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世祖武皇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
大司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淮北监军王琛恶之，密表苞与吴人交通。会吴人将入寇，苞筑垒遏水以自固，帝疑之。羊祜深为帝言：“苞必不然。”帝不信，乃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
说大司马石苞之前，先聊聊中国古代的军制和兵制。
说到军制，无非中央地方。军权在中央，这是必需的；地方军权过重，势必有割据的问题。
有网友说：“自宋以后（元稍微有些例外），中原王朝几乎再也不存在足以动摇皇权的军功集团与外戚集团，中央的权力从此牢牢掌控在皇帝的手中，中央大动乱基本上不再出现。”这个我大致赞同，但在上世纪初，中国又出现了地方军阀，个中缘由当然非一言可以道尽，但军队问题是个大问题，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兵制，中国历史上大体有三种：
一为征兵制，也就是义务兵役制，一般男丁在十五岁至六十岁都有为朝廷当兵的义务，当然也包括后勤保障的民夫。这样的士兵训练显然不足，“将不专兵，兵不识将”的现象严重，壮丁不仅要随时丢下生产上前线，而且要自己准备武器、盔甲甚至马匹（《花木兰》里就是这样哦），这样也会严重骚扰百姓，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二为募兵制，也就是朝廷花银子雇人当兵。这种制度一方面考验国家财政，当然最后都是老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将领们上下腾挪的空间就大了，一来可以贪污兵饷，二来容易形成士卒只知将领不知皇帝的问题。朝廷掏钱，养出来的却可能是杨家军李家军，这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会让皇帝哥哥相当难受。但是募兵相对专业化了，训练水平要好很多。
第三是世兵制，也叫军户制，就是律法规定你们这一家世世代代当兵，典型的是清朝的八旗兵。
这三种兵制，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汉代以征兵制为主，也有募兵，防守四方多为征兵，出击匈奴则选取募兵；在曹魏时期，以募兵为主，但也有世兵，就是所谓“部曲”。比如曹洪等带的就是自己的家兵，戏文小说里面讲到的“亲兵”，大抵就是家族的世兵，《红楼梦》里的焦大哥哥平时是贾府的奴才，打仗时就是贾家的亲兵。另外，三国时期，很多诸侯都借过外族的兵，许以财帛，实际上是雇佣军，但这些羌兵或鲜卑兵，本身应该算是世兵。也有人认为，这些少数民族是全民皆兵或举族皆兵。
一般来讲，中央军特别是守卫京城的部队，这都是朝廷出钱招募的，在晋代，有中军（宿卫内城）和中护军（卫戍京畿），将领非亲信莫任，贾充任中护军首领，足见信任。至于在各地的军队，有的可能是朝廷出饷，更多的可能是军屯（自己养活自己），如果嫌种粮食来钱慢，就干脆设卡收费，甚至抢掠，反正大家现在能想到的来钱办法，古人也一定能想到。
“大司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就是石苞同志在淮南一边吃国家的军费，一边当农场主。从曹魏开始，两淮就开始军屯，同时也可以到南边的吴国地面上劫掠一下，甚至可以以剿匪为由，对自家的地盘也“梳理”一下，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就是这意思。总之，有对峙但无战事，是将军们最快乐最幸福的，偃武修文或者真有恶仗要打，他们就不那么爽了。所以石苞在前线捞钱是肯定的，大大的，身边的兄弟们也是能分沾一点的，“威惠”二字当如此理解。
“淮南三叛”（王凌、文钦和毌丘俭、诸葛诞）以后，司马家对驻淮大将肯定有各种防备，有思想准备也有其他措施。监军王琛举报石苞和吴国勾勾搭搭，是王琛确实发现问题了，还是司马炎觉得石哥哥捞得差不多了，该回来消费消费刺激一下内需了。这都不重要了，反正帝王家疑心病不能没有，“魏之削诸侯者，疑同姓也；晋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石苞有没有“自固”的意思不管他，反正司马炎要来个八大军区对调。
司马炎要征调石苞回京，不是光下个红头文件，而是派义阳王司马望（司马懿弟弟司马孚之子）率大军以“邀请”，这种防范过度很容易激起兵变。有个叫孙铄的人，赶紧跑到寿春，劝石苞自我解除兵权，一个人到都亭待罪。司马炎看石苞态度端正，于是原谅了他，只要证明不是造反就行，至于贪污腐败那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由人民币造成的并且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旷有智局，容仪伟丽，不修小节。故时人为之语曰：“石仲容，姣无双。”石苞在晋国高层中是出身寒族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曾在司马师手下做过中护军司马。司马懿听说他“好色薄行”，提醒过司马师，司马师认为：“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这种看人用人观念现在也很流行。
在司马昭时代，屡立军功，淮南三叛后，石苞接替淮南防务，深得司马昭信任。据说有一次石苞回洛阳述职，拜见过曹髦，回头他对司马昭意味深长地说：“非常主也。”不久就发生成济弑曹髦的事件。
光有功劳不算，关键是和领导思想上保持一致。司马昭死后，他恸哭曰：“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能公开替领导抱屈，那不是一般的部下，而是核心的铁股子。
历代皇帝看重大臣的是忠诚，至于个人品行操守，那就次要了，在晋朝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