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秋，一向信奉“教育至上”的端木蕻良的父亲曹仲元对家人们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于是，他便毅然果断地卖掉了八十亩土地，送十一岁的端木蕻良随着他的二哥到天津去读书了。这是端木蕻良第一次有机会离开他的科尔沁旗大草原，也是他第一次尝试到了城市生活的滋味。只是，这个初出茅庐的草原之子，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挫折。
当时端木蕻良信心十足地满以为自己能和哥哥们一样，顺当地进入南开中学。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入学考试失败，结果只能委委屈屈地转入了美国美伊美教会办的汇文中学。汇文中学虽然也小有名气，但是档次明显要比南开中学低一大截。校长叫伊文思，教育思想保守，提倡念“孟子”，主张教“四书”。对此，端木蕻良感到十分沮丧。好在天津是文化发达的地区，离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也很近。那时鲁迅、胡适等都在北京。端木蕻良就利用了这个机会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每天还可以阅读当天的北京《晨报》。端木蕻良最喜欢的是《晨报》副刊，对于那上面经常刊登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他感到非常新鲜，总是忍不住怀着极大的喜悦来欣赏。《晨报》副刊上的作品，也是端木蕻良爱不释手的，那里面经常刊登鲁迅的文章。同时他还阅读了《语丝》、《创造》、《奔流》等杂志。
在汇文中学读书的端木蕻良虽然不是南开的学生，但由于他的哥哥们在南开学读书，所以端木蕻良就可以和他们一同“住在南开寿康里”。平时端木蕻良除了到汇文上课以外，其余的时间就都泡在南开了。他“在南开大操场上跑圈，和南开义塾小学生踢野球，冬天，南开还有滑冰场，夏天，到墙子河、八里台去游泳，秋天，还可以到同文书院的水塘钓鱼……”
住在南开的这段时间里，端木蕻良常常利用南开的图书馆查读新书，并参加南开的许多活动，其中包括一些激进派的聚会。不少名人常常到那儿去演讲，端木蕻良记得他当时还听过改革家梁启超的讲话，这给端木蕻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同时，他又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其中有叶圣陶的《火灾》、《稻草人》；对“文学研究会”中的茅盾、叶绍钧、郑振铎等人的作品也很喜欢。而特别推崇的还有郭沫若，他甚至能把郭沫若的长诗《女神》一句一句地背下来，并且从中获得浪漫主义的情调的感染。当时，南开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剧团，演的都是文明戏。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端木蕻良开始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对耿济之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主人公那种贵族气质、忏悔意识深深地打动了端木蕻良，并引起了他的共鸣。在这部具有震撼力的俄罗斯小说里，端木蕻良仿佛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自己的家庭。种种相似，直接地勾引起身处异乡的端木蕻良，对自己那个在科尔沁旗草原上的古老家族的思念和梦幻。日后，端木蕻良自己说：“五四运动以来，在我生命史上，印下最深刻烙痕的两部书，一部是鲁迅的《呐喊》，另一部就是托尔斯泰的《复活》。”
端木蕻良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香港记者潘耀明的访问时说：当时他的思想是非常倾向鲁迅的，对胡适等人不感兴趣。他特别欣赏鲁迅那种对人的真实刻画，对封建社会的无情抨击。虽然蔡元培他们也写什么“劳工神圣”的文章，却没有说出劳工怎样神圣，也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法，因而端木蕻良认为这些文章很浮泛。同时，他还对文学研究会在20年代初期提出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很赞赏。
在天津，特别让端木蕻良感到兴奋的还有刚刚开始繁荣起来的电影。天津这个北方商业城市，在20年代就已经拥有几家不算小的电影院了。南开中学的礼堂也经常放映电影，其中除了有美国好莱坞的无声片还有德国片等。那儿还曾经放了一个暑期的美国西部打斗片，晚年的端木蕻良还记得片名叫《狮面人》(Lion Man)。第一部对端木蕻良有感染力的电影叫《难兄难弟》，是根据《捕鲸》的小说改的。故事不惊险，演技也平淡无奇，可是其中所歌颂的资本主义冒险精神却深深打动了端木蕻良。那时候被端木蕻良认定为最有艺术魅力的女演员是葛丽特·嘉宝，嘉宝主演的《琼宫恨史》和《大饭店》等都是端木蕻良久久难以忘怀的。在端木蕻良的心目中，甚至认为嘉宝创作的艺术形象是和卓别林一样，给予他许多超出电影本身的，超出银幕以外的东西。卓别林当然是端木蕻良最喜欢的了，因为卓别林使端木蕻良懂得了什么是艺术。以前端木蕻良认为，喜剧或滑稽戏的那种浅薄的“逗乐”和生捏硬造的“噱头”都是和艺术挂不上钩的。但是，自从看过了《城市之光》和《淘金记》以后，端木蕻良就再也不愿放过看卓别林电影的每一个机会了。那时候，端木蕻良还接触了不少的苏联电影和德国电影等。
可惜好景不长，端木蕻良在天津只读了两个学期的书，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赋税、兵役的灾难再次落到了东北土地上。弃农经商的曹仲元当时在南满车站开了个信托交易所。然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又加上日本人资本的挤撞，曹仲元的交易所实在维持不下去了，被迫关门。曹仲元的交易所倒闭之后，再也无力继续提供端木蕻良的学费。端木蕻良就读的美国教会学校，相当于一所贵族学校，收费极其昂贵，端木蕻良便不得不辍学回到东北老家。
1924年，襟怀里鼓胀着大城市先进、现代自由空气的端木蕻良，只身回到了他的东北老家——昌图。可是他立刻意外地发现，他苦苦思念的故土竟是如此闭塞落后。他已经无法适应那里陈旧的学校教育系统，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县城学校去读书。于是，他就待在家里自学，一待就是近三年。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端木蕻良吞虎咽地大量阅读。这些书籍多数是留在南开的二哥，把自己读过的书从天津再寄给他的。其中包括报纸杂志，特别是新出版的文学作品。二哥寄来的《晨报》和端木蕻良的年龄似乎有些不相称，但却是他最感兴趣的。端木蕻良承认自己是早熟的。他说：当时《晨报》的合订本几乎成为他的真正的教科书了，至今他都记得《晨报》有本纪念册上，刊登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如春、夏、秋、冬和拉奥孔等。端木蕻良常常带着一大包书报杂志到他家西边的西河沟两岸的密林里去读，那地方十分安静“没有人，樵夫不会和你碰头，打雀的啸子你也不会听见……”炎夏里的一天。他“躺在那一棵倒在水面的树上”一口气读完了鲁迅的《呐喊》。
从端木蕻良的这段生活可以看到，虽然端木蕻良那次在天津仅仅待了两个学期，但这短短的两个学期使他接触到了现代进步的自由思想，尝试了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新的生活经验就好像是在他的生活中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扇可以通往新世界的窗户。从这扇窗户里渗透出来的风使端木蕻良受到了新世界的洗礼。因此，当端木蕻良再次回到他的科尔沁旗大草原的时候，他已经和当年那个不是倾听母亲的故事，就是钻在父亲的书房里面偷书看的小男孩不一样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端木蕻良开始练习写作，“今天写写这个，明天写写那个，诗都写上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真龙外传》就是这个时候写成的”。写的是一个耳朵不灵的长工，以及这个长工悲惨遭遇的故事。听说这个故事有着鲁迅《阿Q正传》的痕迹。这一年是1924年，虽然这部小说仅仅是端木蕻良的习作，并没有发表，而且最后丢失了。但这毕竟是他创作的第一个中篇，当时端木蕻良仅十二岁。
那时，端木蕻良的二哥还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画家，把上海友正书店出版的珂珞版画册寄给了他。于是他就把这些名画家的作品作为蓝本，认真临摹，潜心研究，画过国画和版画，还学过剪纸。
闲散的时候，这个地主的儿子便走出自己的大宅子，来到那片厚实的土地上，和那里纯朴的农民们在一起。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用心地去观察、注意农民们的生活和劳动，了解他们朴实的思想感情。秋天，在一片金色的收获当中，骄阳贪婪地啮啃着佃户们的皮肤，吸吮着他们的汗水。当那滚烫的土地同时炙炽着端木蕻良和佃户们赤裸的脚板的时候，在“农夫们耕耘时所唱的歌子里，他已不只是觉得好听，而且还体味到了其中的哀鸣；从牧童的芦笛，牧羊女的小曲中，他能品尝到其中所含的世态、人情，从中了解到他们的憧憬、追求”。通过和这些“黔首愚氓旷夫怨女”的接触，渐渐地，东北农民们的欢乐、痛苦、希望，甚至他们的习俗、传统以及传说、谚语、谶语、牧歌一直到他们的图腾信仰和跳大神，都点点滴滴刻印在端木蕻良的心际之中了。“他和农民的交谈，已经感受到是一种艺术乐趣，体味到通俗语言之美。这也是他后来要创作《红良》四部曲，以表达他对故乡的热爱、迷恋之情，并在小说语言上取得杰出成就的原因所在。”
了解东北农村实况、熟悉当地风俗人情、深入农民情感生活，是端木蕻良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素材，也为他小说语言的活泛性奠定了基础。端木蕻良离开家乡以后又重新回到家乡，其中产生的距离感使他更真切地看清了他的家乡，加上他在天津接受的新思想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端木蕻良的视野变得广阔起来，眼睛里的那片土地顷刻间输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这活力缕缕丝丝和端木蕻良的身心相连，终身无法割断。因此，端木蕻良说自己活着好像是专门为写土地的故事来的。这仿佛是在仿效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因为托翁曾声称把自己“年轻时代的爱情”都奉献给了俄罗斯的普通农民。
端木蕻良回忆起那几年在家自学的日子认为对自己的成长是很有好处的，他说：“如果那几年我不在家，就不能了解当时东北的情况。那时我只有十几岁，正是我吸收力感染力最强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