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看斯大林在发动这次批判时所讲的一些道理是否站得住脚。上面已经详细介绍了他在组织局召开的会议上的讲话和讨论时的插话。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强调文学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作用；要求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反对西化和崇洋媚外；强调在不同制度下各种杂志的不同性质，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杂志是用来赚取利润的企业，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是属于人民的；指出开展正确的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反对只讲朋友义气、不讲原则、胡乱吹捧等等。应该说，他讲的这些话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有道理的。
那么是否可以说，这次批判进行得完全正确呢？当然不能这样说，而且应当认为某些做法是错误的，而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事情发生在1946年干旱的夏季。当时战争结束只有一年多，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刚刚开始恢复，现在碰上严重的干旱，很有造成歉收和饥荒的可能。三十年代的饥荒记忆犹新，这使得领导人有一种危机感。联共（布）中央正忙于采取抗旱措施，可是这时文学艺术领域又出了问题需要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匆忙上马，显得急躁而缺乏周密的考虑和充分的准备。而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威望进一步提高，对他的崇拜几乎发展到神化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他已不像三十年代初那样能发扬民主，听取大家的意见。加上进入暮年的他，性格中原有的粗暴的特点也凸显出来。因而在讲话和插话中辱骂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而日丹诺夫也跟着这样做，有时甚至话说得更厉害。堂堂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公众场合使用粗俗的语言，甚至出口伤人，这是很不应该的，这不仅是对被骂者的侮辱，实际上也是他们的自我贬损。即使他们讲得再有道理，人们也听不进去了。后来有人就只抓住他们骂人的话，不提他们阐述的观点，对决议进行全面否定。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相反的作用。
这次运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试图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解决文学界这一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当然为了解决问题可以适当采取一些行政命令手段，例如撤换不称职的领导人，配备有较高思想理论水平、懂行而又作风正派的人担任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加强领导。同时也像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可以开展文学批评，批判错误倾向。不过这种批评不仅像斯大林指出的那样应该是不讲朋友义气和铁面无私的，而且应该是充分说理的，而不能像当时流行的那样惯于扣帽子和打棍子。至于说到如何帮助作家纠正创作中的不良倾向，这是一个比较复杂和比较困难的问题，不能指靠通过一两次批评和帮助，收到立竿见影之效。这是因为作家要使自己创作有所改变，不仅要有新的理性认识，而且要有实际的生活体验。至于说具体文学作品的看法，那么也应考虑到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有时其性质和价值不易一时认清，在作评价时也应采取慎重的态度。总而言之，要解决文学界出现的问题不能采取所谓“骑兵奔袭式”的方法，不能靠通过一两个决议和下一两道命令，而要求对作家做耐心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定的效果。
关于两杂志的决议通过后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现在应该冷静地对它进行分析，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五
1946年8月在讨论两杂志时斯大林曾批评过崇拜西方和外国人的表现。一年后的5月，他和莫洛托夫、日丹诺夫接见苏联作协领导人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和戈尔巴托夫时，又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主题非常重要，而一般知识分子，例如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往往缺乏苏维埃爱国主义感情。他还说：“他们毫无理由地崇拜外国文化。总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不是百分之百的大人，习惯于认为自己处于永远是学生的地位。”他提到一位拜倒在外国人面前失去了自己的尊严的教授，说到这里让日丹诺夫拿出一份文件，叫法捷耶夫读给大家听。文件讲的是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克柳耶娃和她的丈夫罗斯金擅自把研究恶性肿瘤生物疗法的专着送到西方出版而受到追究的事。斯大林对此事十分重视，认为这种行为是崇拜西方、缺乏自信和出卖机密的行为。根据他的指示，联共（布）中央写了一封关于此案件的密信分发给各级党政机关要求进行讨论并把讨论结果上报。法捷耶夫读的就是这封信。读完信后，斯大林说：“应当消除妄自菲薄的习性。”后来这封信在报上发表了，于是开始了一场反对妄自菲薄、反对缺乏自信和自尊、毫无理由地崇拜西方的斗争。
作为苏联作协总书记的法捷耶夫在贯彻党的总书记的这一指示方面显得比较积极主动。在他一个月后召开的苏联作协理事会全体会议上做的报告中，有一部分的题目就叫做《论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在外国面前卑躬屈节》，并提到文艺学家维谢洛夫斯基有卑躬屈节的表现。这就引起了关于这位文艺学家的一场“讨论”，实际上主要是对他的批评。受到批评的还有其他一些文艺学家。1948年12月20日法捷耶夫在苏联作协理事会全体会议上讲话，分析了戏剧创作落后的原因，指责马柳金、博尔夏戈夫斯基之类的戏剧批评家“不去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和对当代资产阶级文化的五体投地的崇拜，不去批判挖空心思拼凑出来形式主义的作品或其中粗暴地歪曲苏联生活中的新事物的苏联剧作家，使其站不住脚”。他把矛头对准了某些他认为崇拜西方的戏剧批评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法捷耶夫的讲话在报刊上没有反应。根据博尔夏戈夫斯基的说法，这是由于当时担任宣传部领导人的谢皮洛夫并不赞同法捷耶夫的意见，可是法捷耶夫却得到联共（布）中央和莫斯科市委书记波波夫的支持，后者在会见斯大林时说法捷耶夫受到戏剧批评家的中伤，斯大林听了非常生气，说了一句：“这是反爱国主义势力对中央委员法捷耶夫的攻击。”于是联共（布）中央作出决定，开展一场重点批判戏剧批评家的反世界主义的运动。
1949年1月28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关于一个戏剧批评家的反爱国主义集团》的编辑部文章。据说这篇文章是由法捷耶夫和萨斯拉夫斯基执笔的。文章严厉谴责了苏联的主要戏剧批评家，说他们拜倒在西方面前，缺乏爱国主义精神，辱骂本国作者的优秀作品，把腐朽的无思想性和形式主义塞到苏联艺术中来。被指名批判的有尤佐夫斯基、博亚吉耶夫、博尔夏戈夫斯基、马柳金、霍洛多夫、吉尔维奇、瓦尔沙夫斯基，不久又加上阿尔特曼。在这些人当中，除了马柳金是俄罗斯人、博亚吉耶夫是亚美尼亚人外，其余全都是犹太人。这使人觉得这次批判具有反犹的色彩。接着一些文学刊物（例如《十月》《旗》《新世界》等）纷纷发表批判文章，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同时对所谓的“世界主义者”的活动进行了揭发。但是斯大林没有下令把这反世界主义的思想运动升级为政治刑事案件，对当事人只进行批判，没有逮捕他们。这次来势汹汹的运动延续的时间并不长。1949年4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世界主义是美国反动派的思想武器》一文，强调世界主义的政治的一面，没有提到戏剧批评家。这是一个讯号，说明将不再当众批判具体的人，而将集中力量与敌对的思想观点作斗争。这样及时“刹车”应该说是对的，否则就会批判的调门愈来愈高，牵涉的人愈来愈多，甚至有可能在批判盲目崇拜外国这一种偏向的同时，出现否定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文化的必要性的另一种偏向。
支持和引导对文学领域中“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的批判，似乎是斯大林在其文学活动中采取的最后一个影响比较大的行动。在这之后，他在1950年还曾批评过别利克，说他宣扬拉普理论，把他称为“现在的拉普分子”，但是在文学界没有产生像批判世界主义那样的影响。
回顾一下斯大林实行的文学政策，那么可以看出，前期（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上半期）与后期（三十年代下半期至五十年代初）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在前期，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上半期，在破旧的基础上确定了领导文学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建立了一整套具体的规章制度，可以说有较多的建树。在这一时期，尽管也利用行政命令手段领导文学，但是能够注意发扬民主，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广泛听取广大作家的意见，因此所采取的不少政策措施受到作家的支持，效果比较好而较少失误。后一阶段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影响下，没有在进一步完善已建立的领导文学的新体制上下工夫，而是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决议批判各种错误倾向和纠偏，而且有时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而采取过火的说法和做法，伤害了一部分作家。这一阶段斯大林已不像三十年代初期那样比较讲民主，而是显得专断，有时甚至表现得比较粗暴。这样做显然无助于解决问题，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些教训应该认真汲取。
第三节斯大林的文学批评
斯大林的文学批评的标准。——对魏列萨耶夫、皮利尼亚克和爱伦堡的作品的评论。——对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和《逃亡》的评论。——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开垦的荒地》等小说的评论。——对列昂诺夫的《侵略》和柯涅楚克的《前线》等剧本的评论。——对根据阿夫杰延科的小说拍摄的影片《生活的规律》和爱森斯坦导演的影片《伊万雷帝》第2集的评论。——在斯大林奖金获奖作品审批会上对一系列作品的评论。
斯大林在1920年3月参加乌克兰共产党第四次代表会议时填的登记表中，在“职业”一项中写道：“作家（政论家）”。“作家”（“писатель”）一词意义比较宽泛，包括文学家和一般写作者。他这样填写大概是因为他曾发表过许多政治性文章。但是他否认自己是批评家。1930年1月17日，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提到他不能满足《文学学习》杂志的负责人之一加米古洛夫要他写文章的请求，写道：“没有时间！此外，我算什么批评家，真是见鬼！”过了不久，他又在给别济缅斯基的信中说：“我不是文学专家，当然也并不是批评家。但是由于你的坚决的请求，我可以把我个人的意见告诉你。”斯大林这样说，并不是他故作谦虚。当然他有较高的文学理论修养和审美能力，可是他只是由于对文学的爱好，而更重要的，是根据领导文学工作的需要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和发表评论的，而不是从事一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因此只能在一定意义上称他的这一活动为“文学批评”。他很少像通常的文学批评家一样发表各种长篇大论的专门评论文章，他的对各种作品的评论散见于他的报告、讲话、书信、批示、审批斯大林奖金获奖作品时的发言等等之中，长短详略不一，有时甚至只是短短的一两句话，但有时即使只是一两句话，产生的影响却很大。
一
在讲斯大林的文学批评时，需要讲一下他的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上面在讲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点时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现在从文学批评的标准的角度再集中地比较简略地讲一下。首先是关于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问题。斯大林作为一位政治家，当然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他特别重视文学作品的政治倾向性，肯定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倾向的作品，而对具有相反倾向的作品则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由于他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在谈的某一部作品时，经常指出它是否需要，是否对我们有用，是否有利于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问题。有时他也免不了要求作品符合具体的方针政策，这使得政治标准显得比较狭隘了。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十分重视作品的艺术性，高度颂扬那些既有正确的政治倾向，又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的作品，而对那些政治倾向性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在艺术上达到较高水平的作品不简单地否定，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
斯大林把真实性当作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他要求文学作品真实地反映生活，具体展示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深刻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从而描绘出实际生活的真实面貌。一方面他反对歪曲苏联社会生活和丑化苏维埃人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对掩盖矛盾，美化和粉饰生活的“无冲突论”的表现。
还有一个标准是作品是否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艺术形式是否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语言是否生动活泼，而又通俗易懂。上面提到过，斯大林本人的审美趣味是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熏陶下养成的，他不欣赏现代主义的那些内容晦涩难懂、语言诘屈聱牙的东西，这一点正好是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吻合的。最后斯大林特别指出，在评价一部作品时，应该重视它的总的倾向，因为它的价值是由总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它的个别细节。
上面大致讲了一下斯大林评价作品标准和原则，接下来讲他对具体作品的评论。首先讲他对魏列萨耶夫的长篇小说《在困境中》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