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涵到了劳改农场，才知道被卷入这场政治阴谋中而罹难的，并非他一个人。劳改农场里集中了全省一些著名的、他认识或不认识的、或过去久闻大名、或经常在报纸上露面的名人，有编辑、记者、作家、教授，还有科学家和演员……如果不看环境，人们还会以为这是一座名牌大学的学府，或是一次知识界精英的大聚会。于是，张墨涵的心情不仅不再像挨批判时那般沉重，似乎还有了一种说不清楚的自豪感——能与各路英雄为伍，亦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与价值，不枉此生了。
张墨涵被分配在养猪班，与省京剧院的编剧老罗共同负责喂养几十头猪。二人每天一起打猪草、拌猪食、清理猪圈，开始整日与猪打交道。长了，便与猪们有了感情，在众多猪中竟能分出每头猪的模样来，张墨涵与老罗闲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给每头猪都划分了行当——这头是老生、那头是小生，这头是青衣、那头是花旦，并由此再进一步分扇子小生、官衣小生、穷生、武小生、娃娃生……二人最喜欢的一头小猪，就称为方巾丑……倒也算是苦中寻乐了。
有一天，队长对张墨涵说：“张墨涵，有人看你来了。”
当时，张墨涵正在喂猪，听见队长说有人看他来了，他还以为是张妙舟。心想，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己的亲骨肉。但当他跟着队长到了队部，进屋忽然看见是杨月樵和冯梦梅，竟一下子怔在了那里。
杨月樵和冯梦梅看见张墨涵胡子拉碴，身上系着一块围裙，手上还沾满猪食，心中同时一酸，眼泪差点掉出来。
杨月樵叫了一声：“墨翁。”便再也说不下去。
张墨涵的心头顿时一热，眼圈儿也红了，说：“想不到这种时候，你们还能来看我……”
原来，这段时间剧院也不演戏了，每天光是开会，或政治学习。冯梦梅对这些会议无兴趣，既不关心，也不发言，便常呆在家中不去上班。方振武和张妙舫因为耿若渔的关系，对她也只能听之任之。
这些日子，耿若渔似乎更忙，很少回家。冯梦梅一个人实在难过，就去看称病在家的杨月樵。
杨月樵感谢张墨涵为他仗义执言，又对让他落得这个下场感到负疚，正想来慰问他，便与冯梦梅结伴而来。
杨月樵告诉张墨涵，他本来已经和上海京剧院联系好了，可那里一定要组织关系，而这边儿就是不给组织关系，没办法，只好这么耗着。
张墨涵到底乐观，说：“让他们闹腾吧，早晚还得有请你再出山的一天。”他们一起品尝了带来的水果，又谈了很多、很多，直到规定的会见时间到，才告别。
杨月樵与冯梦梅走出老远，再回头，见张墨涵还站在空旷的田野中，如麦田里的稻草人。他们一齐朝他挥了挥手，大声喊道：“墨翁，您多保重！”
这事不知怎么让剧院知道了。方振武和张妙舫没有找杨月樵，只把冯梦梅找来，问她：“你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么？”
冯梦梅不以为然，说：“都在一个院里，从前又是多年的老朋友，去看一看他又怎么啦。”
方振武说：“有耿局长这方面的关系，我不说什么了，明天，你写个检查交给我。”
冯梦梅没有写检查。
方振武和张妙舫也没再找她。
这天，耿若渔回到家中，专门与冯梦梅做了一次政治性的谈话。
耿若渔说：“你和谁一道去的我不想说什么了，你心里自己掂量吧。不过，我提醒你：在运动中，你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还跑到农场去看张墨涵。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和后果，你想过没有？”
冯梦梅说：“对什么政治不政治的，我不懂，我只是个演员。”
耿若渔说：“不对，你首先是耿若渔的妻子，是领导干部家属。所以，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必须要考虑到政治影响和后果。”
谈话不欢而散。
耿若渔这才认识到，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有一个毫无政治头脑的妻子，会有多么的麻烦。
同样，冯梦梅也深切地体会到：做耿若渔这样一个党的领导干部的妻子又是多么的艰难。她必须没有自我，也不能有自己的事业，不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一切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他的职务、他的权力、他的政治。
她委实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的夫人了。
从此，二人芥蒂愈深。
耿若渔从这场火热的斗争中，开始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一页。他每天都在精神异常亢奋的状态下投入火热斗争生活。他所主管的文化系统也是全市成果最丰硕的，曾受到中央某领导的表扬。他因此而被提拔到市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当上常务副主任。
运动后期，各单位都要将批判对象的定性结论报市反右领导小组，这都要由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耿若渔最后统一审定上报。耿若渔便尝到了掌握别人命运的感觉，真好。所有报上来的人的命运，几乎全都掌握在耿若渔一人的手中。往上报不报，全在他心中的一念和他手中那枝笔的一圈一点之下。他此时才真正悟透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谛，深切地理解与掌握了“党是谁，谁是党”的辩证奥秘。对此，他深感其乐无穷。
他觉得自己现在才算是真正的成熟了。
这段时间，他同市委刘舜尧副书记的接触很多，关系也更为密切。刘舜尧副书记是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耿若渔几乎是每天都要向刘书记汇报请示工作。对刘舜尧副书记每项指示的落实，他永远都是不折不扣的。所以，深得刘舜尧副书记的赏识与信任。
有一次，耿若渔去向刘舜尧副书记汇报工作，临出门时，刘舜尧副书记似随意问起：“你最近去戏校没有，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耿若渔才猛然惊悟自己这一段时间忙昏了头，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便说：“这一段太忙，没顾得上。听说又有一批新学员快毕业了，明天我陪刘舜尧副书记去看看。”
刘舜尧副书记说：“我就不去了吧。以后，你要经常关心关心那里的情况，培养青年人的重要任务很快就会提到日程上来了。”
耿若渔答应了一声，说：“是，我一定把这项工作作为头等大事常抓不懈。”
刘舜尧副书记便笑了，说：“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更好。”
耿若渔想，以后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刘舜尧副书记的这个指示，不能辜负刘舜尧副书记的期望与信任。
这一次，耿若渔才算是真正的成熟了。
与此同时，方振武也迅速成熟了。
成熟的标志之一便是再不怕权威！不听邪了！妈的，什么鸟儿关外杨！炸完翅儿又怎么的了？看来，对这些人，就得来点儿硬的！这是方振武的主要经验。方振武的另一点成熟标志是自信多了。他自信自己已熟练地掌握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要诀。那就是一个时期顺应一种形势，抓一项中心工作，提一个响亮的口号，既有利于调动演职员的积极性，又易于出成绩。而且，对这一套成功的经验，他已达到了运用自如的水平——凡遇到有人讲困难，他就提一提抗美援朝第一线——怎么样？谁敢讲困难！许多人便不敢再说话了。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各行各业都在大放卫星，一天等于二十年，快步跨入共产主义。方振武便向全院提出一个口号：“深入火热生活，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开展文艺大跃进，创造百人剧院百出戏的奇迹！”学习、服务的对象，方振武选择了矿山。他亲自挑选人员，组织了一个演出服务团，并由他亲自带团，去矿山深入生活，演出，为煤矿工人服务。
十三
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虽然只是叫嚣，却给杨月樵引发出一场很大的麻烦。
十二月底的一天，杨月樵正在排练大厅排练新戏，准备新年演出。书记方振武走进来，喊了一声：“杨月樵，有人找你。”——对于杨月樵，他早已开始直呼其名。
杨月樵停下来，问：“谁找我？”
方振武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杨月樵说：“我正排练哩，到底是谁找我？”
方振武说：“公安局。”
杨月樵一怔，说：“公安局找我干什么？”
在场的众人也是一愣，是啊，公安局找杨月樵有什么事？
方振武说：“快去吧，人家等着你呢。”
杨月樵便随方振武走出排练大厅。
张妙舫也悄悄跟了出去。
杨月樵跟方振武走至办公室门口，看见了柳少秋。柳少秋看看杨月樵，说：“他们在里边，你进去吧。”
杨月樵瞅瞅柳少秋，迟疑地推开门。
里面果然坐着两个公安人员，见了他，一块站起来，走到他的面前，其中的一个问：“你是杨月樵？”
杨月樵说：“对，我就是杨月樵。”
公安说：“好，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杨月樵问：“什么事？”
公安说：“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外面有车。”
说罢，两个公安一边一个，押着杨月樵走出办公室，一起上了外面的吉普车。
柳少秋看见了张妙舫，问：“你干什么呢？”
张妙舫没理他，匆忙跑回排练大厅，故意大造舆论：“杨月樵叫公安局给抓走了！”
大家正在惊疑，柳少秋大步进来，呵斥张妙舫，说：“你身为院长，瞎嚷什么？现在不是逮捕，只是调查情况！”
冯梦梅忙问柳少秋：“为什么抓走了月樵哥？”
柳少秋小声说：“特嫌。”
冯梦梅问：“什么是特嫌？”
柳少秋说：“就是有特务嫌疑。”
冯梦梅又问：“他怎么会有特务嫌疑？”
柳少秋说：“我哪儿知道，公安局总不会随便抓人的。”
冯梦梅说：“我们得赶快想想办法呀！”
柳少秋心中也很乱，突然火了，大声说：“你们以为公安局是京剧院哩，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冯梦梅便去文化局找耿若渔，没找到。有人告诉她说，耿局长在山上宣传部。她又去山上市委大楼的宣传部。耿若渔当了副部长，仍兼着文化局长，山上、山下两地办公。但在山上的时间更多些，山下文化局这边有事时，就过来照顾一下。冯梦梅赶到宣传部时，耿若渔正在开会。她便闯进会场，耿若渔发现了她，就拉她到自己的办公室，问：“你怎么闯到会场来了呢？”
冯梦梅说：“杨月樵被公安局抓走了。”
耿若渔说：“噢，不是抓走，是拘留审查。”
冯梦梅说：“原来你早知道！为什么你早不告诉我？”
耿若渔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怎么能随便告诉你。”
冯梦梅说：“对，我不是组织。可是，说他是特务，我怎么也不信，他怎么会是特务呢？”
耿若渔说：“你冷静点好不好？现在并没有说他是特务，只是拘留审查。他究竟是不是特务，要等审查以后，才能做结论。目前，只是作为嫌疑对象审查一下么。”
冯梦梅说：“既然只是嫌疑、只是审查，为什么还要把人抓进公安局？”
耿若渔说：“一下子和你说不清，等晚上回家再说。我要开会去了，你回去吧。”
冯梦梅说：“我在这儿等着你。”
耿若渔没理她，反身回到会议室去了。
冯梦梅一个人坐了一会儿，觉着没什么意思，也走了。出门却不知往哪里去？她心乱如麻，回到家里，独自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开了。后来想到耿若渔快回来了，才爬起来去厨房做了几个丈夫最爱吃的菜，拿出一瓶他喜欢的葡萄酒，放好杯子，单等他回来。
耿若渔回家扫了桌上一眼，又见她那种温柔求助的目光，明白她在想什么，便先发制人地说：“我告诉你，你最好少插手杨月樵的事情。”
冯梦梅本来是打算叫丈夫帮助杨月樵的，但还没容她开口，耿若渔便如此严厉地拒绝了，下一步她就不知怎么办才好了。她慌乱地说：“你这是怎么了，我又没说什么。”
耿若渔才放软口气，说：“我知道你想帮他。当然，我也想帮他。但这种政治问题太严重，太严重了！你知道不知道？上海有个副市长叫潘汉年，是老共产党了，过去还是共产党地下工作的领导人，就因为沾上特务的嫌疑，被抓了起来，而且听说被秘密处决了。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啊！”
冯梦梅果然被吓住了，这些事她过去真是闻所未闻。耿若渔在家里对她很少说工作上的事，她也从未问过。这会儿，她嗫嚅地问：“那，月樵哥他会不会……”
耿若渔说：“对他还只是审查么。”又说：“但愿他能说清楚，没有事才好。”
冯梦梅又小心地问：“那，我能不能去看看他？”
耿若渔厉声说：“跟你讲了这半天，你怎么还不明白！不能去！本来因为是我把他从北京接回来的，已经受到牵连了，难道你非要把我也扯进去才死心么？”
耿若渔心里想，这个女人一点政治头脑也没有！不但不能帮他，还净给他找麻烦……真后悔当初只看上了她的美貌与戏艺。
耿若渔心中便存了某种想法。
第二天，耿若渔上班走了以后，冯梦梅还是找了丈夫的几件换洗的干净衣服，拿了点吃的，去了公安局大楼。当听说她要看杨月樵，公安人员立刻严肃起来，盘问了许久。后来知道她是耿若渔的爱人，才勉强答应把衣服交给杨月樵，吃的东西叫她带回去，当然更没让他见人。
晚上，耿若渔见面就问她：“你今天去公安局了？”
她意识到他知道了，已经准备等他发火。但他却温柔地把她抱进怀里，抚摸着她，感伤地说：“你们女人哪，有些事情是没法对你们讲清楚的。先等一等，看事情的发展再说吧。”
她便往丈夫怀中缩了缩，说：“我好怕。”
耿若渔拍拍她，说：“其实我又何尝不担心呢。”
夫妻俩就这样抱着坐了许久，许久。听见墙上挂钟报时，冯梦梅才突然挣出他的怀，说：“你还没吃饭呢，我给你弄去。”
夜里，二人躺在床上，各自想着心事。冯梦梅想的都是杨月樵的事儿。她知道这很不应该，但她又管不住自己不去想。她便很痛苦，为杨月樵、为自己，也为丈夫……
耿若渔看着黑夜，听着身边她的喘息声，当然知道她又在想杨月樵，心中十分不快，却无法阻止她不去想，就更加恼怒。于是，就想报复……
他伸出手去，她立即知道他要干什么。但她却毫无兴致，可又无法拒绝，只有任他为她脱去内衣。他亦感觉出了她的冷漠，便越加恼怒，加倍疯狂地蹂躏她，似一头狂暴的猛兽。
她感到了一种被撕裂的疼痛，但她却咬住嘴唇，不出声，任他去发泄……
后来，他终于无力地退下去了。她觉着自己浑身像被弄散了架子似的，痛彻骨髓，泪水便渐渐洇湿了她的头发和枕巾。
这一夜，他和她共同弄懂了一个千古成语：同床异梦。
杨月樵被关押在公安局大楼四楼的一个房间，室内一床、一桌、一椅，门口有个公安看守，每天按时有人送饭，态度还算客气，只是不准走出房间。此时，他才深切的体会到自由的可贵。
公安局大楼就是过去日本人的警备署。
杨月樵是第一次认真地观看这座公安大楼。昨天他被两个公安带来刚下吉普车时，站在楼前伫望许久，当时便被这首“凝固的音乐”震撼了，心中猛地颤抖了一下。那种感觉，如同第一次听《命运》时几乎一样沉重。
他不知道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他想问清楚，却无人回答他。
杨月樵已经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会了忍耐与等待。他在忍耐与等待中度过了在这里的第一个夜晚。
翌日早饭之后，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公安走进了杨月樵的房间，先问问他睡的可好？吃的如何？样子并不严厉，似还流露出一种关心。原来，他以为公安都会很严厉，但看这个公安似乎还很亲切、很温和。可杨月樵心里明白，这个好像负点责的公安来到这里，绝不是打算同他嘘寒问暖、闲聊家长里短的。
果然，正戏终于开场了。
那公安说：“杨月樵，你不要有顾虑、有负担。”
杨月樵注意到，在他名字的后面已经取消了“同志”二字。自他从香港回来以后，几乎所有领导同他谈话时，都是称呼他杨月樵同志。而现在这个公安却叫他杨月樵，“同志”二字不翼而飞，这便有了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