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一则故事讲起。有一次，宋代理学家程颐收到友人张载的一封信，张载在信中将自己最近关于修养的体会写成了一篇文章，请程颐指点。程颐看后在回复中说：
所论大概，
有苦心极力之象，
而无宽裕温厚之气……
欲知得与不得，
于心气上验之。
（《近思录》卷三）
这段话的大意是：你所写的东西，内容固然不错，但是从行文可以看出，你为了写这篇东西，搜肠刮肚、费尽心机，搞得自己精疲力竭、身心憔悴。你这是何苦呢？你口口声声要发明可以拯救人性的大道理，但是看看你自己，却活得如此辛苦，岂不是自欺欺人吗？程颐的这段话，显然是在讽刺一些人为了某一个更大的事业，而把自己当下的生活搞得不成样子。他从养生的角度否定了这种修业方式。
在这里，“苦心极力之象”与“宽裕温厚之气”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是为了某个外在的目标而牺牲当下，把自己搞得很苦；后者则是工作时从容自得，心里放得开，工作本身成了享受。程颐还指出，要想知道自己人生的修养和境界如何，其实很简单，验看一下自己的心气就知道了，“欲知得与不得，于心气上验之”。“得”是指在做人方面，你是不是真的找到了感觉。就像穿鞋子一样，好与不好自己心里最清楚。一个人在思考人生的道理时，如果想明白一个道理后，感到内心里非常充实、有活力，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和放松，那说明是真想明白了，“思虑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相反，如果一个人自认为把做人的道理想明白了，但在想的过程中他感到心力交瘁，有苦难言，那还不是真的想明白了，而是勉为其难，自欺欺人罢了。因此，他建议张载还是“潜心默识，玩索久之，庶几自得”。“玩索”就是反复地玩味。
宰相司马光与程颐交情笃深，曾推举程颐做了宋哲宗皇帝（1085—1100年在位）的老师。有一次，程颐听说司马光为了编《资治通鉴》，经常通宵达旦不睡觉，有时候整夜整夜地秉烛沉思，长时间地焦虑不安。程颐私下跟自己的学生说，司马光这个人简直是太悲惨了。做人嘛，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呢！人活一世，究竟有多少血气，经得起你这样劳耗。在程颐看来，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事业，都要保持宽裕温和、从容不迫的心态，才活得有意义。换言之，为了事业有成，让身心健康受到摧残，即使取得了再大的成就，都是没有意义的。至于有些人生命质量差到了心理衰竭、身心俱疲甚至朝不保夕的程度，更是与初衷背道而驰了。在古人看来，这就叫做“偏执”，应当“去执”。我们今天也可以借用一下西方哲学名词，称之为“异化”。所谓“异化”，是指从事一种与人性相对立的工作。不是说他的工作目标不好，而这种以牺牲生命质量为代价的追求，是不值得的。程颐所批评的正是这种异化或偏执的工作态度，它在今天的白领阶层中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呢？
在程颐看来，人生在世，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尽可能过得有意义。无论我们学什么，做什么，都不应当为了将来的目标，而牺牲了当下。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在为未来的某个看似必要或宏大的目标而奋斗，而把当下的时光当做手段，据说牺牲当下的生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将来。结果，无数个当下过去了，我们依然生活在为将来而牺牲当下的情境中。最后，老了，发现自己仍然在为将来而牺牲当下。好不容易快熬到生命的尽头，仍然无法摆脱为将来而牺牲当下的苦命。固然，有时候我们是不得已而牺牲当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但是，事实上，情况未必如此简单。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生命的珍贵，无论如何迫不得已，都应该努力把每一个当下过得更有意义，因为人的生命就是由无数个当下构成的。
偶尔听说一些名人，功成名就，身家亿万，仍然选择了出家来了却余生。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人看破了尘世的各种物欲，发现人生的种种追求，最终带来的都是心累和烦恼。他们感到如果不出家，就不能从为物欲所累中彻底走出来。跟那些为了功名利禄而心力交瘁、心理枯竭甚至过早夭折的精英相比，这些人的选择未必是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