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处天下之中……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洛阳)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与唐共灭而俱亡者……予故尝曰：“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
呜呼！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乎，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洛阳名园记》所列宋代洛阳名园19座，记述翔实，但用意绝非写景记事，它警告公卿士大夫们：不可沉醉园林美景，忘却天下重任。
李格非，生卒年不详，据《宋史·李格非传》推算，约生于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约卒于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
这样，我们也许就能读出：《洛阳名园记》“出版发行”时，徽宗可能还没打算营造艮岳。
艮岳营建，约始于1104年。
这样，一个清晰的历史脉络，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徽宗、朱勔、蔡京等，在铄古震今的《洛阳名园记》中，读出的不是“唐之末路”，而是一种别样味道——好玩？生气？献媚，抑或是攀升工具？也许不一而足。
他们也许就此达成一个共识：李格非、司马光等，这些元祐党人，手下败将，跑到洛阳后，还在唠叨什么“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
更可气的是，司马光在洛阳搞了个“独乐园”，躲在里面写《资治通鉴》，也在喊叫什么“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啥都看洛阳，还要京师干什么？
这些人，竟不把朕放在眼里。朕孬好玩玩，你司马光的“独乐园”不就乐不起来了吗？
于是，徽宗君臣“风云际会”，建造艮岳的玩火计划，出台并被实施了。
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反对党官员”在洛阳闭目静养时刮起的造园风，“吹”出了东京艮岳，把京师给刮垮了。
而且，人欲静而风不止，直把赵家天子的行宫，吹到了杭州凤凰山下。
这儿，是“艮岳之裔”赵构的梦中艮岳；在这儿，赵家天子的皇宫，竟然也不再追求庄严；整个行宫，都被建成了一个御花园——徽宗艮岳的杭州版本。
隋炀帝在洛阳建起庞大的西苑后，还觉得不好玩，于是这位中国大运河的策划人、第一任董事长，顺流而下，在江南玩翻了天；徽宗觉得炀帝这样干，太累太傻，不如把江南好山好水搬到汴梁来得痛快。艮岳起，赵家江山却成了残山剩水；赵构觉得他老爸也有点儿神经病，好山好水的，搬个啥，还惹得民怨沸腾？把京师、行宫搬过去，不就得了吗？
金人南侵，恰是赵构迁都的好借口、好机缘？
这样说，不会太冤枉赵构这位皇帝老儿。
在大宋皇帝中，他是徽宗之后最有艺术气质的人，诗、书、画都直追老爸。航海避难，他还雅兴四起，在温州江心寺写下“清辉”、“浴光”。
要是赵构有徽宗的大环境小气候，玩得可能比他老爸还浪涛击天。
他“直把杭州作汴州”，还不是小菜一碟！还都汴梁？
那儿残垣断壁，一点儿都不好玩了，还回去干啥？
金人非要，拿去就是。朕只要能有西湖、钱塘凤凰山，就够玩的了！
《洛阳名园记》出，而有艮岳；艮岳出，而北宋亡；北宋亡，而有《东京梦华录》。而在杭州“录”尽“东京梦华”，为汴京谱写下最后一曲挽歌的孟元老，恰恰正是艮岳督建人、户部侍郎孟揆——
孟揆，《东京梦华录》著作者。孟氏家族，谁作“梦华”？
《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是研究东京汴梁的左图右史。
一个是不厌其细的图像盛宴，一个是不厌其烦的文字满汉全席。两者“互补互助”，800年前的东京梦华，就会在今天复活。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尽管身世难以详述，但轮廓清晰，没有太多秘密可以追问。
而《东京梦华录》作者孟元老，云遮雾绕，其身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这样写道——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京师）之下……”
《宋史·选举五(铨法下)》记载：“崇宁以来，类多泛赏，如曰‘应奉有劳’……皆无事状可名，而直以与之。孟昌龄、朱勔父子、童贯、梁师成、李邦彦等，凡所请求，皆有定价……”
史料告诉我们，孟昌龄在崇宁以后呼风唤雨，成为朝中高官。从时间上看，它和孟元老“到京师”，契合起来。
孟元老说得清楚：“先人”到京师做官，自己“渐次长立”；崇宁癸未，也就是1103年，他当在18岁以下。
从时间上，能判定孟昌龄和孟元老有着父子关系吗？
《宋史》云：“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许翰言：‘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延康殿学士孟扬、龙图阁直学士孟揆，父子相继领职二十年，过恶山积。妄设堤防之功……聚敛金帛……而昌龄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势，顿取百年浮桥之费……不先诛窜昌龄父子，无以昭示天下……’诏并落职：昌龄在外宫观，扬依旧权领都水监职事，揆候措置桥船毕取旨……”
孟昌龄家族是徽宗年间一统水利与桥船等国家基本工程建设、收受买官贿赂(见前面引文“凡所请求皆有定价”)、贪污公款的高官之家。
《续资治通鉴》载：“靖康元年(1126年)夏，四月……癸丑……令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杨戬、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应奉，童贯西北之师，孟昌龄河防之役……所得爵赏，悉夺之。”
宋人徐度所著的《却扫编》还写道：“(徽宗)政和中，始置宣和殿大学士，以蔡攸为之……而孟昌龄、王革、高伸亦继为之。然皆领宫观使或开封府殿中省职事，未尝居外……虽前宰相，亦莫及矣。”
宋朝有严格的官员交流制度，一般情况下一位官员居京、任近、任远，是要隔几年轮换一次的。而在徽宗当政期间，孟昌龄“父子相继领职二十年”，稳居京师，这在当时是罕见的。
享受这种“待遇”的孟姓高官，在徽宗时代，唯有孟昌龄家族矣。
至此，孟元老似乎只能在孟昌龄家族成员中产生了。
《东京梦华录·序》云：“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绍兴丁卯岁除日，幽兰居士孟元老序”。——这三条信息合在一起，就排除了孟昌龄是《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东京梦华录》写于绍兴十七年，距靖康元年已经二十多年，跟着先人在崇宁癸未（1103年）来到东京的孟元老，此时也该在60岁上下，而他的“先人”，至少应在80岁左右。也就是说，倘若是孟昌龄，他以这等高龄，不厌其细地写作《东京梦华录》，恐怕已经力不从心。
这样，我们就只能从孟昌龄的儿子中寻找《东京梦华录》的作者。
《宋会要辑稿》说，孟昌龄与其诸子——扬、揆、持、扩，在政和至宣和年间分居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都水监、将作监诸大要津，勾结内侍，“权倾中外”。
“扬、揆、持、扩”，谁作了《东京梦华录》？孟揆撰写《东京梦华录》
折腾得昏天黑地，想起学术顾问、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程民生教授。
说起此事，程教授当头泼来冷水一盆：这事儿太大、太糨糊，折腾点别的吧！
不依不饶道出折腾路线与眼下进程，程教授转愁为喜：“思路不错，有门儿！”
于是，他应承下来，帮助我们查找更多历史资料，以相互佐证。
首先，他闷头就给我们抛来一块“黑砖”：《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东京梦华录》的作者是孟钺。
孔宪易先生认为，《东京梦华录·序》中有“观妓藉则府曹衙罢”，此乃孟元老之“夫子自道”也——《三朝北盟会编》诏云：“开封府仪曹孟钺……皆以蔡京……孟昌龄之子弟、亲戚……”，以此推断：孟钺是孟昌龄家族中经蔡京保奏推恩而担当“府曹”的，是孟昌龄的“有服”本家，时在“宣和元年”。
但是，宣和元年是1119年，距孟元老离京只有八年。何况在孟昌龄家族中，那时能领这等小官的，定是个小混混类的“待业青年”——如此这般，孟元老在东京“数十年烂赏叠游”，何来也？
就此请教程民生教授，他很快就回了话：“查，孟钺是孟昌龄的孙子。”
这样一来，“孟钺说”，已然不攻自破矣——无他，年龄不符，孟昌龄孙子辈的人，与“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不符——从年龄上说，在这一时段，能够“渐入桑榆(晚年)”的，只能是孟昌龄的子辈——孟昌龄早已“渐入桑榆”，而他的孙辈，也就是孟钺，则正值盛年，不该在这一时段“渐入桑榆”也。
接着，程教授抛出第二个问题：注释《东京梦华录》的著名学者邓之诚先生认为，“元老本末不详”。邓先生在《东京梦华录注自序》中，曾批判清代开封籍学者常茂徕仅凭孟元老巧写“花石朱勔”，就推想《东京梦华录》作者是督造艮岳的孟揆，盖因常茂徕“不甚读书”、“异想天开”、“胸无黑白”云云。
这不是明明在说我们吗？
只好临阵磨枪，查阅邓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自序》。邓先生在“自序”云，孟元老“靖康丙午南徙”，也许没错；但邓先生忽略了一个过程或细节，那就是孟元老本人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说的，却是：“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
这个细节很重要。
先让我们看看“靖康丙午之明年”的大宋，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年一开头，已经禅位钦宗，做了太上皇的徽宗，带着他的一干亲信，南赴镇江，避祸金兵，其中有高俅、童贯等人。这次离京，在孟昌龄家族中，最有资格护驾相随的，也许正是孟揆。此时，孟揆比他老爹孟昌龄都更讨徽宗信任——是他，督造了艮岳！
而《东京梦华录》对京师每个角落，乃至皇宫之内，都多有详述；唯独不记东京城最最“梦华”的艮岳，其隐情，也许正在于此。
《东京梦华录》成于江南，江南百姓对艮岳恨得要死(艮岳甚至是方腊起义的导火索)。这也许是孟元老不署孟揆、不写艮岳的一大因由。
署孟揆，《东京梦华录》就臭不可读了。
蔡京、秦桧的书法不好吗？但，很臭很臭！
如署孟揆，《东京梦华录》就很难“出版”流行，能否留下来，则更加难说。南宋初年，谁会愿意出版将北宋引向灭亡的“奸臣”写的这类小书呀！孟元老还要在江南生活，就是为了自身安宁，他也会隐去其“揆”，不写艮岳——在江南，艮岳的“冤主”，太多太多。
倘若孟揆是在靖康元年一月跟随徽宗离开东京的话，那么到了二月，就有大臣奏请钦宗：诛窜昌龄父子，以昭示天下。
之后，在徽宗返京时，孟揆也许自“窜”了：他可能留在镇江一段时间，是故有了“靖康丙午之明年(建炎元年)，出京南来……”；在“宣和六贼”相继被诛杀后，他为了避祸，继续南徙，到了杭州——不然，一个“出京南来”的“瞬间”，怎么会让孟元老花去了两年的时间呢？也许迁徙，从东京到杭州，持续了两年——这种迁徙方式与迁徙时间，也许只有孟揆才能“独享”——靖康元年初，东京衣冠还没有发生大迁徙；有的，却是清算“奸佞”的大诛窜。
建炎元年五月，赵构登坛受命，大赦天下，但“蔡京、童贯、朱勔、李彦、孟昌龄、梁师成、谭稹及其子孙见窜者，更不收叙”。而孟揆，继钦宗之后，再次成为高宗这位新皇帝的前朝遗老。
但很快，隆祐太后崛起。她与赵构携手，“一凤一龙”，都是开创大宋“中兴”局面的中流砥柱。甚至可以说，隆祐太后是“中兴”大宋的“定海神针”，她的每一句话，都在左右着赵构前行的方向。
隆祐太后崛起，自然能够改善孟揆的政治境遇，也让他能静心养老，不必担心被继续诛杀了。
为什么呢？
“查，隆祐太后姓孟，就是孟太后；孟昌龄，是隆祐太后的本家。”程民生教授说。
孟太后的哥哥孟忠厚，护驾太后，在1127年离开了东京。
孟忠厚有六个儿子，这就有了孟元老在杭州的“近与亲戚(有血统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
《东京梦华录》为什么署名“孟元老”呢？
孟氏家族起家，是从孟太后的爷爷“孟元”开始的。
孟太后本为元祐皇后，她是哲宗的皇后。
在应天府（今商丘），赵构即位，先尊孟太后为“元祐太后”——元祐是她的夫君哲宗的年号。
马上，赵构就知道自己错了，改尊孟太后为“隆祐太后”。
为避祖讳矣。
孟太后的爷爷，名曰“孟元”呀！
《东京梦华录》既然回忆旧都，连“建炎元年”都不想提，别扭地称之为“明年”——“靖康丙午之明年”。
隐去“建炎”，隐去“孟揆”，梦回东京旧都，梦回孟氏起家先祖“孟元”——其书，曰《东京梦华录》；其作者，曰“孟元老”。
“孟”、“梦”都是梦，书梦的是旧都，揆梦的是先祖“孟元”——他的老祖爷爷。
这，无疑佐证着《东京梦华录》，当出自孟氏家族之手。
在孟氏家族中，只有孟揆写《东京梦华录》，“诸相”圆融……
在杭州，孟揆“录”尽“东京梦华”，给杭州留下了一个梦回旧都的标本。没有《东京梦华录》指引，杭州人也许会错把杭州当汴州。没有《东京梦华录》指引，今天的我们也许找不到梦回东京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