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了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道理后，斯大林接着谈到杂志的编辑部应该怎样做的问题。他说，编辑部至少需要有一位懂得文学的、有一定权威的、能够有充分权利给作者提意见的人，能够进行批评，帮助年轻作家的人。他还说：“如果编辑们给自己定下一条谁也不得罪的规矩，只重视阿赫马托娃昔日的声望，而不看她现在写的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不能当面对她说：‘听着，现在是1946年，而不是三十年前，也许您过去写得好，而我们办的是现在的杂志。’应当有勇气这样说。”斯大林接着问道：“难道我们的杂志是私人企业，是独立的集团？”他立即回答道：“当然不是。在别的国家，那里杂志是像工厂那样的产生利润的企业。如果它不产生利润，那就停办了。这是资本家某些集团、英国的勋爵的私人企业。谢天谢地，我们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杂志是人民的杂志，是我们国家的杂志，谁也无权使其适应那些不想承认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发展的人的口味。阿赫马托娃等人，——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我们有我们的要求——教育青年，满足他们的需求，把新的一代培养成朝气蓬勃的、相信自己的事业和不怕艰难险阻、准备克服任何障碍的人。难道安娜·阿赫马托娃还有那位只会讲粗俗故事的左琴科能教育这样的人吗？干吗还要对他们讲客气呢！”讲到这里，斯大林还说道：“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编辑，他们不怕对作家说实话，他们把教育青年、使他们成为信奉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作为自己的目标。假如我们过去不是以相信自己的事业的精神教育青年，那么我们就不能打败德国人。你们是知道这一点的，你们最好知道这一点。因此就应当选用这样的编辑，他能勇敢地办事，不左顾右盼，只考虑国家的利益和正确教育青年的利益，——这是最主要的。”
在具体谈到《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时，斯大林说，如果《星》主编萨亚诺夫有勇气切实领导起这份杂志，不把它变成“邮箱”和“仓库”，而办成能真正领导作家的刊物，那么他赞成萨亚诺夫留任。他再一次提到左琴科，这样说道：“不能让左琴科进来，因为不是我们应该改变趣味爱好。应当让他改变。不愿改变，那就让他见鬼去吧！”斯大林提出停办《列宁格勒》杂志的问题，理由是他认为创作出来的合格作品满足不了两份杂志的需要，不如只办一份杂志，这样既可以保证发表的作品的质量，又可以有足够的纸张。会上诗人普罗科菲耶夫曾表示希望保留《列宁格勒》杂志，但斯大林坚持自己的意见。
最后斯大林特别提出如何对待从前线归来的军人的问题。他要求编辑部对这些人要像对待别人一样，不管他们有什么功劳和头衔，要是他们的作品写得好，就表示欢迎；写得不好，只好请他们好好学习。
根据参加会议的一些人的记录和回忆，斯大林除了上述总结性讲话外，在会议讨论过程中还发表了一些看法。维什涅夫斯基在苏联作协主席团和理事会联席会议上进行传达时说，斯大林在会上曾插话批评许多作家崇拜西方和外国人，根据他的回忆，斯大林是这样说的：苏维埃人三十年来一直走在前面，从来什么都不怕，现在许多人开始张皇失措，丢掉了尊严，这使人感到痛心。根据他的回忆，斯大林还几次谈到左琴科，说道：“此人对战争视而不见，对火热的战争视而不见。在这个题目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左琴科的那些写鲍里索夫市的小说，写猴子的奇遇能提高杂志的声誉吗？不能。”参加会议的《星》杂志副主编卡皮察回忆道，当主编萨亚诺夫试图对该杂志为什么刊登《猴子奇遇记》作说明时，斯大林气愤地打断他说：“无论是主编还是书记，起码的要求都没有。这是一篇空虚无聊的短篇。对头脑和心灵都无好处。这是给平庸粗俗的东西提供阵地。只有诽谤者才会制造出这样的作品。左琴科对苏维埃人有怨气……你们的左琴科是个流氓！粗俗的写作匠！！……看到了吗？猴子觉得在笼中比自由自在还要好。处在禁锢中比处在苏维埃人中间还要舒服。”话说得很不客气，居然用了骂人的字眼。
阿赫马托娃在十月革命前就已成名，曾是阿克梅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大林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对她的诗歌并不欣赏。可是阿赫马托娃名气很大，据说1946年春天她到莫斯科参加诗歌朗诵会，进会场时全场起立，鼓掌表示欢迎。斯大林得知后非常生气。列宁格勒的两家杂志重视她的诗作，从1944年5月到1946年8月发表了她的将近四十首诗，这在当时来说，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在讨论两杂志的会上，当作协列宁格勒分会负责人、诗人普罗科菲耶夫试图为这位女诗人辩护时，斯大林打断他的话，问道：“在她那里，除了旧的名声，还能找到什么？”普罗科菲耶夫列举了他认为的阿赫马托娃的几首好诗，斯大林反驳说：“也只有一首、两首、三首诗，就完了，再也没有了。”根据维什涅夫斯基的回忆，斯大林说阿赫马托娃根本担负不起培养新一代人的任务，强调不能迁就阿赫马托娃，不能谁也不得罪，“不得罪像阿赫马托娃这样的人，杂志就不成其为杂志了”。
上面提到过，斯大林曾认为办得最差的文学杂志是《新世界》，然后才是《星》。那么他为什么只拿《星》和列宁格勒的另一份杂志开刀呢？根据西蒙诺夫的分析，斯大林那样做，是因为他对列宁格勒一直存在着猜疑，认为“那里可能存在着建立某种精神自治的企图”，至于为什么拿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作为靶子，那么他所考虑的“与其说是他们本身的问题，不如说是阿赫马托娃所获得的令人吃惊的并带点示威性的巨大声望……以及左琴科回到列宁格勒后所处的名声太大的地位”。有的学者经过研究后提出，这次批判与领导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有关，是以日丹诺夫为一方和以马林科夫、贝利亚为另一方的斗争的表现。他们认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利用斯大林对列宁格勒的猜疑以及对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不满制造事端发动这场批判斗争，目的在于削弱当时作为第二号人物的日丹诺夫的势力。在他们看来，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只不过是一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罢了。在事情发生过程中确实也有一些令人感到奇怪之处，例如《猴子奇遇记》是在作者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在《星》杂志转载的，这时又正好批准左琴科为该杂志的编委，可能是有人指使这样做的，为兴师问罪制造借口。不过这仅只是一种分析意见，是否符合实际，需要进一步用大量事实和材料来证明。
上述组织局召开的会议结束后，联共（布）中央于8月14日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决议基本上根据斯大林讲话的精神，批评了两杂志为左琴科、阿赫马托娃提供文学论坛和发表其他作家的一些低劣作品的错误，指出了两杂志编辑部犯错误的原因，要求采取有力措施纠正这些错误。决议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决定停办《列宁格勒》杂志，把列宁格勒的文学力量集中在《星》周围。决议批评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及其主席吉洪诺夫未能采取办法改善两杂志，批评列宁格勒市委和联共（布）中央宣传部放弃了对两杂志的领导和未给予应有的监督。尽管斯大林曾同意让《星》主编萨亚诺夫留任，但是决议还是批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戈林兼任《星》杂志主编。在决议的未公布部分则写明给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卡普斯京以警告处分，给市委宣传部长希罗科夫以撤职处分。
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天，即8月15日，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事先斯大林审阅了这份报告，只作了少量修改，对它表示肯定，说道：“我读了您的报告。我认为报告写得很好。”日丹诺夫曾在列宁格勒工作，那里有的领导干部过去是他的同事和部下，他同长期居住在列宁格勒的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关系也不错。但他在报告里批判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时话说得很厉害。他这样做，也许为了表示自己与这些人划清界限，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9月4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解除吉洪诺夫作协理事会主席的职务，帮助《星》杂志和作协列宁格勒分会在根据中央决议精神，在最短期间内实行根本的改组，开除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作协会员的会籍。在这前后各地召开了各种批判会，报刊上开始发表批判文章，一时形成了一股批判的浪潮。
这场匆忙发动的批判运动与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有明显的不同。它着力于思想批判，而不是搞政治清洗，打击面没有扩大，惩罚措施也主要限于开除当事者的作协会籍。这场运动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上面说过，斯大林的讲话和中央的决议曾明确要求各刊物不发表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作品。但这禁令很快在斯大林本人的同意下取消了。1947年9月《新世界》就发表了左琴科的十篇游击队的故事。至于说到阿赫马托娃，虽然对她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用词稍稍客气些。当局对她的态度也很快有所变化。她于1951年2月14日恢复了苏联作家协会的会籍。
8月9日组织局召开的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讨论影片《灿烂的生活》，斯大林也发表了讲话。他批评了这部影片，在这次会议后，联共（布）中央于9月4日通过决议，禁止它上演。同时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还对两部历史题材的电影《海军上将纳希莫夫》和《伊万雷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具体情况将在后面讲文学批评时进行介绍。此外，联共（布）中央还于8月26日通过《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就这样，在1946年8月到9月这一短时间内，联共（布）中央在斯大林亲自领导下，接连通过了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三个重要决议。
这些决议，尤其是关于两杂志的决议，当时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到后来，主要是在斯大林逝世后，便逐渐被否定。尤其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改革”时期更是遭到了彻底的抛弃，被称为“毁灭性的决议”，说它掀起了对文艺工作者的‘揭露和迫害的浪潮“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应列宁格勒市委和苏联作协领导人的请求，于1988年10月20日郑重其事地作出了取消1946年关于两杂志的决议的决定。一些文学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说明所谓的事实真相，对斯大林及其指示的主要执行者日丹诺夫进行揭露批判和咒骂。直到今天，在有关的档案材料已经公布、基本事实已经搞清的情况下，俄罗斯文学界仍有不同看法和争议。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场由两杂志和两位作家引起的运动呢？
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当时提出的问题是否实际存在，决议是否无的放矢？这要从战争结束后社会情绪的变化说起。当时人们比较普遍地因取得战争胜利而感到喜悦和自豪，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大清洗后比较沉闷的气氛。相当多的人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历尽艰辛，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变得比较坚强和自信，原先的那种谨小慎微的心理有所改变，变得敢于说话，敢于发表意见。与此同时，不少红军指战员追击敌人出了国界，到过西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那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思想状况有了实际的了解，其中有人根据所见所闻觉得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完全像过去国内宣传的那样，思想上产生了一些疑问。他们回国后对亲戚朋友讲了国外的情况，使得这种怀疑情绪有所扩散。当然不能排除有人产生了崇拜西方的思想。再就是许多人希望胜利后生活能有所变化，变得比较宽松、自由和富裕。上面所说的这些变化，在被称为社会情绪的晴雨表的知识界（尤其是文艺界）显得最为突出。不可否认，在少数知识分子当中自由主义思想有所抬头，也确实有崇拜西方的情绪的一些表现。另一方面，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结束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苏联发动“冷战”，进行反苏反共宣传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文学艺术则被当作重要的宣传工具。斯大林是在敏锐地觉察到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西蒙诺夫认为斯大林那样做，是要设法“把有点放松了的知识分子重新牢牢控制起来，打掉他们的幻觉……让他们安分守己一点。”这样说似乎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斯大林确实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但是不单纯是为了让他们安分守己，而是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的。他感觉到如果当时出现的自由化倾向不及时克服，文学发展的方向将被改变，它将不再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而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成为思想上腐蚀人民群众和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制造舆论的工具。五六十年代苏联文学发展的方向逐步被扭转后出现的“解冻文学”、暴露文学和持不同政见者文学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到“改革”年代，文学界人士除了继续造舆论外，还直接参与了搞垮苏联的斗争。沉痛的历史教训说明，斯大林当时抓文学界出现的问题是有英明的远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