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一生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他阐述了自己较为丰富的思想，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学和宗教等方面的思想。
曾巩的思想有其渊源。曾肇在其《子固先生行状》里说：“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宋史·曾巩传》里也认为其言“原本六经”。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源头在于六经。曾巩在《新序目录序》里感叹：“天下之士各自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在统、道之有归也，”那么曾巩的“学”统在哪，“道”归于何呢？这些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答案。他在《洪范传》里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于知至、意诚、心正然后身修，身修然后国家天下治。以是为大学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见于经者，莫详于尧。”在曾巩看来道在“明明德”，要实践之，则应“知至、意诚，心正”，而其源则在《洪范》《大学》里头，他又说：“观《洪范》《大学》之所陈，知治道之本。”他也在不同的场合里也一再要求推广这“大学之道”，他在《熙宁转对疏》中说：“讲明旧学而推广之。”在《筠州学记》中又说：“讲先王之遗文，以致其知。”而“大学之道”出自《大学》，其作者为曾参。曾参是曾巩的祖先。他们也以有这样的先祖而感到荣耀，其弟曾肇在《子固先生行状》亦说：“今家南丰者，自高祖讳延铎始也。初，蒧及参父子俱事孔子。蒧乐道忘仕，孔子与之。参以孝德为世称首。而参孙西，耻自比于管仲。其世德渊源所从来远矣。”曾巩继承和发扬了曾参的思想，写就了天下道德文章。正如《行状》里所说：“天以道德文章钟于公身，以侈大前烈，开觉后嗣，实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兴者欤！”
曾巩思想有其现实基础。他的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虽然为官，但其父因受诬而被罢，从此家道中落，不久去世。而他也在乡间耕读十余载，且担当起养教弟妹等十余口人生计的责任，直到三十九岁时才考中进士而入仕途。因而他有很长的时间是艰难地生活在底层。入仕后，又一直任地方官，辗转数地，对于百姓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了解。他深深地感到，天下应以民为贵，以民为本。于是民本思想是他一切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曾巩的民本思想渊源则在于儒家的“仁”及“仁政”。他在《战国策目录序》里很赞同刘向的“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的观点，因而天下应广开“仁义”之路，他认为宋太祖就是这样一位“仁心爱人”的皇帝，他所实施的统治“其仁如天”，于是自他而下有许多官员也是施仁政，如赵抃在越州救灾，“其仁足以示天下”。
正是源于此，曾巩的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化”的教育思想。在曾巩看来，“化者，所以觉之也，教者所以导之也。”简言之，就是要通过教育使百姓能觉悟起来，自觉地去做合乎于“仁”合乎于“义”的事。并且通过长期的教化而使老百姓遵守“仁”“义”道德规范成为一种风尚，成为一种风俗，“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这样就可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无须使用刑政了。他认为，古代用刑不过是教化的一种工具而已，是教育百姓的一种方式。他在《洪范传》里说：“先王之刑刑也，其养民之具，教民之方。”当然，教化是要建立在百姓能有饭吃、不受冻的基础才能进行的。如果在此基础上不能教化好百姓，才能用刑惩处，而用刑又是不得已的事。他在《洪范传》里做了一个较为精当的阐述，他说：“使民足于养生送死之具，然后教之，教之不率，然后刑之。”“而民犹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已而不已也”另一方面，作为施刑者也应“责己而恕人”，对于他们的罪过应详察，分清是非过错失误，还是犯罪；是吃不饱，还是教育不到位，然后定罪施刑。他说：“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眚也，非过也，终也，其养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则必责己而恕人。”他在《与王介甫第二书》中说：“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用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要完成教育之任务，则在学校，他在《洪范传》中说：“养之于学，所以使之讲明，文之以礼乐，所以使之服习，皆教之具也。”在《劝学诏》里也说：“先王兴庠序以风四方，所以使学士大夫明其心也。”同时还要改革与之相配匹的科举制度，因为“今之学校，非先王教举之法，今之科举，非选王造士之制”，他认为不仅要加强教化，使之成为风俗，还要使用好的选材办法，选出优秀人才，并使之成为一种导向。一方面要沿用、完善科考选材的办法，其次是使用“特举”的办法，将一些有特别能力的人选拔出来。
其二，“政以养民”的民本思想。曾巩在《洪范传》里对于“政以养民”的重要性作了总结性阐述，他说：
民能保极，则不为外物戕其生理，故寿。食货足，故富。无疾忧，故康宁，于汝极，故攸好德。无不得其死者，故考终命。人君之道失，则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宁，故忧。食货不足，故贫。不能使之于汝极，则刚者至于暴，故恶；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于民者也。
从政策层面上看，政策法制的制订要从长计议，“不急于朝夕之近效”（《熙宁转对疏》），要顺应民心，做到“不改其业，不违其欲”。（《为治论》）再者就是要给百姓的生产生活创造更好的环境。如兴修水利，为了百姓的生产更有保障，则修渠浚湖，他盛赞古人李冰等治水之功，并强调“三代沟浍之法替，而赴时务功，此不可不重也。”（《水利》）他自己在多地任上注重水利建设，如在越州治鉴湖，齐州修北水门等。再如：保障百姓的生存，主张大力实施社会救助。这是曾巩一条极其宝贵的政治思想。首要复建义仓，古之义仓的作用就是“使岁穰输其余，岁凶受而食之。”然而，由于官吏“往往窃前世恤民之法而为当今之敛民之调”（《议仓》）使本来一个好端端“以赈乏为本、以恤民为先”的救赈制度变成害民的一条途径。于是他主张，效仿隋唐时期的做法建立义仓，恤灾消祸。他指出：“复隋唐之法而建其仓，探隋唐之本而行其义，则恤灾弭患、安民泰俗无大于此者。”并且还主张沿用旧制，建管好常平仓。常平仓即“岁熟增价以籴，岁歉减价以粜。用赈贫民，复旧制也。”同时，曾巩主张贷给灾民钱粮，以便他们恢复生产，保障生活，他说：“赐之以钱五十万，贷之以粟一百万石，而事足矣”，这样老百姓“得钱以完其居，得粟以给其食，则农得修其畎亩，商得治其货贿，工得利其器用，闲民得转移执事，一切得复其业，而不失其常生之计。”这是一种深谋远虑之举，也是为百姓造福，为国家长治久安之举。事实上，曾巩在任地方官期间就积极实施社会救助。曾巩在越州时，“岁饥，度常平仓不足赡，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谕告属县，讽富人自实粟，总十五万石，视常平价稍增以予民。民得从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余，又贷之种粮，使随秋赋以偿，农事不乏”。知洪州时，“岁大疫，公储药物饮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实施了这些做法的地方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其三，“改易更革”的改革思想。有一些人认为曾巩后期与王安石不相合，是因为曾巩反对王安石变法，非也。曾巩也是主张变法的。他在《礼阁新仪目录序》里说：“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势，骇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当然他所强调的是在合先王之意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而不是要逆天下之势背天下之情。同时在曾巩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又是必要的，因为古今的情势不一样，习俗也不一样，法制长期施行也必将产生弊端，约束人们的“礼”，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将难于遵守，这样礼、法都将出现与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地方。“失则必改制以求其当。”要“因今之器，顺今之变以行之。”（《为治论》）在曾巩看来，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古代与当今的社会现实是不一致的，所以社会制度等也会与之有不相适应的地方，也会有弊端，这就必然要对制度等进行改革，以求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这样就没有必要守着先王之成法而永久不变。他说：“由是观之，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对于这一问题，他反复地强调，在《战国策目录序》里也说：“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这里所指的“法”即他常说的“法制数度”，而“道”则是儒家之道，也就是儒家所言“仁”与“仁政”。为此，曾巩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如他在《本朝政要策》里就提出数十条治政策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宗教等多个方面。在其他著作中也提出过一些措施，如他在《时俗辨》里就强调：“曰复流亡，曰弛岁敛，曰劝耕殖，曰兴水利，如此者皆益民也。”如果这四项措施能落到实处，这则有益于百姓，拿他的话来说，则是“百姓可厚而仁政可举也，先王之所以为天下者，归然而已矣。”
其四，“节用裕民”的理财思想。为了解决财政紧张问题，曾巩主张“节用”，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不应是增收老百姓的税赋解决困难。他强调财用的重要性，他在《再议经费劄子》里指出：“财用”是国家的根本，要使国家富裕强大，则必须增加财政收入。但又不能沿用过去简单苟且的办法，而应修改法度，以更新更合理的办法去增加财政收入，也要制定措施节约支出。就这一问题，他专门写了《议经费劄子》和《再议经费劄子》二文，强调：“制国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要节用，如果能做到节用，即使贫困也能较快地富裕起来，如果用之不节，即使富裕也很容易致贫。他说：“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他还认真地分析古代财用情况，充分肯定古人的节用观念。曾巩特别肯定了荀子“节用裕民”，“善藏其余”的理财思想，他认为“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财用》中说：“荀卿言富国之道曰：‘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所谓裕民者取之有制，使之优厚之谓也。”要想百姓富裕起来，向他们索取应有节制，让他们财富多起来，节用则是要量入而出。理财是为富国，而富国则应先富民，这才是理财之根本。那么，如何才能“节用”呢？曾巩提出了“乘丰而储备，利商而通货，练兵而去冗”的办法。其实对“冗”之问题，不仅有“兵冗”还有“官冗”，由此还产生“冗费”。他在《户部尚书制》里说：“使官用有节，而余蓄可至。”对此，在《再议经费劄子》中，他细细地算了皇祐、治平年间的收支账，觉得开支太大。如果能去“冗官”“郊费”则可去“冗费”，每年可节省三亿，而在皇祐、治平三十年间的节约就相当于国家十五年的储蓄。他分析说：
皇祐、治平岁入，皆一亿万以上，而岁费亦略尽之。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治平皆三万余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祐、治平皆一千万以上，是二者费皆倍于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者，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费之端多于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后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岁入如皇祐、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费同于景德，则二者所省盖半矣。则又以类推而省之，以岁入一亿万计之，所省者十之一，则岁有余财一万万，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
在他看来，冗官、郊费消耗了大量资财，直接导致了国家财政紧张，裁冗官、减郊费应该是节省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朝廷应该“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以达到节用富国的目的。曾巩阐述其节用主张时，也涉及冗兵对财政的影响。对于冗兵问题，一是要加强士兵的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减少士兵数量；另一方面，还可以改变募兵制度。当时的募兵制度已经造成了庞大军费的支出，给国家造成了重大负担。他直呼“害不有大于此者耶！”他在《论贫》中认为：“古者有常农无常兵，今也有常兵无常农，兵日以愈蕃，农日以愈贫，治之所以未孚者以此也。”他认为“今也有常兵无常农”是造成国家贫穷的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学习古人“无常兵”的办法，将招募来的兵士农时耕种，闲时操练，做到耕种与练兵两不误。他建议：“莫若择旷田，募今投而为兵者伍而耕。暇而隶武，递入而卫。”（《论贫》）同时，曾巩还认为，要节用，还要加强对钱币的管理，使钱币的制造和流通规范有序。如果私人铸币泛滥、币制混乱则会导致百姓“有困穷耗费之苦”、国家“无丰盈羡给之余”的状况。对此，他撰《议钱》，提出建议：“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何谓四利？塞兼并一也，严法令二也，禁异物三也，节浮费四也。四利既立，四患可除。当今之宜，莫便于此。”他还认为节用不是一两个官员或者说仅是朝中的事，而是各级政府、官员都有节用的责任，他在《洪范传》里说：“所省多者，其任责重；所省少者，其任责轻，其所处之分然也。”曾巩在实际工作中也践行之，在任明州知州时，他接前任手修缮州城，他一接手即对工程进行重新核算，降低成本；且充分利用旧城的砖块等旧料，大大地减少工费。“公程工赋，裁省费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曾巩的经济思想是针对当时社会实际所提出，也是他多年在地方为官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得到上下一致的肯定。以至于神宗皇帝也评价说：“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
其五，安边固国的军事思想。曾巩有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目睹边境纷争不断，战事频仍，他总是在寻找良策，解决这些问题。加之自己曾任多地知州军事，对于军事问题多有考虑，也曾多次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向朝廷陈述，希望采纳。也在一些诗文中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军事主张。如《胡使》诗，诗云：
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
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
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
还来里闾索穷下，斗食尺衣皆北输。
中原相观叹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
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宋廷每年都向边境的辽、夏等国送上钱币及财物，企图买得安宁，然而事实上一天也不得安宁。曾巩认为应该用辽、夏国的人来抵御辽、夏国，以求得边境的安宁与国家的稳固。像这样的诗还有很多，再如《秋日感事示介甫》，其中有句：“沙碛有遗虏，旌旗多远行。生民苦未息，吾党耻论兵。”诗里对于朝廷苟且偷安，不能从军事上解决边境问题感到无奈，也对此背景下痛苦无尽的百姓表示同情。
他上《请减五路城堡劄子》议兵家之事。他在劄子开篇就指出：“臣尝议今之兵，以谓西北之宜在择将帅，东南之备在益戍兵。臣之妄意，盖谓西北之兵已多，东南之兵不足也。”在曾巩的眼里，西北兵多，应重在择将，东南兵不足，则重在增兵。同时，领兵打仗就如弈棋，也是要讲究策略的，做到多寡相宜，攻守相赴。他指出了当下军事的要害之后，即提出了择将、用兵、守边、应敌、抗虏等策略。他说：
夫将之于兵，犹弈之于棋。善弈者置棋虽疏，取数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敌虽万变，途虽百出，而形势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算多也。不善弈者，置棋虽密，取数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敌有他变，途有他出，而形势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算少也。守边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则兵不分，兵不分，则用士少，所应者又能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算多，犹之善弈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则兵分，兵分则用士众，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算少，犹之不善弈也。
打仗靠的是兵，而兵则要养。古人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可见养兵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如何来养呢？曾巩提出了“屯田”之策。他在《本朝政要策》中把“屯田”作为国家的重要策略来论述。屯田可以兼兵农之责，既可发展农业生产，又可发展壮大军队，既可减轻农民负担，又可提高军队的供给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军的良策。同时，曾巩还就“添兵”“兵器”“任将”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主张国家要保证一定数量的兵力，但不能过多，关键是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要修兵械，造利器，做到兵甲坚固，兵器锐利，这样才能为打胜仗创造条件；将帅是克敌制胜的关键，他认为应向宋太祖学习，对于将帅应恩威并用，“抚而遣之”。他说：“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每朝必命坐，赐与优厚，抚而遣之。”这样将帅得到优厚的待遇与地位，就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充分地发挥才能，勇敢地指挥作战，打胜仗就有把握了。
其六，“法戒”的史学思想。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推荐曾巩担任馆职，次年春，曾巩出任史馆编校书籍之职。这样他在馆阁一待就是近十年，他校勘了一批史书，如《陈书》《战国策》《梁书》等。晚年，他又回到史馆任修撰、管勾编修院，并专典史事，修《五朝国史》。曾巩在长期的史馆工作中，对于史学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形成了自己的史学思想。曾巩认为，修史的意义就在于明治天下之道。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修史的目的就是总结历史经验，并将之传承下去，为后世之“法戒”，惩恶劝善。在《〈梁书〉目录序》中曾巩明确说：“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于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在这里，他总结梁国亡国之因是一味奉佛，不修圣人之道。曾巩是一位史学良才，神宗皇帝曾说曾巩“以史学称于士类，宜典五朝史事。”清末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里说：“自来文章家推欧、曾二公有史材。”曾巩对于修史提出了自己见解与要求。他在《〈南齐书〉目录序》里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从“明”“道”“智”“文”等四个方面对史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只有达到了这四方面的要求，才能称得上是一部好史书。要写出这样一部好的史书，作为该史书的修撰者自然就要是一位高人。撰史者应是一位有道德修养的人，即“蓄道德”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到“公”（公正）与“是”（实事求是）。他在《寄欧阳舍人书》中说：“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只有“蓄道德者”才能达到“公与是”的要求。他进一步阐述说：本来史书是起“法戒”作用，并传之久远，“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修史，则编写出来的史书意不明，事不实，理不通，辞不当。此外，曾巩对于史家之文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认为史家之文应是古代刘向、扬雄提出的“直文”，即正如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所说：“然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于是，曾巩从文辞上对萧子显所撰《南齐书》进行批评：“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强而有邪？”他对文的要求是“足以发难显之情”。当然，他还要求“辞工”，因为“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寄欧阳舍人书》）。这不是为了卖弄文藻，而是达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实录式的史书要求。
其七，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曾巩之文得到举世公认，且世代流传，这得益于他本人的文学思想。文章千古事，曾巩对文学的要求很高，他首先要求的是作家的人品，甚至要求作家要有史家的品质，只有好的人品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在曾巩看来，只有道德修养好的人才能写出“文章兼胜”的作品，只有如欧阳修那样“既有德而且有言”，才能写出如“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般的作品，这样文章才能传之后世，影响后人。有了德还要有能，如果没有能也写不出如此之好的文章。这则要练内功，要有知识储备。曾巩在为晏殊《类要》所作的《类要序》中作了分析。在曾巩看来，晏殊是一位“于是时为学者宗，天下慕其声名”的人物，他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人，“公之得于内者深也。”而“内者深”又从何来？这就要有丰富的知识，经史子集、谱谍、方伎等都要懂得，并融化于心。他说：
及得公之所为《类要》上中下帙，总七十四篇，凡若干门，皆公所手抄。乃知公于六艺、太史、百家之言，骚人墨客之文章，至于地志、族谱、佛老、方伎之众说，旁及九州之外，蛮夷荒忽诡变奇迹之序录，皆披寻紬绎，而于三才万物变化情伪，是非兴坏之理，显隐细巨之委曲，莫不究尽。公之得于内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显于世者，有以哉！
曾巩能写出传之于后世而不朽的文章，他也是广泛地学习古籍、方志，兼收并蓄，化为自己的内在的东西，他在《南轩记》里对于自己的学习情况作了一个回顾，他在此文中写道：“顾吾之所好者远，无与处于是也。然而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巉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所以说，要想写出好文章，作者就应加强学习，广泛积累各种知识。他一再告诫人们要加强学习，如他在《墨池记》指出了王羲之书法成就的取得并非天生而成，而是后天学习、练习而成的。他说：“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作文亦如学书。
曾巩主张文章应载“道”。他认为，古代治理国家，首先要使天下人的道取向求一致，使天下各地的风尚相似。所以全国虽有九州之广，万千民众，千载岁月，但其教化历来明了，相沿成俗，所遵守的道德一致，所传播的学术一致。所以《诗经》《尚书》里的诗文，历经数千年，作者也非一人，但他们所阐述的道理都是一致。于是他在《新序目录序》里说：“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他在《寄欧阳舍人书》称赞欧阳修的文章就是载道之文，必能传之久远。他说：“然蓄道德而能文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在文章风格方面，他受恩师欧阳修的影响很大，他先期的文章所追求的是一种豪放奔腾之风格。正如欧阳修所言，“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中书舍人王震在元丰八年（1085年）所撰的《南丰先生文集序》中说：“南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异时齿发壮、志气锐，其文章之慓鸷奔放，雄浑瑰伟，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抉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的加深，他的文章风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所主张的则是自然天成，不加雕琢，言有尽而意无穷。他在《祭欧阳少师文》开篇即说：“惟公学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发，醇深炳蔚。体备韩马，思兼庄屈。垂光简编，焯若星日。绝去刀尺，浑然天质。辞穷卷尽，含意未卒。读者心醒，开蒙愈疾。”此称赞先师欧阳修的话也体现了曾巩的文学主张。他后来也拿这一标准去衡量诸如李白、王安石等人的作品。曾巩的这一文学主张直接影响着他对文章的语言要求。其总体要求是“辞穷卷尽，含意未卒”，而具体地说，则应如苏洵之文那样言有尽而意无尽，且收放自如。他在《苏明允哀辞》里说：“盖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尽管对于文章的语言提出了如此之要求，但在他看来，“道”的表达重于言辞的要求，把“道”说清还是首要的。对于这样的作家则多持赞扬的态度，如他对傅权为文赞美有加，他在《回傅权书》里说：“辱惠书及古律诗、杂文，指意所出，义甚高，文辞甚美。”对于那些把语言放在首位的作家，他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在《答李沿书》中就对李沿提出批评，他说：“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文以载道，是终归是要服务于社会，教化民众，即人们所常言经世致用。他在《〈南齐书〉目录序》里说：“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正是此理。正如曹丕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曾巩的文学思想在当时和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产生重要影响，影响着中国数百年文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