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乱，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
匈奴的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年～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绵延不断。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发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书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20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5次暴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182年）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80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由西汉全盛时期的5000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3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5世纪间流行到罗马，10世纪前后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洲历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5.淝水之战是以少胜多吗
西晋王朝灭亡后，中国呈现南北方对峙的政治局面。在南方，司马睿重建晋朝，史称东晋；在北方，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纷纷起兵，建立政权，史称十六国。各国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混战。直至前秦永兴元年（357年），苻坚称大秦天王，统一了黄河流域。苻坚任用汉人王猛为丞相，励精图治，使国家逐渐强盛起来。随后，积极准备进兵南方。
王猛出身贫寒，博学而有谋略。他帮助苻坚抑制豪强，兴修水利，发展农桑，接受汉族文化。王猛后来病死。他死前嘱咐苻坚，不要去进攻东晋。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五月，苻坚决定伐晋以后，大会群臣，说明自己的打算，遭到多数大臣的反对。但他一意孤行，坚持伐晋。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六》记载：“八月戊午，遣……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甲子，坚发长安，戎长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旌鼓相望。”苻坚不禁骄狂地说，以此强兵百万，“投鞭可以断流”，何愁东晋不灭？
然而战事的发展并不如苻坚所料，东晋虽只集结起8万人的军队，但宰相谢安主张坚决抵抗，派弟弟谢石、侄儿谢玄带兵迎击。双方在淝水展开决战。在谢石、谢玄和骁勇善战的刘牢之率领下，根据宰相谢安的调遣，首先以精兵5000强渡洛涧，夜袭秦军大营，歼敌15000余人。晋军乘胜追击，一举推至淝水东岸，与秦兵隔河对峙。苻坚登上寿阳城头，望见东晋军队布阵严整，心中暗暗吃惊。又见淝水东面八公山上草木摇动，误认为是埋伏的晋兵，不由得心虚胆怯。所以后世用成语“草木皆兵”来形容人在极度恐慌时，一有风吹草动便疑神疑鬼的样子，其出典就在于此。
晋军只有8万多人，为速战速决，谢玄以隔水作战不便为理由，请秦军稍退，等待晋军渡江再战。苻坚企图乘晋军渡河至一半时突然袭击，便同意谢玄的建议，下令秦军后撤。谁知秦军刚一移动，先前被秦军俘虏的东晋官吏朱序，在秦军中乘机连声高呼：“秦军失败了！”本来就不愿意给苻坚卖命的秦军士兵，闻声纷纷溃退。晋军渡过淝水乘势追击，大获全胜。溃退的秦军士兵，一路上听见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军追来，昼夜不敢停步。苻坚受了伤，逃回洛阳时，只剩下10多万人。后世即以“风声鹤唳”来形容人极度恐慌以致于自相惊扰的样子。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被七八万东晋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这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因此，淝水之战历来被当做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载入史册。
但是有人详考史料，对双方兵力之比提出新的见解。其一，前秦的百万军队是虚数。从当时北方人口的估计数看，前秦全国有百万军队已是惊人数字，即使有，苻坚也不可能全部征调伐晋，至少要留一些驻守各地重镇。更重要的是，这虚数百万也没有全部赶赴前线，苻坚到彭城时，凉州、幽冀、蜀汉之兵均未到达淮淝一带，因而根本没有参加淝水之战。其二，当时集结在淮淝一带的军队，是苻坚的弟弟苻融率领的30万，他们也没有全部投入战斗，而被分布在西至郧城、东至洛涧五百余里长的战线上。驻扎在寿阳及其附近的军队，充其量不过10万。加上苻坚从项城带来的“轻骑八千”，也不过10多万人，况且战争发生时，这些军队也不会全部投入战斗。正因为寿阳一带兵力不多，苻坚才会在看到晋军严整的阵容时产生恐惧之色，产生草木皆兵之感。其三，晋军8万除刘牢之所率5000人进军洛涧外，均参加了战斗。当时，晋军在长江中游地区布置的兵力，本来就较雄厚，再加上新投入的8万，因此当秦、晋双方沿长江中游至淮水一线交战的时候，晋方在前线至少有20万以上兵力。再考虑到前秦军长途跋涉、晋军以逸待劳；前秦内部意见分歧、晋军上下一心等各种因素，晋军占了一定优势。因此，不论从两军交战的时候，还是从整个战役情况看，淝水之战时双方投入的兵力，是大致相当的。
长期以来，所有的教科书都在告诉我们，秦晋淝水之战是以少胜多、以劣势之军打败优势之军的辉煌战例。如果上述之说可以成立，这一战例的写法不是该修改了吗？
6.最早的爆炸类兵器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爆炸类火器，是《武经总要》卷十二中的“霹雷火球”，其制作方法是“用竹西三节，径一寸半无罐裂者，存节勿透。用薄瓷加铁钱三十片，和火药三四斤，裹竹为球。两头留竹寸许，球外加傅药。”
这种霹雷火球在使用时用烧红的烙锥引燃后，用“炮”掷向敌人，“球开，声如霹雷”，不再是靠燃烧，而是靠爆炸时的碎瓷片使敌人受伤，同时还有巨大的声响使敌人震惊，有烟焰将人熏灼。所以，这已不再是过去的燃烧类兵器，而是最原始的爆炸类兵器。如果抛射出去，就有如近代的大炸弹或手榴弹；如果放在地道中，就有如最原始的地雷；如果在水中引燃，就有如较原始的水雷。在宋金战争中，双方所使用的“霹雷炮”、“震天雷”等很可能都是这类武器。这类武器不断加以改进，爆炸力也就不断增强。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蒙军进攻金兵据守的开封，金兵“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燕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旨透”（《金史·赤盏合喜传》）。在宋元战争中，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元军攻静江（今桂林）。破城之后，宋军部将娄铃辖率250人坚守月城（即瓮城），元军围困10余日，最后，“鸣角伐鼓”，“拥一火炮燃之，声如雹，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外，兵（指月城外之元军）多惊死者。火熄，入视之，灰烬无遗矣”（《宋史·马曼传》）。这样大威力的火炮，应当是由铁壳制成的。用生铁铸成外壳的“震天炮”，宋人直接称为“铁火炮”。铁火炮曾在我国使用并发挥其威力好几百年。元代的军队曾广泛使用铁火炮，并曾在进攻日本时使用铁火炮取得重要成果。1292年，日本画家竹崎季长根据他在战场上的亲身见闻画了名为《蒙古袭来绘词》的画册，其中就有元军铁火炮炸裂的真实画面。明代的《天工开物》第十五卷中所介绍的“埋伏土中，竹管通引，冲土起击”的地雷；“漆固皮囊经炮沉于水底”的“混江龙”即水雷；“用宿（即长久）干空中泥团，上留小眼，筑实消黄（即硝、磺）火药”，“敌攻城时，燃灼引信，抛掷城下，火力出腾，八面旋转”的“万人敌”即大型手榴弹等等，就是明清时所常用之物。
在《武备志》中介绍了以下几种爆炸类兵器：
一是“水底龙王炮”，用熟铁制成，外面用牛的膀胱包裹，使水不能浸入，下面用木板承载，使之入于水但又不沉于水底，引火线套以羊肠，上面用轻质羽毛为浮物使引火线之顶端浮于水面备用。临战时，将引火线点燃。“量贼船舶处，入水浅深，将重石坠之，黑夜顺流放下。香到火发，炮从水底击起，船底粉碎，水入曲沉，可坐而擒也。”这简直就是一种原始的鱼雷。
二是可以大面积置放的“自犯炮”，就是用很多地雷式的“铁炮”、“石炮”、“瓦炮”。“用火绳相连，埋于土中，敌人一踩动引火装置，就可一大片连续爆炸”，有如今天的地雷群。
三是“石炮”，这是将石球凿空，内装炸药，安上引线而造成的，最大可重千斤。如果在守城时，“燃线入简，以手推下；敌人所死不过一石，以为我抛击不中，不再提防。药燃石碎，有相近而不伤者，有数十丈而被击者，敌人莫测所向，故人人自危。此为第一利器，且不费官币（即国家钱财），一时数万可备，节财威敌，城为妙策。又有走免引线之法，地雷丛发之制，因为千变万化而不穷”。
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最早爆炸类兵器的代表，它们在古代的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些兵器的制作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7.成吉思汗是否只识弯弓射大雕
成吉思汗（1162～1227），我国古代蒙古族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位被蒙古民族引以为傲的民族英雄，在中国史籍上被尊称为元太祖。他的故事，800年来在许多国家有无数书籍和文艺作品传扬，至今蒙古国和日本的联合考古队还在寻找这位前无古人的大汗神秘的地下陵寝（如今建在内蒙草原的陵园只是衣冠冢）。后世人不论对成吉思汗如何评价，都承认他是世界古代战争舞台上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公元1162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蒙古乞颜部的酋长也速该的妻子诃额仑生了一个男孩。当天，也速该带领部众袭击塔塔尔人，取得了胜利，抓到了两个战俘，才返回斡难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嫩河）边的老营基地。这两个俘虏中有一个名叫铁木真，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也速该把刚刚生下的儿子取名为铁木真，意为“精钢”。
因为蒙古部和塔塔尔部常年互相攻打，没有逃避的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相杀伐。所以铁木真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他刚9岁时，父亲就被仇家塔塔尔部毒死（成吉思汗起兵后为报复，将该部比车轴高的男子全部杀掉），他随母流浪时艰辛异常，为争夺食物还将同父异母弟弟射死。在这种生长环境下，他磨练出铁的意志，只相信强者为尊而不知怜悯。
铁木真不识字，从未读过兵书战册，全凭自幼饱经的杀斗和后来无数战争磨练，总结出一套高超的作战技巧。约22岁时，他受本部推举并聚合“十三翼”（即13个部落）3万余人同兵力相同的外部落联盟交锋，首战却打了败仗。这说明军事奇才不是天生的，世上也没有常胜将军。不过铁木真可贵之处在于擅长总结经验，他不完全是只识弯弓射大雕，而是满腹谋略。通过利用矛盾，不惜屈尊拜庸碌者为义父，他借兵重振，并联合一部打另一部，用十几年时间终于统一了纵横数千里的蒙古高原。
1206年，44岁的铁木真站在斡难河边的大帐前，在万马嘶鸣和群情欢呼下，接受了各部落贵族的参拜，被尊称为“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军至此成为震撼当时世界的“上帝之鞭”。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后，发动了大规模的扩张战争。当时他的军事力量只有95个“千户”，即10万左右蒙古骑兵，却能在野狐岭一仗便击溃金国精锐30万，并追杀其大部，从此纵横北中国无敌手。接着，他西征中亚，打败古俄罗斯，回兵准备灭西夏和金朝时病逝。成吉思汗的儿子、孙子接续其征服事业，除了向南发展以外，兵锋西至波兰、匈牙利和中东，向西一直打到欧洲多瑙河流域，向东占领了整个中国并进入东南亚。所征服地域之广大，创造了世界古代史上的最高纪录，亚历山大、恺撒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远不能企及。
成吉思汗的军事艺术，几百年来一直为世界各国军事家所敬佩并悉心研究。不过任何统帅的作用，只能相当于战争舞台的导演，取得成就的关键在于很好地调配已有的人、物资源。而最好的战争资源，按中国近代兵家蒋百里所说便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
曾有史学家赞叹：“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他们又像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许多有用之物……”像这样不需要专门后勤的军队，能轻易远征万里。然而，在成吉思汗之前，如此好的潜在军事素质无法发挥出来，是由于草原上各部落分裂且长年内斗不休。成吉思汗将他们凝聚成统一的蒙古民族，将内耗转化为对外征服，便爆发出惊人的能量。生活条件处于耕作与当兵相分离的民族，与蒙古军野战交锋时总是一战即溃。
然而，除了蛮力，成吉思汗还注重军事科技成果的应用。
依靠城墙和水系固守，曾是其他民族抵抗蒙古军的惟一方式。为了有效的攻城，成吉思汗采纳了契丹籍重臣耶律楚材攻下城池不杀匠人的建议后，收容了大量汉、回等族的制艺能手，并给予生活优待，随军制作出有效的攻城器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