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烈祖明皇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
夏，四月，丙申，吴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黄龙。
这一年，孙权也登基做了皇帝。至此，“三国”才算是名副其实。
孙权做皇帝比曹丕晚了九年，比刘备晚了八年，这事让清代的王夫之很感慨：对比一下人家孙权，看看你刘备都做了些什么？曹操称魏王，你就称汉中王； 曹丕称帝，你也称帝。汉献帝还没死你就发丧，为自己登基创造条件，费诗陈明大义指出不宜称帝，你个小气鬼就把人家贬到老少边穷的地方。你既然借着大汉的名声做皇帝，为什么上了台以后“无一矢加于曹氏”？
样板戏《沙家浜》里，沙奶奶怒斥胡传魁、刁德一：“你们号称‘忠义救国军’，为什么见日寇不发一枪？”
看来“发一矢”和“发一枪”都有试金石的效果，光口头讲是没有用的。
孙权素怀帝王之志，为什么迟迟不加冕登基？估计还是从现实的考虑出发，认为不出头为好。一开始不挑战曹丕的地位，看能不能捞更多的实惠。等到刘备死后，孙刘再结盟，诸葛亮一出祁山，孙权伺机发动了石亭战役，重创曹休，势力最强的曹魏反而屡遭攻击。“一强独霸”的趋势在逆转，“多极鼎立”的趋势更加明朗，孙权心里话，咱也整“一极”吧。
从当时的疏奏和议论中可以看出，有不少人有重回到战国时代的感觉，当时除了诸葛亮高调宣传“汉贼不两立”，更流行的是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心态。灭蜀之后司马炎登基，即使在晋帝国内部，主张继续维持晋吴分裂现状的也是多数，司马炎起初为统一做的准备工作，很多都是在“地下”状态进行的。
当时单纯反对天下一统的人不多，但反对战争的人比较多，所以“不统不武”成了一种很流行的思潮。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的关键词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实，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讲：“天下大势，合久难分，分久难合。”
如果当时是因为厌战所以容忍分裂，那么今天我们会不会囿于“和平”这样的意识形态，而导致台海统一无期呢？
孙权称帝，对曹魏是个政治挫折，对刘汉是个政治难题。孙权虽然不停地犯境侵扰，但名义上还接受着魏国封的“吴王”，现在连这个虚名都不要了，这对魏国来说是个意料之中的挫折。孙权做了皇帝，对强调“一个汉天子”、“我是唯一合法”的蜀汉来说，自己的战略盟友公开“僭越”确实是一个政治难题。孙权知道这对蜀汉是个挑战，所以专门派使者到成都，提出了“并尊二帝”的方案，咱们“一边一帝”。成都内部这下肯定要吵架了，有人就提出来，我们不能用原则做交易，应该“显明正义”，和孙权“绝其盟好”。
其实真正面临挑战的是诸葛亮，他既要以政治博弈的现实考虑问题，又要维护“汉贼不两立”的原教旨理想主义。现实本来就比理想更现实，诸葛亮先是谴责了孙权“有僭逆之心久矣”，但马上就把现实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
诸葛亮坦承：我们现在不可能也做不到先灭了孙权“乃议中原”——先帝就这么办了，吃亏了不是？诸葛亮和所有的中国政治家一样，都能从历史经验中找到自己妥协的正当性，他说：“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伏与吴盟，皆应权通变，深思远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
这就是政治，需要忽悠老百姓的时候，革命理想高于天，大道理讲得啪啪响；遇到现实的问题时，马上“应权通变”，变通的台阶随时就能找到，越是高举理想旗帜的越能妥协，妥协的幅度越大。毛泽东对尼克松就说他喜欢右派，愿意和反共最勇猛的共和党领袖尼克松打交道。因为他深知，越是政治色谱处在两个极端反而越容易媾和，双方鹰派出面和谈比鸽派谈得更扎实，更有实现的可能性。巴以关系是这样，将来台海两岸恐怕也是这样。
有一个历史细节很有意思，诸葛亮派卫尉陈震回使吴国，双方勾兑了一个“密约”，内容是瓜分魏国：“约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属吴，兗、冀、并、凉属汉，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苟合在一起的人们也需要愿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