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励精图治，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各项事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因出现曲折而没能长期保持下去，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左”倾错误，使我们痛失了许多的宝贵时间和机遇。“左”的错误失误，使中华民族蒙受巨痛。
胡乔木晚年也在深入反思：中国为什么犯“左”的错误？他还写出了很有理论深度的大文章。胡乔木是跟随毛泽东时间最长久的秘书，曾以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而崭露头角，倍受党内外关注。建国后长期担任思想文化和新闻出版部门的领导，并屡次参加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被称为“中共中央大手笔”和党内理论权威。胡乔木跟随毛泽东转战多年，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亲历了新中国在各个时期的发展道路。他是位政治阅历复杂，政治经验丰富，政治地位较高，政治见解独到的领导人，面对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自然感触良多。
十年内乱中胡乔木也受到冲击，“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迁出中南海”，“足不出户，闭门闲居”，叶永烈：《胡乔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1章。坐了若干年冷板凳，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不得志时期。邓小平没有因胡乔木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对自己有过违心和揭发批判而疏远之，而是以大政治家的胸怀原谅了胡乔木。邓小平复出后，需要这样水准的党内理论家，他得以再返政坛。在拨乱反正的斗争中，身处高层决策中枢的胡乔木，发挥了他作为理论家所拥有的理性反思功力，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他在晚年，由于比较超脱，更注重在总体上、宏观上考察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验教训，以他个人署名的文章中，有两篇特别值得重视，一是《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二是《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这两篇文章是他于1989年3月—4月间在美国访问时所作的学术讲演。《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69页。
胡乔木认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原因，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其理由是：
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二十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他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据他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国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还是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这就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公平地说，大跃进在若干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大跃进继续了三年，使中国吃够了苦头，也使全党一致同意改变方向，实行调整。毛泽东承认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很少，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也较少过问经济建设。但是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毛逝世后1977—1978年发生的一次新的冒进，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现象，就是明显的证据。
胡乔木认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二个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他指出：
中国五十年代前半期确实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先是打倒了地主，后来又充当了合作化运动的先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紧张的阶级斗争的结果。1956年共产党的“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接着不久在东欧出现了匈牙利的事件，1957年中国也发生了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斗争，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的证明。1959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加给了新的含义。1962年这个口号开始应用到国内和党内。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波及每一个农村、企业和经济机构，终于升级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诚然，这种惯性是被一些错误论点人为地延长了，但是这种惯性作用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
胡乔木认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他指出：
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1958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八十年代才被解散。
人民公社的空想的分配方法很容易碰壁，但是它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却难以冲破。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在全国改变中央统得过多过死、实行下放权力以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中国虽在1956年实行了等级工资制度，但受长期革命战争传统的影响，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的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受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这些都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1958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或不断革命。在1963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在国际方面，人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世界形势的格局被规定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以上所说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即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究竟是来源于何处呢？我想，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和其他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新的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究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锢力。
胡乔木认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他指出：
“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剧了中国的危机感。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六十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而且选址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这种状况，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世界最后的革命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的革命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胡乔木认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他指出：
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败时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
胡乔木分析的五个原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是到目前为止党内高级领导人中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对建国以来“左”的错误发生原因最系统、全面、透彻的分析论述。也是把这么长的文字引在这里不忍割舍的原因。分管意识形态多年的胡乔木多从赞许的角度写大文章，维护党的意识形态纯洁性。虽然在有些问题上，他的固执己见也引来不少批评意见，但迨及晚年，胡乔木对此问题有如此理性深刻的思考，实属不易，尤为难得。正因如此，有一位学者为之“老泪纵横”，深受感动地说：“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需要多么大的思想勇气。”常念斯：《老泪纵横话乔木》，载《读书》，1995年第12期。按理说提出这个问题难吗？今天看来似乎不难，但是结合党的历史来看，这位老者的判断还是令人相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