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到1976年，历时十年，这场政治大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震撼，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最初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解决了国际共运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问题，是伟大的创举，是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但历史的进程并不是像他设想的那样美好，他最后也知道对于“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离开人世前最担心的两件事之一，就是怕后来者否定“文化大革命”，他是怀着忧虑的心情离开人世的。
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导致“文化大革命”这场公开冲突的党内矛盾起源于“大跃进”，其实质是关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两种不同方针政策之争，也是党的领导层就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大辩论。他不同意国外某些人把个人权力欲和虚荣心看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他认为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更深刻的考虑是培养接班人，反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试图建立一种天生能预防官僚主义的新型党组织。这样的分析，应当说也显露出了作者深邃的见解。
施拉姆认为，虽然不必过多指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采取的实际做法却无助于实现其目标。毛泽东号召造反，打碎全部现有的党组织，这在一个共产党已执政的国家中是令人费解的。这不仅使一大批党的重要干部被打倒，而且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因此，这场运动虽然是在马列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但它的实际做法必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性主义精神相违背，也否定了毛泽东本人的一贯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符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趋势。施拉姆预言，中国的科技、管理人员和现代工人不可能无限期地接受“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和做法，某种适合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讲求效率的、合理的政策终将取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改变未必意味着中国将放弃独立自主的政策而重新仿效苏联模式。石仲泉、张宁、杨德：《值得一读的毛泽东政治传记——施拉姆著（毛泽东）编译后评述》，转引自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322页。
上个世纪60年代上中期，国际国内形势异常复杂。毛泽东处于极其审慎的状态中。作为党的主席，他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忧虑出现官僚主义者阶层，担心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殚精竭虑，一再防范人民的共和国变修。应当说，其本意是好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担心，这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忧虑，这是共和国缔造者的情结。
但是，在毛泽东眼中，看到的不是苏联东欧某些国家刚刚起步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国内“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而导致经济、政治体制上存在的严重弊端，而是变色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内遍布城乡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他感到失望，失望的是党中央负责第一线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并没有同他一样看到这一点，而且这些领导人似乎还有纵容之嫌。因此，他越来越感到这些人似乎也靠不住了，也有可能变修正主义。
由于毛泽东坚信“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因而下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决心要革“修正主义”的命。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发布，矛盾越来越升级。毛泽东认为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的工作只是修修补补，现在再用和平方式已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破不立，必须用一场运动来消灭“修正主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过去毛泽东曾成功地领导暴动的农民和工人，通过武装斗争的运动夺取了政权，因此，毛泽东在执政的和平时代也常常迷恋于过去的斗争经验，发展经济，群众运动，人多干劲大，解决政治问题也需要群众运动。因为群众发动起来了，阶级敌人就无藏身之处。但运动刚刚一发动，就出现了巨大的惯性，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控制了。
很显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建设他辛辛苦苦多年操办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毛泽东眼里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换句话讲，毛泽东自己勾画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轮廓呢？
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他勾画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轮廓。他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像战争时期的根据地一样。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为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商品”。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这个设想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毛泽东把革命战争时期某些成功的经验绝对化了。
“五·七指示”中说：“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显然，毛泽东对革命战争时期怀有深厚的感情，过多地依赖以往的经验。当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某些弊病时，就更加怀念战争时期的那种供给制生活，赞赏“大锅饭”，并努力“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希望从分配、消费上实现共产主义。比来比去，在毛泽东头脑中构筑了一种自认为理想、公平、公正而近乎乌托邦的社会。
“五·七指示”试图把未来社会固定在适合以往情况的、自给自足的、简单生产方式的模式里，是不现实的。胡绳指出：“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晚年，由于过多地依赖以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具体经验，较少去认真地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逐渐背离他历来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由于背离这个原则，当他自以为是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时候，实质上却是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中。”《胡绳全书》第三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这个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五·七指示”别出心裁地提出了用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去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曾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后来由于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他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大搞阶级斗争。从而使我们的政治体制形成了适应政治运动的体制。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应当说，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毛泽东对创建一个新中国还是有建树的，而且成功了，诚如尼克松所说：“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燃起火来。”建国以后，毛泽东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试图找到一条多快好省的路子搞社会主义建设，尽管与民主革命同样没有现成的经验可搬来套用，但事实上，却不如民主革命时期打天下那么得心应手。
历史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群众政治运动的方式去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有害的，在实践中也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已不存在了，阶级斗争也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中心任务应转向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建设，以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凝聚力和竞争力，赢得比资本主义更大的比较优势。用搞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建设，其结果只能偏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必然导致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落空。
其二，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党内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一些分歧甚至争论是正常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个政党最怕鸦雀无声。把党内的正常意见分歧和争论视为阶级斗争，不仅反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混淆了是非，一大批忠诚党的事业的老干部被打倒，“造反派”登堂入室，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
其三，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种“初级阶段”水平的社会主义应当靠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而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社会主义，则背离了中国国情的实际，必将造成新的社会关系的混乱和更大的社会差别。
“文化大革命”虽说是一场“内乱”，但它是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一种特殊的“内乱”。“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指导这场“大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因此，客观地了解、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最好办法是从了解、评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入手。
由于过去的革命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前的革命，因此新的革命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的1967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在5月18日发表编辑部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一概念；同年第9期《红旗》杂志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中，还使用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这一提法；同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万岁》中，进一步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一直到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才首次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这篇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
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
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运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
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这篇文章是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并经过他们反复修改而成的。毛泽东在他们送审阅件的信封上批道：“内件已阅，修改得很好。可用。”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术语虽非毛泽东提出，但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这基本上表达了毛泽东的思想。在此以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反复宣传，写进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的集中概括，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龚育之认为，毛泽东晚年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理论，他自己始终没有写出一篇著作来系统地加以论证，只是这里一段或一句文字批注，那里一段或一句口头谈话。所以，有人认为，所有这些都只能叫做片言只字。不过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晚年提出的这些错误观点已经不仅仅是对个别问题的个别观点，确实形成为对一些根本问题的一套观点，而且越来越成型，越来越固定化。毛泽东自己没有系统地加以论证，也不可能科学地加以论证，但在毛泽东了解和支持的宣传中确曾把它们编纂起来，组织成为有某种系统性的东西。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载《回首“文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说只有六条，但最根本的核心是两条：一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二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是运用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党的黑暗面，把被“走资派”所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正是这两条，使得“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为什么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会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国内外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首要课题。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所以这个领域一直是学术界的前沿热点。粗略归纳了国内外“文化大革命”起因大致有十种代表性观点：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余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东西方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
影响较大的有这样几种研究观点：
其一，“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著名“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专家金春明认为，中国共产党内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认识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恶性发展的过程具体化为三个恶性循环，即：“左”倾理论与“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与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与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交互发展的。正是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并走向极端，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这是到目前为止可以为较多的人所接受的“文革”起因诠释。它力图摒弃那种简单化的单一因素论，着力从“左”的理论与实践、领导制度与领袖个体、国际局势与国内形势等诸多因素的互动中去把握“文革”起因这一复杂现象，尤其是突出了毛泽东这样一位独特的领袖人物——他的思想认识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下所发生的变化、他发动“文革”的决心和意志在不健全的政治体制下所产生的关键性作用等。当然，在后来反思“文革”深刻教训的时候，着力从制度的层面加以总结，以便在改革中加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比较薄弱的制度建设，避免类似“文革”的悲剧重演，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其二，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一些研究人员列举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矛盾的若干重大史实，如二人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和认识问题的重大分歧与矛盾，如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主持工作期间采取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政策的不满，如刘少奇明确反对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和对象的规定等，尤其是详细地提到了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矛盾被公开化的史实。对这些现象如果仅仅从表象上去看，就会得出个人恩怨和权力斗争的结论，但如果从更纵深的历史视野去考察，用历史与逻辑结合的方法去分析，就会得出更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历史上两人关系一直很好，1943年把刘少奇从新四军调回中央任书记处书记是毛泽东提议的。七大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八大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是经过政治局集体讨论，并经毛泽东个人同意的，不是刘少奇的责任。刘少奇主持工作期间，对毛泽东一直也是很尊重的，所有重大事情都及时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过去两个人在工作中也多次出现过分歧，但都在党内通过正常的民主生活解决了，也没有影响二人的关系。这次的分歧之所以造成二人的决裂，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总结苏共“修正主义复辟”的教训中，认为刘少奇所做的一切是准备复辟修正主义的，矛盾的性质变了，这种党内斗争不可能再通过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解决，而必须打倒和批判。
其三，哲学思考说。这一学说来自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原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袖，也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叛徒张国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年10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对他进行访谈。主要目的是希望得到张国焘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判断。对于美国方面迫切想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起因和以后的走向，张国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两人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相识，又一同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两人长期分任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几十年前的长征会师中，两人又是那场草地风云的主角。对于这位昔日的同志、对手，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毛泽东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黄东：《一九六八年：张国焘观“文化大革命”》，载《百年潮》，2008年第5期。
其四，阶级斗争必然说。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种斗争的发展就必然会引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7年5月，当时的法中友协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就曾公开发表辞职书，随后发表了标题为《大跃退》的文章，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论。他认为，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是表明在中国“修正主义占了上风”。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都是受到毛泽东信任的“左派革命家”。其中，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复辟的阶级基础的分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是名副其实的跃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意味着否定了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换言之，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并断言，“要抹煞十年文化革命的教导绝非易事”。
现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已33年，一些人对那一场内乱已不甚关心。这种现象对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非常危险的。西方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权威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是好是坏仍不清楚，更不清楚它是不是会作为将来类似事件发生的先例或者会变成这类事件的免疫。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所获得的巨大进步而言，是得益于期间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的。因为，“文革”的巨大损失警告人们不能很快再发动类似的事件。但他们强调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后来的年轻人在回顾“文化大革命”时会觉得它比现在更崇高和更令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有可能作为中国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范例，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等、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张志明：《“文革”史研究与金春明学术人生》，载《百年潮》，2003年第4期。这种考虑不能不认为是有相当道理的。随着改革的深化和诸多深层问题的触动，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层出不穷，如果没有对“文革”研究的严肃学术成就，年轻的一代就会从非理性的角度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而“文革”的吸引力就会再次凸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