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十集的内容写完，本书的写作计划已经完成。可心里还是意犹未尽，总觉得书中缺了点什么，还想说点什么。
有一天，与朋友聊天，谈到农村孩子的出路问题，然后延伸到读书和读书人的话题。对了，我还想在本书中说、还没有说的，就是农民和读书人。
我出身农民，属于根正苗红的那一类。同时，好歹也算个读书人，属于“农转非”的那一类，对农民、农村，对读书人、读书，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情结”，对三国时的农民和读书人也不例外。
现在就说说三国时的农民和读书人，作为本书的两个附集。
⒈暴动
从军事的角度讲，三国的肇始是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军事之下的深层次原因，是政治问题。三国动乱，源于东汉王朝的没落。从政治的角度看，东汉王朝的没落，又源于东汉后期皇权的衰落，宦官与外戚的交替专权以及外戚、宦官之间的相互倾轧，由此导致吏治败坏，民生破产。
这是分析农民起义原因的经典说法。
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除了揭竿而起，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以说，三国是一帮饥寒交迫的农民闹起来的。
揭竿而起这个词，似乎专指农民起义。大概起源于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意思是赤手空拳的农民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奋起造反。东汉末期的农民造反，揭开了三国混战的序幕。所以，有的学者写三国史，即是以黄巾起义开篇。
我现在来看看，揭开三国序幕的黄巾起义。
东汉灵帝（刘宏，公元168—189年在位）时，冀州巨鹿郡（今河北省晋宁一带）人张角，传播一种叫太平道的神秘宗教。对于生病之人，张角和他的弟子们叫病人跪下，让病人忏悔，然后喝下符水，有的病人竟然也能痊愈。十数年间，太平道在大半个中国流行，张角拥有门徒几十万。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将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余众，小方也有六七千人。这个“方”，是个准军事组织，大致相当于军区的意思，每方设立渠帅（军区司令）。方的建立，标志张角的组织架构业已建立，传教活动向军事行动转变。
张角他们宣传一个政治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是指东汉王朝，黄天是指他们将要建立的新朝代。临近起事的时候，张角的门徒们在各级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墙上，都用石灰浆写上“甲子”两字。
张角原定于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起事。可甲子年春节刚过，张角的其中一个门徒叫唐周的向政府告密，在京师洛阳联络宦官做内应的主要领导人马元义被捕、处以车裂极刑，牵连被杀者一千余人。
中央政府下令通缉张角兄弟。张角得知消息，急忙通知、联络各方，于二月匆忙举事。起义军没有统一的制服，就在头上裹一条黄巾，作为标志，时人称之为“黄巾贼”。
张角一声令下，各方风起云涌，起义军焚烧州郡，攻杀官吏。一时间，天下汹汹，举国震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糊涂长官们这才发觉，原来“大贤良师”传播的竟然是“邪教”，而且，“邪教”已转化为暴动。
黄巾暴动主要发生在冀州（今河北省中、南部）和豫州（今河南省大部和安徽省西北部）。豫州黄巾主要在颍川（今河南省中东部）和汝南（今河南省东南部）两郡。
三月初，大将军何进（何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灵帝的大舅子）在京师及周围八个关隘进行军事部署。同时派出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共率四万大军进攻豫州黄巾军，分两路进击颍川。朱俊与黄巾军首领波才会战于阳翟（颍川郡治所，今河南省禹州市），失败。皇甫嵩进驻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被波才部包围。
黄巾军将长社围得密不透风，皇甫嵩兵力单薄，军心惶恐。黄巾军依草结营，恰好刮大风，皇甫嵩心生一计，采用火攻，黄巾军溃败。骑都尉曹操及时率兵赶到，与皇甫嵩一起追击黄巾军，黄巾军退回阳翟。
五月，皇甫嵩、朱俊、曹操三支部队会合，进攻固守阳翟的黄巾军，黄巾军大败，死数万人。
黄巾刚起事时，张曼成击斩南阳郡（属荆州，今河南省南阳地区）太守赵谦。六月，政府新任命的南阳太守秦颉反击，斩张曼成。
此时皇甫嵩和朱俊基本上将颍川、汝南、陈国（今河南省淮阳县）三郡黄巾军肃清。朱俊转而进攻南阳黄巾，皇甫嵩则奉命北上对付张氏兄弟率领的冀州黄巾军。
朱俊进入南阳以后，与黄巾军在宛县（南阳郡治所，今河南省南阳市）展开拉锯战，呈胶着状态，直至八月初，将十余万黄巾肃清。
本年春，张角兄弟直接领导的冀州黄巾军与豫州黄巾军一同起事，当地政府措手不及，幽州刺史郭勋、广阳郡（今北京地区）太守刘卫被杀。
政府军与张角作战的是北中郎将卢植。卢植刚与张角接触，连战连胜，斩黄巾一万余人，张角退保广宗城（今河北省威县东），誓死固守。卢植将广宗团团围住，广宗陷落在即。此时，前来军中视察的皇帝特使、小黄门左丰索贿不成，回京后诬告卢植贻误军机，卢植被解押回京，东中郎将董卓接替卢植的指挥位置。
八月，皇甫嵩北上至东郡的仓亭（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进攻黄巾军，生擒黄巾将领卜巳。董卓与张角交战失利，受到军法处置。
十月，张角已经病死。皇甫嵩突袭广宗，张梁阵亡，黄巾军崩溃，生降、被杀者三万余人，被逼溺死五万余人。
十一月，皇甫嵩进攻屯军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州市西）的张宝，斩张宝，杀死、俘虏黄巾十余万人。
至此，冀州黄巾军的主力被镇压下去，全国展开大清洗。
其实，黄巾起义有狭义的概念和广义的概念。狭义的黄巾起义，即张角兄弟、波才、张曼成等领导的冀州、豫州公元184年春天的起义，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即被当局荡平。
广义的黄巾起义，或者更恰当地称之为黄巾农民运动，仍然在各地展开，大集团有二三万人，小的也有六七千人。这些民变集团的战士是否与张角他们一样头裹黄巾，史书没有明确的记录，一般称之为“贼”或黄巾余党。
公元185年，张牛角、褚飞燕也拉起一支队伍，攻击瘿陶（巨鹿郡治所，今河北省宁晋县西南），张牛角战死，部众奉褚燕为主，褚燕改姓张（褚燕绰号飞燕，所以张飞燕就是张燕，即褚燕）。张飞燕率众转战于黑山（太行山南端，在今河南省鹤壁地区）一带，被政府称为黑山贼，部众多达百万。
公元188年二月，郭大等在河东郡（属司隶州，今山西省南部）的白波谷起事，被称为“白波贼”。十月，青州（今山东省北部）和徐州（今江苏省北部和山东省南部）黄巾再起，劫掠郡县。
公元189年，白波黄巾军攻击河东郡政府。
公元190年，青州黄巾大败刺史焦和的军队。公元191年冬，青州黄巾攻击渤海郡（属冀州，今河北省沧州地区），试图与黑山黄巾会合。降虏校尉公孙瓒大破青州黄巾军。
公元192，黄巾首领于毒进攻东武阳（东郡治所），曹操采取声东击西战术，打败黄巾军。同年夏，青州黄巾军进攻兖州濮阳，斩兖州刺史刘岱，曹操接任兖州刺史。冬十二月，曹操追击黄巾军至济北国（今山东省长清县），黄巾军部众一百余万全体投降。曹操挑选精壮三十余万入伍，号称青州兵。
在张角稍后起事的，还有凉州（今甘肃省）北宫伯玉、边章、韩遂、马腾，闹腾的动静很大，差一点占领了长安；一直折腾到公元214年马超只身投奔刘备，公元215年韩遂被部将所杀。
公元190年以后，以关东联军讨伐董卓为标志，全国转入军阀混战，黄巾余音袅袅。
公元220年，世人听到了黄巾余音的绝响。这年正月，曹操逝世。消息传出，青州兵团的将领们率领各自的部属（经过近三十年的血火征战，这三十万人还存活多少？史书没有记载），放下武器，擂响战鼓，向东（他们的家乡青州）移动。
此时曹操刚死，曹丕尚未继位，任何事件都高度敏感。大家以为青州兵造反，要求制止，不听劝阻的，予以镇压。贾逵反对，中央政府立即发布一道命令，沿途各州郡必须保护他们的安全，供给他们饮食；他们抵达家乡后，当地政府必须给予妥善安置。
这支军纪很差，很能打仗，仅服从曹操的特殊军队终于偃旗息鼓。
曹操尸骨未寒，阴魂未散，地下有知，看见这些战友们离去，肯定会号啕大哭，然后放声大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怎么回家种地、抱孙子去了？嗬嗬嗬……哈哈哈……”
⒉成本问题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大帝国的末代，都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令人扼腕的是，这些起义最后都归于失败。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黄巾起义在内，没有例外。
为什么？
关于这个“为什么”，古代、现代，官方、民间，历史学、文学，正式、非正式，给出了很多说法。
经典的说法是，农民起义之所以归于失败，是因为农民兄弟们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掌权后又容易腐败堕落，同志间容易自相残杀。
当然，这些说法肯定是对的，而且绝对不可能是错的。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像曹操、李世民、赵匡胤们，他们连革命的边都沾不上，更谈不上什么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况且还属于腐朽、反动、落后的阶级，为什么他们能在大混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建立自己的帝国？
似乎，仅仅用革命性、阶级领导这些概念，并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视角放宽一些。
现代管理学认为，从事一项活动，是需要花费成本的，而且活动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能。现代管理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倒是可以从某个侧面直观地解释历代农民起义的失败。
同做任何事情一样，战争是要消耗成本的，而且是高成本的。打仗要有队伍，队伍里的兵将们不能空着肚皮去打仗，也不能赤手空拳去打仗，还要跑来跑去地转战东西南北。这就需要粮草、武器（包括作战的马匹）、运输，这些都是要付昂贵成本的。
起义的农民兄弟们付得起这些成本么？
首先，他们没有存粮。如果他们有粮食，就不会冒杀头、灭族的危险去干造反的活。险恶的战争环境和自身弱小的力量也不允许他们安顿下来种粮，等来年丰收填饱肚皮再去打仗。那么，粮食从何而来？抢。政府的、地主的、老百姓的粮食都抢。
抢到了粮食，顿顿饱餐，甚至挥霍浪费，随地丢弃践踏。抢不到粮食，就吃树皮草根，或者再到另一个地方去抢。抢劫的转移过程，在农民自己看来，叫做战略转移；在政府看来，叫做“流寇”——边流动，边抢劫。实在没有粮食可抢，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往往一哄而散。
其次，他们没有武器。原来，他们维持粮食生产和再生产的工具是锄头。现在，社会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他们只好丢掉锄头，拿起维护生命的工具——武器。武器从何而来？那个时候，铁是稀有资源，武器又受政府管制，只好从官军手上抢来或自己打造。
民间制造的武器系统，肯定没有官营兵工企业生产的精良、精致。赤手空拳、未经训练的农民，要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国防军手上夺取武器，肯定夺不到很多，而且代价惨重。
再次，他们还有沉重的家庭、家族负担。农民造反，几乎都是拖家带口，甚至整个家族加入队伍。原因有二：一是青壮年男子参军参战，妇孺在家中无法维持生计；二是留守的家属可能会被政府、政府军“三光”，不得不如此。
比如，公元192年，曹操征服青州黄巾，降者一百余万，其中适合从军作战的精壮男子三十万被编入曹操军队，说明参加民变的人数至少是作战人数的四倍。一个战士平均要养三个家属，粮食就更成问题，行军作战的效率肯定极其低下。更重要的是，拖家带口的战士最容易掉队、逃匿、溃散。与填饱了肚皮、来去如风的国防军比较，农民军的战力可想而知。
打个比方来说，维护一栋破房子需要很高的成本；拆除这栋破房子也需要很高的成本；拆除后建一栋新房子需要更高的成本。
我们的农民兄弟，看到他们家的房子实在是太破，实在是无法栖身，就动手拆，根本没想到成本的问题，也没想到，还有几个凶神恶煞般的钉子户，等着他们来拼命。
说到统治成本，倒让人想起两个可恶可怜的皇帝和他们短命的帝国：嬴政和秦帝国、杨广和隋帝国。
秦始皇、隋炀帝的罪证，除滥杀无辜、残害忠良以外，第三条就是好大喜功。秦始皇的好大喜功，主要是指修长城、驿道、宫殿。隋炀帝的好大喜功，主要是指修长城、运河、行宫。
当然，像嬴政、杨广这样修豪华办公场所、游乐设施，尤其是在这些民脂民膏筑成的豪华场所里，与二奶、三奶乃至千奶、万奶鬼混，肯定是不地道、不正义，应该受到谴责的。这不用多说。但说秦始皇、隋炀帝修长城、修驿道、修运河就是好大喜功，未免太简单了点，至少是太直观了点。
长城是防御工事，其目的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驿道就是那个时代的高速公路，运河可以大大地节省运输成本，这些都是很超前的理念，也符合如今还在提倡的跨越式发展模式，不能说不正确。
不管后世之人怎么厌恶、谴责秦始皇，不管他怎么残暴，他在当时和后世都是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隋炀帝也是呱呱叫、梆梆响的一流人才。本来，他们都可以做一个优秀的统治者。让他们成不了优秀统治者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经营的概念和理念。
政治家玩的是政治挂帅，人定胜天，不知道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反而说政治是经济的灵魂之类。政治家闹的是灵魂革命，不知道老百姓是为了肚皮闹革命。
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往往是蹩脚的经营者，杰出的经营者往往也成不了政治家。
一个合格的经营者必须懂得成本概念。秦始皇和隋炀帝头脑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即使头脑里有成本这一概念，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似是而非。至少他们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成本分为创业成本（也叫设立资金）和运营成本。
秦始皇他们只考虑到运营成本，而没有考虑到创业成本，想用一次性投入过大的创业成本（修筑驿道、运河、长城的费用），去节省可以分次投入的运营成本（运输费和战役开支），结果过度地透支了成本，耗尽了早先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国库空虚，财政失控。
那就再进一步地去榨取民脂民膏，进一步地征发租税徭役，加上官僚、地主、商人在其中的上下其手，导致大批自耕农的破产，整体破产的自耕农揭竿而起。
事实上，秦始皇和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是一种需要——客观需要。秦始皇、隋文帝（隋炀帝杨广的老爹）各自建立他们的大帝国之前，都是几百年的混战。语言文字乱了，流通货币乱了，度量衡乱了，民风习俗乱了……一切都乱了。
统一的大帝国建立之后，就必须对这些乱成一团的东西进行梳理、整顿、统一，还要建立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系统，否则，新王朝不能生存，会退回到一锅烂粥中去。
做这些事，都是要花成本的，而且是高昂的成本。这种成本又分为政治成本（触犯既得利益者）和经济成本，导致人心思乱、财政枯竭、农民整体破产，结果是一个字——乱。
可以说，秦帝国和隋帝国这两个巨人，都是由于透支成本，失血休克而亡，秦始皇和隋炀帝的暴政和好大喜功，只是透支成本的具体做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