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旅苏游记与苏联形象的建构
十月革命后，被称为“赤俄”的苏联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出现了“以俄为师”、“到莫斯科去”的留苏浪潮，大批知识分子赴苏学习、游历、考察。这种颇具规模的、有组织的、政治意识自觉的赴苏旅行带来的文化冲击、知识转变在现代中国文化的向苏“迁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亲历者大量的政论文章、通信、演讲、旅行游记与“五四”前后掀起的俄苏文艺与思想的大规模译介，成为中国获得苏俄知识的重要媒介。而游记作为一种结合纪实报道、传记、散文和虚构各种形式的文学类型，其文学性和可读性、通俗性使其在民间的传播较政论文章更为广泛，时间更为久远。旅苏游记记述了游记者个人的旅苏体验，他们在苏联的衣食住行，沿途的所见所闻，考察、游览的地方和景点以及与其相遇、交往的各色人等，并以此反映苏联的政治制度、国家管理以及经济建设和人民物质生活、精神风貌等方面的状况，“将抽象的理论转化成了具体的事实”，为中国人了解、认识苏联提供了重要的窗口，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想象和期待提供了重要的话语资源。在这些游记中，苏联与英、美的政治制度及文化比较无处不在，因此，它们也为国人评价西欧及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参照系，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中，起过不可忽略的舆论作用。另一方面，赴苏游记记录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处身苏联现实时所发生的文化冲击与文化认同，同时也揭示了特定时期苏联知识的传播与苏联声望的树立背后的文化政治机制。
在各种文学类型中，旅外游记最典型地体现了不同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想象性的相互看法和相互阐释，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如法国学者基亚所说，可以从旅行游记中看到“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那些主要的民族神话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么生存的”，“一个民族的声望是如何树立又是如何被摧毁的”。
综观中国近代以及民国时期的旅外游记，可以看到，中国游记者对他们所考察的异国的描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地理地貌，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地形外貌、气候特征及自然风光。其次是城市景观。在游记中，城市，尤其是大都会被看做国家形象的主要体现者，因此，也是游记者主要的凝视、体验对象和描绘对象，包括建筑、公共空间、大街及其行人的服饰、表情，体现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名胜古迹，现代化的象征实体、社会政治制度的表征（诸如海关、监狱、议会或国会、医院等）。第三是反映一个国家文明特质的伦理道德、风土人情、从行为举止中所见的国民素质，反映人民生活状况的衣食住行。第四是对具有限定性和随意性的东道主代表的描绘。这些被提炼出来的“局部”、“现实”并非社会的全貌，但却不可避免地被推广来代表整个国家和国民。游记者对这些“局部”、“现实”的文化评价往往无法摆脱自己有限的经验和某些先入为主的“定型观念”。
毋庸置疑，现代时期的中国旅苏游记向中国人描绘了苏联的社会文化现实，但这种现实是经过游记者的眼光这一“过滤器”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的。游记者的政治倾向、社会身份、价值观念、个人性格，在目的国旅居、参观的时间长短、考察访问的途径、消息来源的渠道、行踪线路图、考察对象、旅游景点的选择、作为一个旅居者在异文化中的生活体验——衣食住行的满意度，中国本土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范式以及东道主国家自身对外来者的旅行及书写的控制与操纵等，都影响着游记者对目的国的观感和评价以及最终的写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有关苏联的观察和表述在宽泛的意义上说都是“带有身份的政治性表述”。纵观近代以来的旅俄、旅苏游记，可以看到，作为中国毗邻的俄—苏之进入中国视野，并被观察、游历和言说，一直与两国的外交和中国本土的社会、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与疆土纠葛、侨民问题、贸易政策、军事冲突、政治变革密切相关。从中国第一部旅俄游记图理琛的《异域录》（1715），到晚清出使大臣志刚的《初使泰西记》（1868—1870）、曾纪泽的《使西日记》（1878—1886），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李仲武的《游俄国见闻实录》，俞颂华的《游俄纪实》，无政府主义者抱朴的《赤俄游记》，徐志摩的《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30年代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王月波的《苏联五年计划成功史》、蔡运辰的《旅俄日记》及《俄京旅话》、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戈公振的《从东北到庶联》、韬奋的《萍踪寄语》（二集），直到40年代郭沫若的《苏联纪行》、茅盾的《苏联见闻录》等，都主要是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考察记录，在游记者的跨文化旅行活动中，政治旅游、社会考察占主导地位，辅之文化旅游，他们“凝视”异国的眼光除个别以旅行者个人自我的目光对自然地理、名胜古迹进行“人文、诗学的考察”外，大多是以“国家的”、政治的、有时甚至是“学生的”眼光观察苏联。如果说，在晚清的旅俄游记中，对俄罗斯地理位置、自然风光、气候特色、植被物产、领土管辖、关口要塞、城市重镇、政治制度、民情风俗的描绘展现了俄罗斯幅员辽阔、人烟稀少、气候严寒、物产丰富、林木繁茂、人民淳朴、生活艰苦、政治黑暗、刑法严酷的图景，那么，在现代时期的旅苏游记中，领土、疆域意识退居其次，新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现代化的象征实体及社会政治制度之表征的政治机构占据主导地位。
民国时期出版的旅外游记大约300部，除英、美、日及南洋外，苏联是当时知识分子重点考察、游历并书写的国家。有关苏联的游记、杂感、书信首先发表于各大报刊，如《晨报》、《生活》周刊，《大公报》及《宇宙风》等。大部分单行本在几年间不断再版。但是，与此大量的游记作品不相匹配的是对于苏联描绘的刻板化。对于这个世界上版图最大、民族构成最为多元、政制最为特殊的国家，中国观察者的评价和描绘并非众声狂欢而是两重声音并置。来自不同阵营、不同层次、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个性的苏联观察家从各自的政治倾向、思想观念出发，对错综复杂的苏联做出了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和情感倾向性、彼此又是截然相反的观察和评价。苏联形象呈现出两极对立的特点： 理论与幻想中的苏联与现实的苏联相冲突，光明的、“天堂般”的乌托邦苏联与黑暗的、恐怖的，有时甚至是“地狱”般的苏联相对峙。
二、 “乌托邦”苏联形象的树立
从旅苏游记来看，30年代可以说是苏联乌托邦形象在中国确立的重要时期。如果说，20年代的瞿秋白、俞颂华、抱朴及徐志摩等人的旅苏游记更多地表现了苏联建国初期的阴暗面，触目惊心地揭示了苏联在经济政策、国家管理中的严重问题及其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困苦，特别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十月革命后思想、艺术处境的关心，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个人理想和已经接受的理论体系与现实苏联的巨大反差。那么，随着30年代苏联五年计划的实施，经济的迅速发展，西欧遭受经济危机的侵袭，苏联对于外来人口的严格控制以及入境旅行考察的高度机构化和组织化，中国的旅苏考察者队伍构成的相对官方化和单一化，苏联的问题被经济建设的成就所遮蔽，访苏游记从总体上来说表现出与20年代截然不同的风格，表现苏联光明面的游记占据压倒优势。在大量莫尔式的“乌托邦”游记中，苏联被描绘为制度先进、经济腾飞、劳工神圣、一切为民、没有特权、一切平等、福利制度健全、人民幸福、言论自由、重视文化的新型国家。
任何一种国家形象的树立都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行为使然。30年代“乌托邦”苏联形象在中国的树立和传播也同样是一种群体性行为。从30年代的胡愈之、戈公振、戈宝权、邹韬奋直到40年代的茅盾、郭沫若之间，可以连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他们共同的政治倾向、共同的期待与想象、相似的考察线路图和经典的参观景点以及千篇一律的旅行写作风格，可以说反映了一个时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集体想象。这些乌托邦苏联的书写者大多在20年代有限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倾向于社会主义革命，把十月革命看作这些理论的实践，一战所暴露的西欧文化危机及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仰。”因此，这些先入为主的亲苏者赞赏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对苏联颠倒崇拜，视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问题的良药。当他们真正踏上苏联的国土面对现实中的苏联时，因为时间的短暂、语言的障碍、交通的困难、东道主对旅游活动的精心安排以及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苏联旅行社以及外交文化协会等机构的无形“操纵”等，都实际上限制了他们对苏联社会生活做全面客观的了解，即使是感受到了问题的存在，他们的理论观念和乐观主义也使他们更倾向于对存在的阴暗面予以同情理解，把它们看作旧社会的遗留，或者是新生儿诞生时的阵痛，与苏联现行的制度、政策无关。
1930年底，倾向革命的世界语工作者胡愈之结束了流亡法国三年的生活。因为经济危机中的法国失业率大增，生活费用猛增，胡愈之靠稿费无法维持在巴黎的生活而归国。1931年1月，他途经莫斯科，按规定只准滞留24小时，但对苏联心仪已久的胡愈之在苏联世界语工作者R女同志的帮助下获准停留7天。在R同志的帮助和导游下，他游览了莫斯科，参观了红场、克里姆林宫、列宁墓等惯常的游览景点；参加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城的旅馆业劳动者竞赛，在主席团就座，在会后参加了劳动者的宴会和舞会；参观了反映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工厂和谷麦托拉斯、食堂、托儿所、莫斯科大学和模范小学等。这些就是胡愈之认识苏联的直接来源和根据。在《莫斯科印象记》中，作者根据他访问的一位讽刺画家的话对于苏联的现状做了界定：“革命的最艰困的时期已成过去的噩梦了”；“我们过着生平最美满的日子，而且是过最合理的、公平的生活。现在我们已没有忧虑”；“我们所得到的精神的快乐，足以抵偿物质困难而有余”。由于是过境中的临时访问，胡愈之亲身体验了苏联的“住宅荒”。他为寻找住处奔波了一天，直到半夜才在R同志的帮助下在“无产者旅行社”得到一个床位，一间屋子住了近20人，且男女混居。尽管语言不通，但胡愈之在这里受到特别的欢迎和照顾。他从这些人感受到的是：“大家都象一家人，过的全是天真的朴素的自由的生活。我在这一星期的生活中，第一次感到团体生活的乐趣。在这里大家的生活是齐一的，同一样的睡觉，同一样的吃饭，全没有贫富高下的分别。各人都显出十二分的满足和愉悦。各人都觉得别人的生活和我一样，因此计较心和羡慕心完全消失了，大家就同自家兄弟一般。这种集体生活的快乐是居住在巴黎、柏林大旅馆内的阔客所梦想不到的。”从他所接触的有限的人群身上得出的结论被推广来代表苏联人民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十月革命已产生了许多奇迹。而就我所见，最大的奇迹是人性的发现。在莫斯科使我最惊奇的，是我所遇见的许多成人，都是大孩子： 天真、友爱、活泼、勇敢。”他把这看作废除“以奴隶制度为目的的掠夺制度”的必然结果：“掠夺制度一旦废除以后，有手有脑的人，不必再为生活而忧虑；人不必依靠别人或向别人乞求而生存。”胡愈之崇拜苏联的是私有制的废除，国家对经济建设及分配的绝对控制以及大规模的集体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平均化及集团化、整齐化的人民生活。
尽管胡愈之深知苏联国土广大而自己在苏的时间短暂，参观经验浅薄，多属道听途说，但他还是写下了这本《莫斯科印象记》。他在“序”中说：“为了表示我的惊奇与愧怍，并为了酬答莫斯科的朋友们的礼让与善意，我才写了这本小书。”然而正是这部怀着感恩心情和浓厚的理想化色彩的“小书”的“印象记”却被后世看作“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著作”，“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轰动了知识界，开拓了一代人的视野，在他们的心灵处播下了向往社会主义的种子”。当年首次在《社会与教育》杂志连载就使杂志销量大增。1931年由新生命书店出单行本，在一年多时间再版五次，后来被国民党政府所禁，但在香港、南洋又翻印出版，其畅销程度可想而知。正如戈宝权所说：“但凡是在30年代读过《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的人，都从它得到了深刻的印象，在思想上受到了不少启示。”1935年当戈宝权自己作为《大公报》、《新生》周刊和《申报》周刊的特约通讯员前往苏联时，书包里就带着这本游记。他当时就住在规定外国人居住的四大旅店之一的“大饭店”（1945年郭沫若访苏时也住在这里），“就按《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一一寻访旧迹”；“多少年来我始终珍藏着这本书，因为是它使我最初认识了苏联这个‘普罗之国’的”。戈宝权在苏联生活了三年，自己也写了大量的倾向相似的苏联通讯报道。1932年，胡愈之主编《东方杂志》，大力介绍苏联建设的成就，并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征文，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应征，他们的梦大多是关于中国未来的。邹韬奋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就是胡愈之所描绘的那样一个一切集中、平均的“共劳共享”、消灭了剥削和特权的平等社会。
1933年韬奋流亡海外，考察了法、德、英、美等国。在他的游记中，他最敏感也是记述最多的，是贫富悬殊，华丽背后的黑暗，“纸上的自由与民主”，工人的失业、贫民窟的肮脏、女子的卖淫、老人的孤独……，使他确信资本主义正行进在通向灭亡的道路上。当他于1934年7—9月访问苏联时，他处处看到、听到也是他最敏感的，都是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反的景象。在他看来，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一切为了人民的国家，它的制度是最合理、最充满生机的，它的人民是快乐幸福的，正在建设中的莫斯科宏伟壮观，建造中的道路、房屋、公园、马路都是为劳动者而建造的，而西欧各国的好马路只见于布尔乔亚所居住来往的区域。莫斯科没有失业工人，没有贫民窟做点缀。他经过《真理报》馆时看到报馆的工人两三百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到运动场去；休息日，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列队到野外去郊游，他被他们嘹亮的歌声所感动。他由此得出结论： 苏联人民精神振作，幸福愉快，这是别的国家的贫民窟的人无法想象的，他赞扬这种“集团娱乐——群的娱乐”。与三四十年代的许多游历者相同，韬奋也参观了莫斯科文化公园及儿童村，看到宏伟的建筑、花草树木，阳光充足、空气清新的大玻璃宫，儿童戏院、大食堂，戴着白帽的护士对孩子的细心照顾，他感到这些孩子“看上去简直好像图画上所绘的‘乐园’中的无数的‘安琪儿’！”在他看来，“这样细嫩的健美的安琪儿在西欧的贵族和布尔乔亚的家庭里是常见的，所不同的是，这里他们来自平民的家庭。”1933—1935年，戈公振随颜惠庆大使出访苏联。他参观了莫斯科和彼得戈勒的各种博物馆、展览馆，在大戏院观看过不少戏剧演出，参观了各地新建的工业城。在《从东北到庶联》中，戈公振介绍了苏联的第七次大选、描绘了列宁逝世十周年纪念、两个大的阅兵仪式的宏大场面、对于他所参观的“碱城”、“铁城”、“油城”、“电城”、“谷城”、“社会城”的规模、现代化设备、产量以及管理制度、福利措施等都做了特别详细地介绍，可以看出他对与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规模与成就的由衷赞叹。通过这些有限的接触，他感到这是一个“苦尽甘来的庶联”，它已经“由自私自利的社会走向大同世界了”。在这个国家，“人人有工作，无不生产的人和剥削阶级的存在”；“人人无私产，地位平等，没有阶级的差别”。只要做工就不愁衣食住，生病有免费的疗养院，残废衰老有社会保险，可以安心职业，无须外骛和忧虑未来。子女教育有幼稚园和公共食堂，免除了家庭的烦恼，工会保护工人的利益，消除了劳资纠纷。工人有言论自由，每一个工厂都有手写的壁报，农场和工厂有自己印刷的报纸。人民有游行的自由，在一年一度的五一节大庆祝和体育大阅的节日里，庶联境内，举国欢庆，莫斯科、彼得格勒全城装饰一新，到处悬挂着标语、图画和列宁、斯大林的相片。这也是一个消灭了官僚特权的社会。做人民表率的党员“只是为大众谋幸福”，“比旁人拿得少，事比旁人做得多”。戈公振不仅赞扬集体经济和平均化的集团生活，而且肯定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组织和管理，在他看来，文学家艺术家走向工农大众、文学艺术表现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必然的使命。
30年代的这些“亲苏者”、“苏联迷”们大都带着先入为主的理论和理想去观察苏联并寻求证据以证明苏联道路的正确，与其说他们所看到的是苏联的优越之处，毋宁说是他们自己的美好“愿望”，是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而苏联也将最美好的那一面展示给他们。他们的旅游考察线路图和考察重点基本是相似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同的： 参观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和劳动人民生活的现代化大工厂及其有花园、草地的工人住宅区、医院或疗养院、大规模的集体食堂、咖啡馆、浴室、工人技术学校、托儿所、工业管理机构，反映农业改革的集体农庄及总管理机关谷麦托拉斯，莫斯科大学和模范学校、犯人教养院（大多数人都参观过改造罪犯的“布尔穴俘公社”）、妓女改良所，图书馆、博物馆、报社及出版机构；拜谒列宁墓、游览公园；参加阅兵典礼（如五一节体育大检阅和军队大阅）、劳动竞赛、出席大会、参加有限的集体活动。这些的确是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造的有形实体，是真实存在的，但又是虚假的，它们被抽象为一种社会化、政治化的文化符号，变成了“展览与陈列”，遮蔽了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这些由东道主精心安排和选择的经典性的景点，作为当时苏联社会现实的叙述符号，却被对此缺乏清醒意识和批判眼光的中国观察者们当作苏联社会生活的现实和全貌。游记者被接待者无微不至的关怀所感动，为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拜访者、解说者、导游所提供的解说和数据所震撼，几乎丧失了判断力。这些有限的、被精心选择出来的政治化、社会化的实体“符号”，在千篇一律的游记中，作为乌托邦苏联形象构成的主要元素，被注入了浪漫主义的、理想化的诠释。“乌托邦”的苏联成为20世纪30—50年代中国人想象苏联、表述苏联的主导性话语形式。
三、 另一重声音： 光明背后的黑暗
然而，30年代并非只是“乌托邦话语”的独白，在这种强音的背后，存在着另一重声音，言说的是另一个苏联的故事。令2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义者们迷惑、伤心、令自由派诗人恐惧的那些阴暗面在30年代“反苏者”们的观察中，依然触目惊心地存在。苏联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面目： 物资匮乏、分配制度不合理、人民生活困苦、新生的“红色贵族”的特权、专制、官僚习气、简单粗暴的干部作风以及言论、思想的不自由和个性的丧失，几乎成了苏联无法根治的痼疾。
1930年，南京政府全权代表、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莫德惠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就中东路问题进行会谈，蔡运辰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经历了这场费时2年的谈判过程。在《俄京旅话》中，他以知情者的身份讲述了30年代苏联对外来人口及外汇市场的严格控制，知识阶级“除奉政府命令考察、含有公事性质外，私人前往，例予拒绝”。出入境的时间及所带物品的数量和价值也都有严格限制，入境检查极严，超过数量一律没收。入境不许携带苏联通用纸卢布，必须到指定银行兑换外汇，私兑有罪，居住也限定在专门接待外国人的几家旅馆。这种种限制给外来者在苏的生活带来的麻烦在曹谷冰的游记中也可见一斑： 为吸收外国货币：“任何外国人往俄国去，不许携带卢布，如或贪图便宜，在入境以前，兑些卢布随身带去，也必被俄国税关检查没收，绝无侥幸。而且外国人到了俄国，有许多东西，只能到托尔格新购买（专为外国人开设的商号），只收美金，不收卢布”。旅馆也按美金计算，兑换必须到指定银行，购买时出示兑换凭据，否则不能购买货物，“所以外国人在俄国的生活，不但极贵，而且非常麻烦”。在《俄京旅话》中，蔡运辰主要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入手，描绘了苏联人民极其艰苦的生活。在国家绝对的经济生产、物资分配的控制下，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下，无业者排除于被分配者之外，生活寥落，任其自生自灭，“不待驱逐而自无”。人民中之有职业者凭政府发放的供应册购买衣食住行种种应用物品，“购时拥挤异常，排班鹄立往往达数十人，依次购买，而立于最后者非数小时不能如愿。某俄女言，曾拟购双履，立肆外三日而不得”；“面包一物，需用最切，购买极难，……每见面包店前，鱼贯而立者有时达数十步，辄有天下无如吃饭难之叹”；“夫每人晨起，不暇他顾，而先汲汲皇皇，冒风雨寒暑，赴市鹄立，以购其数百格兰姆之面包，此真我国所谓无隔宿之粮者”。苏联人民每日为饮食担忧，精神自由更无从谈起，不同意见者受到严加制裁，维男女关系——结婚、离婚、同居——非常自由。“苏联人民饮食如彼其简单，工作如彼其强制，如再不解除男女之防，则人民更无有生之乐，失之于彼者得之于此。试观春秋佳日（夏日尤胜），林下水边，双双情侣，幕天席地，为所欲为。”作者对于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的不合理以及思想管制的严酷和道德风尚恶化的批判态度不言而喻。1931年，曹谷冰以天津《大公报》特派员身份访问苏联两个月，其《苏俄视察记》记述了他对莫斯科、列宁格勒、高加索的梯比利斯及黑海港口熬德萨等地的考察，他对苏联的工业建设以及农业改革的巨大成就，大规模工厂和食堂的优良设备、工人之间的互助精神以及保险、休假制度予以充分肯定；但另一方面他也批判了苏联对“大规模”和“数据”的追求，在他看来，赶超英美、城市里正在新建的马路、巨大的工程、富丽堂皇的戏院，“花三四百万卢布修一个公园，什么都是大规模的，……一切事情都脱不了夸大狂”。商业、服务业公有制后存在着管理不善、服务怠慢、互相推诿的弊病。生产计划不顾实际完全根据数字制定，政府但求急遽建设，增加产量，而不计品质之优劣。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工业建设“对于人民要求过奢，几为人民精神体力所不能忍”。人民吃得少、穿得坏，怀疑者、畏缩者还要受到严厉处分。在他看来： 苏俄人民并没有得到人们所讴歌的那种解放和自由，“苏俄这个名称是不能把‘自由’二字连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说，“反苏者”的表述与评价必然免不了其“政治身份”的局限。那么，同一历史时期外国的“亲苏者”对苏联问题的暴露或许可以提供另一种参照。30年代中期，法国作家纪德和罗曼·罗兰作为苏联的朋友应邀访问苏联。苏联官方对他们的待遇远远超乎中国的考察者。他们在与中国考察家们相似的时间、相似的背景下参观了苏联官方向他们展示的相似的甚至是更完美的图景。但是，对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相似的所见所闻，纪德和罗曼·罗兰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正是从对他们的特别优待、每日丰盛的宴会，从有意展现给他们的特意制作出来的表演中，他们伤心地痛感到这是一个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严重的、特权横行的、没有自由、消灭独立思想、丧失个性的社会。被中国考察家们赞赏的莫斯科新建筑，在他们眼里变得粗俗平庸；大街上看上去精力充沛、衣着一律的人群，没有一点雅致的迹象，缺乏个性，显示了平均化的恶果。在中国游记者看来表现人民集体生活、精神风貌的群众大游行、盛大的体育节庆，纪德和罗曼·罗兰从中看到的却是苏联政府强有力的组织效力和人民的狂热。万人大会到处高举着的斯大林相片，颂扬斯大林的赞歌，向斯大林致敬的歌舞，使罗曼·罗兰联想到的是《罗马狂欢节》：“有时产生一种印象，似乎队列行进的是抬着恺撒及其尉官们的画像的古罗马军团士兵。这时，行进的人群看上去就像凯旋的罗马人队伍——行进的是拿着战利品的军队”。而斯大林则“像罗马皇帝一样花了6个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
正如纪德在《访苏联归来》中所说： 在苏联有很好的地方也有最差劲的地方，“最不好的负面效应伴随着最好的正面效应；几乎可以说负面效应是正面效应的结果。往往一片光明突然会一片混乱，变成一片黑暗”。对于赞赏苏联、热爱苏联的纪德来说，苏联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敢于梦想的，为之我们敢于追求的在那里发生了。乌托邦的理想在它的土地上变成了现实，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我们有所追求的内心欢欣鼓舞”。在苏联，他感受到了人民的热情、兄弟般的友谊，看到了青年和孩子们健康快乐的精神风貌，到处是热情洋溢的欢乐景象，文化宫的工人们在跳舞、游戏、运动、在举行普希金的诗歌朗诵会，参观的模范工厂、农场、学校，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显得井井有条。他为这一切所倾倒，也准备回去让所有的人倾倒。可是，他对这些“风景”失去了兴趣，他越来越怀疑真正的人的处境被“关闭”了起来。在苏联，他最关心的是“人”的问题，是“人们怎样改造人”的问题。当他从人而非从“风景”、“从苏联领导人的言行”看苏联时，光明的苏联的景象便被涂上了浓厚的暗影。被展现的模范学校背后是大量的孩子失学和无家可归的儿童流浪街头，农村小学教师低微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工资被拖欠，大量的课本和练习本因为质量低劣不得不废弃；人们赞扬出色的模范幼儿园，但实际上八分之七的孩子无法入托；他被告知苏联的学校教育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模范少先营的孩子们说的话都是别人教他们背出来的，青年也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言行。从幼稚时代就开始对人们进行的思想的改造，结果是人民思想上的懒惰，把一切都看作天经地义，大家想的说的都一样，“每次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等于和所有人谈话一样”。这种思想的千篇一律是教育、宣传的结果，更是物质平均化、社会平均化的结果，每个人的需要是一样的，吃一样的食物，穿一样的衣服，夏天的几个月里几乎人人都穿白色衣服，人人都一个模样。在工厂里，相同的工人住宅内部是千篇一律的房子和家具、墙上悬挂着的是同一张斯大林的相片，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家只是睡觉的窝，他们的生活兴趣在公共聚会场所，众人的幸福代替了个人的、个性化的生活。随大流成为流行的价值观，艺术丧失了个性，艺术家丧失了发出呼声的动力，只有屈就某项导向的内容才是有意义的。“一部作品不管它多么美，只要不紧跟路线，就会遭到羞辱。美被看作是一种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对艺术家、作家的要求就是听话。”人们热情赞扬苏俄已是一个消灭了阶级和特权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可是，普通工人的工资与高级负责人、官员、专家、教授、艺术家的工资之差高达几十倍，从最低的50卢布到2—3万卢布。新生的贵族在产生，懒散堕落、贪图享受、不顾他人的“资产阶级的本能”依然存在。人民幸福只是表面上的，存在于背后的是更广大的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悲伤的人民。发现两种苏联的并存，对于“亲苏者”纪德而言，无疑是痛苦的。但是，说出事实真相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向他发出的呼喊。正如纪德所言： 批评苏联也许不合时宜，但存在着“比自己，比苏联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因此，“必须分析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必要的话还要批评，这也是列宁本人对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的要求”。1937年刊发多篇著名作家苏联见闻录的《宇宙风》连载了戴望舒翻译的《访苏联归来》，1937、1938年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了郑超麟翻译的《访苏联归来》和《〈访苏联归来〉之补充》，引起极大反响。但是，50年代，随着苏联“乌托邦”话语一统中国，《访苏联归来》连同纪德一起被打入“另册”。所有有关苏联的“另一重声音”遭到压抑，其结果是对苏联的错误和问题的遮蔽、重演甚至照搬，为此，中国人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被历史的经验所证实。
（原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