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下半年，在桂林郊外通往七星岩路上，有一座横形的两小开间的竹屋，每天下午都会悬出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妙制酸梅汤”，仔细一看还有一行小字：“消暑解渴，欢迎光顾”。端酸梅汤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说着一口带着东北口音的国语。据说此人便是端木蕻良。但是端木蕻良本人则不予承认，他说他从来也没有卖过酸梅汤。或许端木蕻良的生计还没有落到要靠卖酸梅汤来难维持的地步，因为就在这一年的1月中旬，因王鲁彦病重，端木蕻良还慷慨捐赠两千元。不过从当年那位喝了“端木蕻良的酸梅汤”的大蛮先生的文章里可以看到，能够和端木蕻良认识而且还喝了端木蕻良的酸梅汤，实在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可见端木蕻良那时的知名度了。
这一年，熊佛西联合了柳亚子等一批人发起了一个“榴园雅集”，大家时而聚会，喝酒写诗。端木蕻良也常常参加。年底，熊佛西心血来潮想要办报，他把一间民营的《力报》顶了下来，在贵州遵义设立了编辑部。熊佛西自己总理业务，请端木蕻良任报社主任、秦牧任编辑主任、王坪任采访主任，虽然这份报纸没办多久就因经费短缺停刊了，但在办报期间，他们时常在一起讨论关于报纸的事务。秦牧说：有时候他们到熊佛西住的半山山庄叙谈，端木蕻良就“搬张躺椅到梨树下，他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瘦削得可怜，面肌轻轻地抽搐，显然病痛正在折磨他。梨花飘落下来，铺满他的身上，他也不把落英拂去。他这种孱弱静卧，仿佛重病初愈般的情景，此后在香港等地，我都见过几次……”。看来端木蕻良那时候的身体相当虚弱。1945年，他几乎没有创作文学作品，只是钻研古迹和休养生息。
音乐家马思聪在1975年9月6日致夏志清的信中说：他就是在1945年认识端木蕻良的。那时候，马思聪在贵阳任艺术馆馆长，有一天一大帮“剧宣”的队员，约百人左右来到贵阳，住在艺术馆大礼堂里打地铺，恰巧端木蕻良也来了，做了艺术馆的上客，住在艺术馆楼上一间房间里。“剧宣”的队员是演员，也是歌咏演员，他们提议由端木蕻良作词、马思聪作曲，写个大合唱。端木蕻良和马思聪就联手创作，不到一个星期，《民主大合唱》就写出来了，又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排练，《民主大合唱》在艺术馆的大礼堂演出。(《民主大合唱》的歌词共七章，1946年4月5日由上海的生活书店出版，8月又由重庆的生活书店出版。)当时的演出是成功的，他们特别邀请了省主席杨森来捧场。后来马思聪在谈及对端木蕻良的印象时说：“端木的样子懒懒散散，但必要时他能在短时间内写出很有分量的东西。他说话带重鼻音，夜里睡得晚，早上起得迟，并且时常失眠，有一次，内子给了他十余粒安眠药，他竟一齐吞了下去，一直眩了好几天，吓死人！”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对端木蕻良的印象也是深刻的，她于1996年11月29日，在美国宾州德国城的寓所告诉笔者：“抗战以后的端木蕻良虽然已经相当有名了，但却没有什么名人的架子，天热的时候甚至常常和‘剧宣’队员们一起露天睡在院子里。与端木蕻良相处久了可以发现，他待人坦诚、明朗，不是那种善于伪装、掩饰自己的人。”王慕理还记得在端木蕻良和他们分手的时候，特别赠送马思聪两本书籍。一本是他自己的作品《科尔沁旗草原》，有意思的是另一本书，竟然是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端木蕻良和马思聪分手不久便于抗战胜利前夕，由遵义赴重庆，他似乎比以前稍稍健康一些。又于1946年由重庆赴武汉，接任邵荃麟、葛琴办的《大刚报》的副刊《大江》。1947年1月15日，端木蕻良参加《文艺春秋》举办的笔谈会，创作《新年试笔》，后发表在上海《文艺春秋》的四卷一期上。在这篇散文里他表示：“从今年起我彻底的和感伤主义告别……，我将放弃一切悲悯痛苦，代之以明朗和健康……我重新发誓，我舔干了过去的血迹和伤痕……。”然而，发了誓的端木蕻良是否真的能舔干他过去的血迹和伤痕呢？1月22日，端木蕻良拉着他的好友王采到野外去，满眼含着泪水静躺在空旷的墓地里绝食终日。王采不知底细，但仍旧陪伴着他。直到好几天以后，端木蕻良才告诉王采——这一天是萧红的忌日。
这一年的4月14日，端木蕻良在汉口红镫轩完成了电影剧本《紫荆花开的时候》。剧本一开头，端木蕻良就声明：“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个故事既不从生活写起，也没有讲到过一个真人。”但那个时代的人不难看出，这里面有闻一多的形象。剧本写了一个留法教授李之宝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思想变化经历及其寻找自我的痛苦过程。剧本既讽刺了那些借国难而得利的人，又描写了受西方影响的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落后现实时的浪漫反应。剧本是以李之死而告终的。这样的悲剧性的处理倒是增强了这个极富感情色彩的剧本之寓言性。这个剧本虽然从未被拍成电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电影脚本，但这毕竟是端木蕻良创作的惟一的电影剧本，对于了解端木在影视方面的造诣，实在是不无帮助的。剧本发表了半年以后，秋天里，端木蕻良前往长沙，任长沙水陆州音专学科系主任兼教授。但只待了一个学期他便因和上级发生芥蒂而辞职离开。端木蕻良在长沙的时候，他的朋友朱健曾经去看望他。据说朱健按照王采的指引，找到端木蕻良的住处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了，然而端木蕻良仍旧“高卧未起”。于是远道而来的朱健决定摇醒端木蕻良，两人闲谈一阵。可是当朱健起身告辞的时候，端木蕻良竟然说“还要睡一会儿，就又躺下了”。不久，朱健专程前往水陆州音专去拜访端木蕻良，这次给朱健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端木蕻良“床上宽大的鸭绒被，枕边一块金光璀璨的手表，修长手指的金戒指，只是暖瓶空空如也”。后来朱健在1996年10月2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以《端木杂记》为题，撰文谈起当时对端木蕻良的印象时说：端木蕻良本人和他的小说“颇不相同，翩翩佳公子也，怎能写出那等雄丽的长篇（指端木的第一部长篇《科尔沁旗草原》）？”
1948年的春天，端木蕻良回到了久别的上海，住在他的二哥曹汉奇家。这段时间里，端木蕻良深居简出，埋头创作。不久，在1948年6月15日发刊的《时代批评》第五卷第一〇二期上有这么一则消息：“战前本社出版之《时代文学》之主编端木蕻良，自长沙抵沪后，刚来的应酬已过，即埋写小说，第一篇《山丹》正在赶写中。”10月底，《时代批评》第五卷第一〇七期上又报道：“端木蕻良在动乱的大上海里，住不下去，10月底，走上北平了。”其实这里的报道有误，端木蕻良是到香港去了。因此，在下一期的《时代批评》上又有补充：“战前本社出版之《时代文学》主编端木蕻良，由沪转乘粤汉路车抵港，暌隔七年，他还是那么潇洒风采呢。”报道归报道，事实上端木蕻良这次旧地重游，是非常感伤的。那天，在他离开上海的时候，由于对今后的去向不明，特别把一直保存在身边的萧红的遗物及那双鲁迅的拖鞋交给他的二哥二嫂，然后才上路。几十年以后，那次和端木蕻良结伴离沪，同赴香港的方蒙回忆说：“当火车开出深圳前往香港时，端木的心情沉重，两眼望着窗外，一路寡言。我知道他在怀念萧红。不久，我们去浅水湾吊萧红墓。墓围犹存，墓园中的小树，树叶迎着海风，沙沙作响。萧红躺在这里整整七年。端木含泪凭吊，拍照留念……”然而方蒙并不知道的是，他们一起去凭吊了浅水湾的萧红墓以后，端木蕻良还一个人悄悄地来到圣士提凡女校——萧红的另一处安身之地。在那里，端木蕻良久久地坐在萧红的身边，秋叶婆裟，记录了端木蕻良无限的思情。
端木蕻良在香港时和方成、黄永玉、单复、杨梅、余心清、臧克家、楼适夷等同住九华径。在那里，端木蕻良又遇到了他在桂林时期的老朋友智侣，“大家在香港大酒店见了面，握手叙旧，彼此抖落肩上的旅尘，提起萧红，端木还是有点惘然如昔。”不料这一年，就在端木蕻良滞留在港期间，他的母亲因患乳腺癌，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去世。这一打击对端木蕻良来说是非常重大的，失妻的泪水还没有揩干，又丧慈母。在那些日子里，端木蕻良面容憔悴，神色哀伤。当他告诉他的朋友秦牧这一消息时，抑制不住怆然泪下，他一面揩泪，一面向秦牧述说他母亲的不幸身世。
不久，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刚刚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邀请端木蕻良就任中央音乐学院的历史教授。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何去何从，这又将是端木蕻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