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一生写了大量的散文、诗歌，主要收辑在《元丰类稿》中。据比曾巩长两岁的韩维为曾巩撰写的《神道碑》所记载来看，曾巩在当时就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行世，共百卷。但是宋南渡后，《续元丰类稿》和《外集》就散佚了。曾巩的散文在当时可以说一是质量高，影响大，曾一时名仅次于其师欧阳修，二是数量多，在《元丰类稿》中绝大多数是散文，其中有“序”40篇，“书”27篇，“记”34篇，“论”5篇。另外，有“传”“表”“诏”“策”“制诰”等，这些大部分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各类公文，但其中也有写得有文采如文学作品一般的。曾肇在《子固先生行状》中对曾巩的文章流行情况有一段描述，他说：“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可见其文是大受欢迎，大行其道。曾巩一生还写有大量的诗歌，在《元丰类稿》中就收录了400余首。纵观其诗文，可以说曾巩的诗文最大的特点是直面现实，直抒胸臆，寓理于事，寓情于景。
其一，直面现实。曾巩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生存的实际状况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形成丰富的曾巩思想。这也是曾巩文学思想在自己实践中的应用与体现。正如王一夔在《元丰类稿序》里所言：“《六经》之文，所以载道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万世开太平也。必如是而后可以谓之文焉。第以文辞为能，而不深于道，虽奔放如迁、固，高古如柳、韩，沉着纵肆如欧、苏，亦不免周于‘艺焉’之讥，尚得谓之文哉？若南丰曾先生之文，其庶几于道者欤！”如他的《南轩记》是一篇描写他为自己建造简陋住所经过的散文。当时曾巩的处境十分艰难，他要维系十数口人的生活，一边还要读书求仕进，而在朋友邻里的帮助下，建起了自己的茅草屋也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南轩记》开篇就说：“得邻之茀地蕃之，树竹木灌蔬于其间，结茅以自休，嚣然而乐。世固有处廊庙之贵，抗万乘之富，吾不愿易也。”在这样艰苦的生活中，他要的是直面现实，积极进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警醒自己，他把文章书写在墙壁上，让自己时时可以看到。文章最后说：“书之南轩之壁间，早晚览观焉，以自进也。”再如他的《秃秃记》，是为一被害小孩而作，同时也是揭露嘉州司法孙齐的丑行。秃秃不是别人而是孙齐的儿子。孙齐骗娶民妇周氏，后又遗弃她并盗走她所产的儿子秃秃，周氏告之于官，孙齐将儿子杀死，销毁证据。曾巩对小孩被害很悲怜，于是有感而发。他说：“呜呼！人固择于禽兽夷狄也。禽兽夷狄于其配合孕养，知不相祸也，相祸则其类绝也久矣。如齐何议焉？”可是在与周氏的官司中，孙齐能够买通官吏使自己得释，周氏又告之于州及江西转运使，可是“辩于州，不直。周氏诉于江西转运使，不听。”在这里曾巩对于官吏的贪赃枉法，官官相护也进行了揭露。于是他要“买石刻其事，纳之圹中，以慰秃秃，且有警也。”曾巩的散文或通过对现实的描写，就此发表议论；或直接议论现实，发表见解；或就史事而论现实，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学舍记》《仙都观三门记》《考课》《训兵》《政要策》《唐论》《刑赏论》，等等。对于这些，前文在阐述其思想方面有所涉及，在此不赘言。
在曾巩的诗歌中也有大量的直面现实之作。如他的著名长诗《追租》就直面社会矛盾。《追租》作于皇祐二年（1050年），那时，他还是耕读于乡间的穷困青年。全诗反映了他所生活的南丰县灾情十分严重，庄稼都已枯死，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境地里，老百姓渴求救助，希望政府减免租税，开仓放粮赈灾，但统治者却反其道而行追租之策。作者尖锐地批评指出：“公卿饱天禄，耳目知民瘼。忍令疮痍内，每肆诛求虐。”他大声疾呼：“暴吏礼宜除，浮费义可削。”又如《楚泽》诗云：“楚泽荒凉白露根，盈虚无处问乾坤。虫虫旱气连年有，寂寂遗人几户存？盗贼恐多从此始，经纶空健与谁论？诸公日议云台上，忍使忧民独至尊。”诗中指出了楚泽地区连年遭灾，以至到了人亡屋空的地步，而政府官员还坐在大堂上空发议论，不下视民情，不对百姓实施救助。
又如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之役苦的《促促为物役》，反映出北宋与西夏对峙“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的真实社会状况的《胡使》，描述了寇患严重的《湘寇》，反映朝廷选择带兵的将领用人不当的《边将》，等等。
其二，直抒胸臆。曾巩的诗文中有大量的作品是直抒胸臆的。我们先来看他的散文，如《齐州北水门记》，这是一篇短小精悍之作，全文不足三百字，主体部分如下：
济南多甘泉，名闻者以十数。其酾而为渠，布道路民庐官寺，无所不至。潏潏分流，如深山长谷之间；其汇而为渠，环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为门以泄之。若岁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则常取荆苇为蔽，纳土于门，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坚完，又劳且费。至是始以库钱买石，僦民为工，因其故门，垒石为两涯：其深八十尺，广三十尺，中置石楗，析为二门，扃皆用木，视水之高下而闭纵之。于是外内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人无后虞，劳费以息。
以上引的是该文的主体部分，不足两百字。其后还有八十余字所记的是与工程相关的人名及其职务、建造时间等。全文虽短，但写得快畅淋漓，于叙述之中见作者之真情。作者先写济南泉水的概貌，交待北门之水的由来，次写历年治水费财而水不得治理，再写今天的北门治水。水得到治理，且“劳费以息”，他欣慰无限。
再如《二女墓志》，这是一篇短小的碑志文，全文不足三百字。墓主不是别人而是作者自己的庆老、兴老二女，开篇即言：“南丰曾氏，葬其二女，其父巩为志曰：予校书史馆凡九年，丧女弟，丧妻晁氏及二女。余穷居京师，无上下之交，而悲哀之数如此。”接下来，介绍女儿小时之可爱，“庆老疾未作之夕，省其母，勉慰如成人。”“二女生而值予之穷多故，其不幸又夭以死，”内疚之情表之于纸，正是自己的贫穷与为生活奔劳没有照看好女儿而致其早亡，沉痛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于是直呼“悲哀之数如此”。令读者嗟叹不已。
在曾巩的大量散文中，像这类直抒胸臆之作还有不少，如《列女传目录序》《先大夫集后序》《救灾议》等，在此不赘述。
曾巩诗歌中有大量的诗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主张与感情。如《湘寇》诗，诗云：
衡湘有寇未诛剪，杀气凛凛围江浔。北兵居南匪便习，若以大舶乘高岑。伧人操兵快如鹘，千百其旅巢深林。超突溪崖出又伏，势变不易施戈镡。能者张弓入城郭，连邑累镇遭驱侵。群党争夸杀吏士，白骨弃野谁棺衾？貔貅数万直何用？月费空已逾千金。楚为贫乡乃其素，应此调发宁能禁？捷如马援不得志，强曳两足登嶔崟。乌蚁睢盱倚岩险，此虑难胜端非今。较然大体著方册，唯用守长怀其心。祝良张侨乃真选，李瑑道古徒为擒。呜呼庙堂不慎择，彼士龊龊何能任？大中咸通乃商鉴，养以岁月其忧深。愿书此语致太史，献之以补丹扆箴。
这首诗里表明的是除却寇患的主张，诗中批评了朝廷除寇无方，致使衡阳、湘潭等地的盗寇未能得到剿灭，他们时常杀气腾腾地围攻城池，抢劫民财。同时由于朝廷用人不当，所选出来的衡阳、湘潭地方官员，都是些不干不净的无能之辈，他们怎么能担当诛寇之重任呢？对此，他“愿书此语致太史，献之以补丹扆箴。”要向朝廷提出自己的主张，坚决铲除寇患。他认为除寇的办法不在于兵之多寡，而在官吏的应用是否得当。他主张用吏要得当，要能用兵，兵不能扰民，吏不得借机盘剥百姓，不能寇患未除，新患又起。
这类诗还有很多，如《闲行》，其中有句：“闲中我乐人应笑，忙处人争我不争。”这表达了诗人闲适的情趣，《西亭》有句：“岁月淹留随日老，乾坤狼狈几时宁？”对朝廷日渐衰微发出哀叹；《遣兴》有句：“谁与健帆先度鸟，更无留滞向天涯。”表达了诗人的归隐之心；《叹嗟》有句：“力能怀畏未足忧，忧在北极群阴绕。”表达了忧国伤时的心情。《戏书》有句：“家贫故不用筹算，官冷又能无外忧。交游断绝正当尔，眠饭安稳余何求？”表达了身心疲惫之后企求随遇而安的心情。再如《盆池》《题祝道士房》《读书》《江湖》《茅亭闲坐》《明妃曲》《读孟子》，等等。
曾巩的一些友情诗也是直抒自己的思友之情，写得情真意切。他被欧阳修视为最好的学生，欧阳修是他的一位恩师，对他有知遇之恩。欧阳修说：“吾奇曾生者，……百鸟而一鹗。”又说，“过吾门者千百人，独于得生为喜。”可见欧阳修对曾巩的器重与厚爱，曾巩由此对欧阳修十分感激。欧阳修因朋党之争而遭政敌谗言之攻，被贬安徽滁州。曾巩觉得在此事件中欧阳修是受了很大的委屈，于是上书为他鸣不平，并专程到滁州探望，此后多以诗词与欧阳修唱和，在诗中多表达自己对欧阳修的敬慕之情。如《奉和滁州九咏九首》在其诗前有一小序，序云：“先生贬守滁。滁，小州，先生为之，殆无事。环州多佳山水，最有名琅琊山。近得之曰幽谷，先生散游其间，又赋诗以乐之。巩得而赓之者，凡九章。”其中《琅琊泉石篆》有句：“先生抱材置荒郡，有若此字存岩扃。当还先生坐廊庙，悉引万事归绳衡。”《游琅琊山》有句：“先生鸾凤姿，未免燕雀猜。飞鸣失其所，徘徊此山隈。万事于人身，九州一浮埃。所要挟道德，不愧丘与回。”《慧觉方丈》有句：“儒林孟子先生是，墨者夷之后代传。”《幽谷晚饮》有句：“先生席上珍，岂忍沟中饿？毋徐黑幡召，当驰四方贺。”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到，面对欧阳修遭遇，他不为自己这么直接鸣不平可能因之招来祸害而害怕，他不回避，不躲闪，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勇于为欧阳修抱不平，敢于表达自己对欧阳修的人品才学的推崇。再如，杜衍对他有援助之恩，当巩父病于南京又逝于南京时，曾巩几乎初无治父病之费，后又无葬父之资时，他求之于前宰相杜衍，杜公伸手援之。他十分感动，事后，他写信对杜公表达了感谢之忱，也表达了仰慕之意。同样，他还写有《上杜相公》诗，诗云：“水为舟楫旱为霖，社稷生民注意深。岂谓便辞黄阁议，翻然求就紫芝吟。始终好古儒林士，进退忧时国老心。只有声名随日远，不令功被管弦音。”所表达的同样是赞美与仰慕之情。对于平辈朋友的友情他颇珍惜，如他与王安石算是一对情深意笃的好朋友，他们之间有很多唱和诗，都表达了他们之间友情的真挚与珍贵。如《江上怀介甫》：“江上信清华，月风亦萧洒。故人在千里，樽酒难独把。由来懒拙甚，岂免交游寡。朱弦任尘埃，谁是知音者。”朋友不在身边，一个人酒也懒得喝，琴也懒得弹，可见感情至深。像这类诗还有一些，如《发松门寄介甫》《之南丰道上寄介甫》《过介甫》《秋日感事示介甫》等等。对待晚辈，他也是珍爱有加，如《送钱生》诗云：“天下学校废，师生无所依。子来满橐书，璨璨璧与玑。一字未得读，叩门忽言归。怜子甚有志，事时与子违。吾无一亩宫，留子为发挥。去矣善自立，毋使嗣音稀。”诗中肯定了钱生是一位有才学的好青年，没有给予好的培养，而今要离去，没有办法，只好临行叮嘱“毋使嗣音稀”。再如《送郑秀才》，诗中赞美了郑秀才的外貌与才学，也深信他学成之后必能有一个好前程。但也对郑秀才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当今文人密如栉，子勿浪漫西与东。处身不可不择处，一跳万里无还踪。”像这类诗还有很多，如《送舍弟》《寄子进弟》《陈商学士》《路中对月》《秋怀》，等等。
其三，寓理于事。曾巩的诗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寓理于事，其文并不是为记事而记事，而是要通过记事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这一点，他的弟弟肇在《子固先生行状》中就曾明确地说：“公未尝著书，其所论述，皆因事而发。”这在他的杂记类文章中尤其明显。以他的名篇《墨池记》为例。
墨池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耶？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墨池在曾巩曾经生活过的抚州临川城，相传是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洗笔砚的水池。这篇文章是曾巩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之请而写的。它通过王羲之临池练习书法，最终成为一名伟大书法家的轶事的记叙，说明只有通过刻苦学习，才能在技能、道德上有所成就。文章首段简明扼要地叙述墨池的处所、形状和来历。接着由此生发议论，议论之先揣度“故迹”之“信然”可否？再从“羲之之书晚乃善”的事实，阐明一个道理：一种技能的成功是“以精力自致”，而“非天成”。但文章在此并没有结束而是进而提出“深造道德”，更须努力，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最后说明写作缘由，并借“推王君之心”，“勉其学者”学习“仁人庄士”的写作目的。全文短小精悍，仅三百余字。全文没有空洞的说理，没有抽象的议论，而是通过叙事明理，把理与事融为一体，在短短的几百字里把事叙清楚了，把理说透了，且一切都是自然天成，没有雕琢之迹。再如他的《越州赵公救灾记》一文，全文一千余字，与《墨池记》比可谓是长文。该文写于元丰二年（1079年），所记的事是发生在熙宁八年（1075年）的越州，时越州大旱，赵抃前往救灾。文章写了三个层面的事情，一是写救灾的措施；二是写医治病者和收埋死者的措施；三是写赵抃在救灾中的态度与精神。而第三个方面正是曾巩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赵抃在救灾工作的态度与精神是极其负责的，“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早夜惫心，力不少懈。”正是这样身体力行，事事躬亲才得以使救灾措施落到实处，使救灾成绩显著，“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在叙事完成之后，就救灾之事发表议论，指出赵抃救灾经验的价值与意义，即“其仁足以示天下，”“其法足以传后”。他说：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同时，对赵抃的品德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像救灾这么重要且成绩卓著的事只是他生平中诸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其他的都没有写。像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如《广德湖记》等。
在曾巩的一些诗歌里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一些诗通过对事件经过的描写，将作者的丰富感情寄寓于其中。如《喜二弟侍亲将至〈京师书多言二弟为县之美〉》诗云：
嗟予怀抱徒蠢蠢，二弟胸中何落落。政如鲁卫各驰骋，文似机云饱磨琢。坐曹风义动江淮，为县声名到京洛。鸿雁峨峨并羽仪，棠棣韡韡联跗鄂。我于两处抱饥渴，恨寄一官如束缚。周南留滞勿复论，平陆可来无厌数。慈亲况不倦行役，官长幸复宽期约。似闻笑语已仿佛，想见追随先踊跃。共眠布被取温暖，同举菜羹甘淡薄。山花得折随好丑，村酒可醉无清浊。屈伸有命更勿疑，细故偶然皆可略。春风为子送帆樯，速放船头来此泊。
这首诗写当他得知母亲在弟弟的陪同下要来自己任所的消息十分高兴，于是他高兴之余写下了这首长诗。诗中通过对兄弟间过去一些生活细节如共眠布被、同醉村酒等的回忆，兄弟间、亲人间同甘共苦的深厚感情历历呈现于读者眼前。诗的最后一句，表明作者为人子盼望着母亲能顺风顺水的快快来到的急切心情，思亲之情跃然纸上。再如《胡使》诗回顾了边地少数民族对大宋的入侵以及朝廷的懦弱，作者对此愤懑与对朝廷的失望之情在字里行间也表达出来了。
像这类诗还有很多，如《舍弟南源刈稻》《寄王介卿》《山槛小饮》《水西亭记事》，等等。
其四，寓情于景。曾巩还写下了诸多寓情于景的好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写景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寄寓其中。如《上元》诗：
金鞍驰骋属儿曹，夜半喧阗意气豪。
明月满街流水远，华灯入望众星高。
风吹玉漏穿花急，人近朱阑送目劳。
自笑低心逐年少，只寻前事捻霜毛。
上元，即每年的正月十五日。称上元节，即元宵节，也称灯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在宋代，上元节是一个极隆重的节日，曾巩的这首诗写的就是人们欢庆节日的景象，一派赏心悦事，其乐融融。又如《甘露寺多景楼》：
欲收嘉景此楼中，徙倚阑干四望通。
云乱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气入青红。
一川钟呗淮南月，万里帆樯海外风。
老去衣衿尘土在，只将心目羡冥鸿。
多景楼在今天的江苏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内。曾巩登楼写下这首诗。诗中写了作者所见的景色，云乱水光，天含山气，钟声淮月，帆影海风，景色宜人寥寥数笔勾勒，宛如一幅写生画，逼真传神。正是在这样的景色中，诗人虽然感到自己老境渐至，仍然征尘满衣，但是面对这美好山河，还是应积极进取，展自己鸿鹄之志。读曾巩的这首诗同时还可参读南宋时程珌的词《水调歌头·登甘露寺多景楼望淮有感》，其词云：
天地本无际，南北竟谁分？楼前多景，中原一恨杳难论。却似长江万里，忽有孤山两点，点破水晶盆。为借鞭霆力，驱去附昆仑。
望淮阴，兵冶处，俨然存。看来天意，止欠士雅与刘琨。三拊当时顽石，唤醒隆中一老，细与酌芳尊。孟夏正须雨，一洗北尘昏。{1}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前后相隔140余年的两位作者所描写的事相同，而表达的情相异，读之，也许你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这种寓情于景的诗很多，再如《城南二首》：“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唯有青青草色齐。”“水满横塘雨过时，一番红景杂花飞。送春无限情惆怅，身在天涯未得归。”《出郊》：“葛叶催耕二月时，斜桥曲岸马行迟。家家卖酒清明近，红白花开一两枝。”这些诗都写景生动，轻快简洁，作者的喜悦之情溢于词句之中。再如《百花堤》《西湖二首》《闲行》，等等。
曾巩笔下寓情于景的散文也有不少。如《道山亭记》，其文开篇先写闽郡山行之奇，后又写水行之险。极状其“水陆之险如此”，陆行四顾亦山，道路峭狭曲折，“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水行则“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将险景状于读者眼前，正如评家所言，“穷形尽相，毫发不谬”，读之使人惊悚不已。写景正是为表达自己的感情，于是接着有了下文，后面叙写福州郡守程思孟处于偏僻险远也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乐”，且为亭曰道山亭，以表示他“抗其思于埃壒之外”。登临览胜，可比之于蓬莱。“其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于其中表达作者对程思孟的敬佩之情。再如《拟砚台记》，全文600字。拟砚台在抚州城内，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台建成之后，作者登台观景，全文描摹登台所览景象，于其景之中寓作者登台的愉悦之情。开篇介绍台之由来，寥寥数语，接下来重点写台上所见之景。其文曰：
初，州之东，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溪，其隅因客土以出溪上，其外连山高陵，野林荒墟，远近高下，壮大闳廓，怪奇可喜之观，环抚之东南者，可坐而见也。然而雨隳潦毁，盖藏弃委于榛丛茀草之间，未有即而爱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与土，易其破缺，去榛与草，发其亢爽，缭以横槛，覆以高甍。因而为台，以脱埃氛，绝烦嚣，出云气而临风雨。然后溪之平沙漫流，微风远响，与夫浪波汹涌，破山拔木之奔放，至于高桅劲橹，沙禽水兽，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苍颜秀壁，巅崖拔出，挟光景而薄星辰。至于平冈长陆，虎豹踞而龙蛇走，与夫荒蹊聚落，树阴晻暧，游人行旅，隐见而断续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烟云开敛，日光出没，四时朝暮，雨旸明晦，变化不同，则虽览之不厌，而虽有智者，亦不能穷其状也。或饮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靓观微步，旁皇徙倚，则得于耳目与得之于心者，虽所寓之乐有殊，而亦各适其适也。
先写台建之前，此地的境况；随之写站在台上所见到的新景象，由近及远，层次分明，视野渐开。此是全文着笔之重点，既有空间上的延展，又有时间上的变换，展示一种赏心乐事之景。字里行间有自己愉悦心情（“乐”）的表露。并由此引出全文的主旨“得于耳目与得之于心者，虽所寓之乐有殊，而亦各适其适也。”在此又为下文的议论打下基础。下文着力讨论“乐”，由乐其台到乐其治，再到官民同乐，层层推进，不断升华。进而突出了主题。“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简静，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乐于此。州人士女，乐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观之美，亦将同其乐也，故予为之记。”
人们读这篇文章一定会联想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想到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曾两文有同工之妙。曾巩的《拟岘台记》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孙琮评论该文时说：“写台之景，能集诸家之胜，已自不同凡响。入后，将抚之土风，与裴之治行，发出同乐议论，遂觉从前诸景都非虚设。是能于小题中出大手笔者。”（《山晓阁南丰文选》）此文刻石立于拟岘台，而几十年后，“断碑仆地，台且圮矣。”绍兴癸丑（1133年）五月，曾巩的侄子纡担任抚州军州事，重新又“载刊坚石，不独使拟岘之名托之文字，与溪山之胜，共传不朽。”并作了《书〈拟岘台记〉后》记其重刻的经过。
如此之文在曾巩的散文中还有许多，如《醒心亭记》《金山寺水陆堂记》，等等。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特别是在散文方面成就斐然，而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上述归纳似乎难以概全。曾巩的散文质量高，影响大，行文规范，而得到当时及后世的欢迎。曾肇在《曾舍人行状》中对曾巩的文章流行情况有一段描述：“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列出唐宋八大家的是明代散文家、藏书家茅坤，他认为宋代的散文较唐代成熟，而曾巩的文章简洁、严谨、端庄，其内容合于儒家道德，其文虽不十分生动有趣，但是在唐宋之时难有其规范，难有其受众面之广及所受欢迎之烈。曾巩生之时声望高，逝之后声更隆，备受文学界的推崇。
曾巩“蓄道德而能文章”，同时代的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说：“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王安石、苏轼、苏辙都与曾巩一起名列唐宋八家之中，他们对曾巩都是推崇备至。韩维《朝散郎试中书舍人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曾公神道碑》里说：“自唐衰，天下之文变而不善者数百年。欧阳文忠公始大正其体，一复于雅。其后公与王荆公介甫相继而出，为学者所宗。于是大宋之文章，炳然与汉唐侔盛矣。”至南宋，朱熹也十分推崇曾巩，他说：“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盖公之文高矣，自孟、韩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其所以重于世者，岂苟云哉！”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只选曾巩文，不选王安石文。明初朱右将曾巩与韩、柳、欧、王及三苏并列，把他的文章选编成《八先生文集》。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作文以曾巩为典范。茅坤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曾巩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并称，进入中国古代最优秀的散文家行列。王慎中说，“自西汉而下，莫盛于有宋庆历嘉祐之间，而灿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唐顺之认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清代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等，将曾巩的文章作为楷模而学习。清代康熙年间，著名学者张伯行重新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所选文章共316篇，其中韩愈60篇、柳宗元18篇、欧阳修38篇、苏洵2篇、苏轼26篇、苏辙27篇、曾巩128篇、王安石17篇。曾巩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七个人，独居榜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