不够贵族豪绅霸占，哪里有空地让军队屯田，只有汉末丧乱时期，才有可能在农业发达的中原屯田。
据资料讲，当时中国的耕地面积约合现在的4.8亿亩（今天的耕地面积是18亿亩），建安初年，人口应该比三国末期（767万）多一些，如按1000万计，人均48亩。
枣祗设计的政策是：用官家的牛，粮食缴六留四；不用官家的牛或干脆不用牛，国家一半个人一半。也就是地租高达50%～60%，相比于汉文帝时代三十税一，这么高的剥削率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从汉代自耕民都愿意带着土地做豪强大户的佃民，宁愿受这些大地主的剥削，也不愿意缴纳所谓的“三十税一”，这说明政府对农民的正常税负、徭役、苛捐杂税等加在一起，可能多缴十倍都不止，三十税一只是一个美丽的画饼。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规定地租最高不能超过产量的37.5%，从这些情况看，中国农民受剥削的程度一直都很高，曹操屯田收取50%～60%，考虑到当时的农民都是在流离失所的状态下，流民有地可种，还能得到一些帮助，应该说，这是一个惠民的政策。
曹操在垦区设计了“典农中郎将”（大郡）和“典农校尉”（小郡），这个中郎将既是垦区军队的长官，也是垦区的行政长官，和郡守的权职一样甚至更大，要理解这个体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现在的建设兵团。这种体制的创新或者革命，给曹操带来了超乎群侪的竞争力，粮食供应大大改善这是肯定的，能看得见的好处；另外这种行政体制军事化带来的效率也是相当高的，整个官吏的作风也会从过去的奢靡向质朴的方向改善，社会动员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曹操屯田不仅具有军事意义，其社会、政治意义也很深远。不知道当时的其他诸侯对此的反应如何？袁绍有没有效法？反正袁术没有，他还是停留在强征暴敛的阶段，这会让他的社会和政治资源一步步枯竭。
毛泽东熟读史书，又特别喜欢曹操，这一段历史他一定熟稔。在延安时代，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其实也是屯田，军政合一、兵农合一。有历史的经验，加上延安的经历，老人家对“全民皆兵”十分向往，“万里江山万里营，七亿人民七亿兵”，这是他社会理想的一部分。1969年，知青下乡运动开始，最早的一批老三届全部充实到了黑龙江、云南等建设兵团，到了20世纪70年代，应届毕业生才在全国各地包括城郊农村插队。老人家过于从中国历史中汲取政治经验，忽略了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对国家民族进步的推动作用，他以空前绝后的社会动员能力，焕发起空前绝后的革命激情，如果当时能把这些热情和资源都用于经济建设，中国更能早一天崛起。
曹操的屯田制，既做到可持续发展，又确保了成本领先。另外，曹操还采纳了卫觊的建议，实行食盐专卖，并用食盐换取耕牛，扶植农业生产。河东（今山西运城）有盐池，曹操控制河东食盐，运到关中，招徕流民，恢复了关中的农业生产。
中国历史上每次大的战乱，都会用无数百姓的生命换来一个土地相对“过剩”的结果，新的王朝也可以借此恢复生产，重建社会经济。可是不受制约的专制利益集团，永远不会汲取历史教训，社会稍有恢复，他们就一定会继续贪黩腐败，一定会变本加厉地奢靡浪费，一定要把老百姓敲诈到忍耐线以下。
曹魏集团没有从屯田的社会实践中发现社会改造的思想资源，很快就丢掉了“南泥湾精神”，立国三代即被僭夺，教训很深刻啊。司马氏就更别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