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的高度，从人事的角度，像我这样的庸才，怎么也不理解，孙权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从心理的层面，才可以理解孙权的所作所为。
那就是，晚年的孙权已是偏执狂。
一般人到了晚年，会比较固执。固执的原因，一方面基于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是因为老年人的大脑皮层已经退化，认知、思维、判断的能力下降，既往存留在脑子里的一些概念、经验、结论，就会顽固地表现出来。
长期酗酒，会加速、加重大脑皮层的退化。孙权是个酗酒者，这在历史资料中屡有记载。我怀疑，孙权晚年，患有慢性酒精中毒，大脑皮层的功能出现障碍，使一般老年人的固执，转化为偏执。
所谓偏执，就是固执己见，还死不认错。到了南鲁党争的后期，太子、鲁王两党弄得“举国中分”的时候，孙权肯定知道自己错了，但他就是死不认错。英明盖世，一贯正确的吴大帝，怎么会错呢？他只希望太子和鲁王改正错误。既然这两个小子不仅不虚心认错，还坚决不改，那就一起完蛋。放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证明俺老孙是错误的。
如果太子、鲁王的下场，是孙权的死不认错的结果的话，那么，孙权最后立最小的儿子孙亮为储，则可能与孙权的情感错位有关。
根据我的观察，老男人与年轻女人生的儿子，大多数是聪明漂亮的（孙权生孙亮时年62岁。据说孔子出生时，他老爹已经72岁，难怪孔子能成为大学问家），聪明漂亮的孩子当然是可爱的。
可能，那些已成年的儿子们的争权夺利实在使老男人孙权闹心、堵心、恶心，孙权便寄情于，寄希望于孙亮这个如朝阳般灿烂、如水晶般纯洁的小学一年级儿童。把政治问题与情感问题混淆、错位，是老年人掌权的常态，比如孙权的前辈汉武帝刘彻，也是杀死年长的太子而立未成年的幼子。
看来对于一个帝国来说，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当皇帝，可能比一个顽童当皇帝更危险。毕竟，孩子会长大，孩子长大了，总有希望。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黄土已埋到脖子根上，喘不过气来，时时被死亡的恐惧包围，这样的老者能给帝国带来激情、活力、希望、梦想，是不太现实、也是不太好理解的。一个被死亡恐惧夹裹的老者掌握最高权力，带给帝国的往往是毁灭性的灾难。
据史料记载，孙权死于中风，不管是缺血性中风（脑梗塞），还是出血性中风（脑溢血），都说明晚年孙权的脑血管有明显的硬化、阻塞，大脑皮层缺血、萎缩。孙权的死不认错和情感错位，存在现代医学言之成理的病理学基础。死不认错和情感错位，也是偏执狂主要的两个临床表现。
南鲁党争结束两年后，即公元252年，孙权就翘辫子拜拜（孙权比司马懿晚一年死）。小学三年级学生孙亮同学继位，诸葛恪（诸葛瑾之子、诸葛亮之侄）和孙峻（孙坚弟弟孙静的曾孙，孙权的族孙）辅政。此后的十八年，吴帝国的朝廷就成了血淋淋的屠宰场。
⒍朝廷变成屠宰场
孙权死后，大将军诸葛恪大权独揽。公元253年，诸葛恪掌权才两个年头，由于专横嚣张，穷兵黩武，引起朝野上下群起反对，被武卫将军孙峻格杀，夷三族。
孙峻任丞相，大权在握。“（孙）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这个“嚣然”，就是民怨沸腾的意思。
公元255年，孙峻死，堂弟孙掌权。孙的凶残暴戾比孙峻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帅们不服气，皇帝孙亮忍无可忍。
公元258年，岌岌可危的孙发动宫廷政变，废孙亮，立孙权第六子孙休为帝（第三任）。同年底，孙休反击孙，夷其三族。
公元264年（蜀汉帝国于前一年灭亡），景帝孙休去世，故太子孙和的儿子孙晧为第四任吴帝。
这个孙晧，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什么折腾人的绝活都干得出来。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是其本性；挖人眼睛，剥人面皮，是常规娱乐；屠杀忠良，穷兵黩武，是日常事务。
末日帝国的君王，或昏庸，或残暴，本来不值一提。但孙晧的残暴，别具一格，独具特色，还是值得说一说。
孙晧是孙权第二任太子孙和的儿子，与他的小叔叔、东吴帝国第二任皇帝孙亮年纪相当。孙亮于公元252年10岁时接班，当了6年的傀儡皇帝，刚刚懂事亲政，很有一番作为的样子，却被孙废掉（后来被继任的哥哥孙休杀掉）。接下来是孙权的第六个儿子孙休做皇帝，可惜只坐了六年的龙椅，31岁时辞世。
孙休病重时，将未成年的太子孙湾托付给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此时，蜀汉帝国刚刚灭亡，东吴帝国独当大敌（此时为曹魏帝国，一年后是晋帝国），交趾郡（今越南北部）民变又起，国家内外交困。
一些大臣便提议，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不让孙湾接班，扶持一位年长的宗室继位。濮阳兴、张布等便向朱太后（景帝孙休的老婆）报告，太后同意。左典军万彧，曾经做过乌程（今浙江省湖州市）县令，与乌程侯孙晧相友善，说孙晧才识渊博、奉公守法，有孙策之风，极力推荐孙晧。濮阳兴、张布等便迎孙晧为帝。
孙晧接位，立即大赦天下，济危救困，释放宫女，甚至连禁苑中的野兽也放归山林。全国人民一片欢腾，以为碰到了以为英明、仁慈、有为的君主。
没想到，孙晧是地道的中山狼，得意便猖狂。接位的第二个月，便把他的婶母、批准他当皇帝的朱太后贬为景皇后（次年逼迫朱皇后及其两个儿子孙湾、孙躬自杀），第四个月便夷灭有拥立之功的大臣濮阳兴和张布三族（万彧后来也被逼死）。
没有濮阳兴、张布的力荐，尤其是没有朱太后的批准，孙晧绝对当不上皇帝。什么样的忘恩负义，什么样的过河拆桥，都比不上孙晧的这一手。至于杀死其他的大臣，孙晧兴之所至，随意、随时、随地实施。
迎立已成年的孙晧，应该是个很好的政治安排，朱太后、濮阳兴、张布他们确实是出于忠公体国，绝无私心杂念。结果，却弄巧成拙到了这个地步，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登基两年以后的公元266年八月，孙晧听说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有天子气，便迁都武昌。皇家的供奉要溯江西上从江东运来，老百姓吃尽了苦头。孙皓住了几个月之后，也觉得武昌并不好玩，四个月之后，便将首都迁回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
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迁都不是一件小事，兴师动众，劳民费饷。可孙晧却把迁都当过家家玩，四个月内迁都两次，也算古今中外的一大奇闻。
公元271年，东吴帝国在孙晧的折腾下，已经破败不堪。正月，孙晧却发起大头症来，来一个全国总动员，攻击晋帝国。孙晧的御驾亲征，不仅浩浩荡荡，还蔚为壮观。除了军队以外，还带上自己的娘亲和后宫的数千美女。走到牛渚（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天降大雪，寒冷彻骨。士兵们身披铠甲，手持武器，每一百人拉一辆美女们的座车，冻毙者不计其数，士兵们愤怒得要哗变。无奈，孙晧只好折回建业。
我们来计算一下，所谓数千美女，以最低的两千计算，每五人乘车一辆，计四百辆，光拉车的士兵就要四万人。如此的阵仗，如此的征伐，肯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孙晧登基时，年已23岁，心智应该早已成熟。为什么登基前后反差如此之大，为什么要如此不惜血本地毁灭自家的国家？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南朝时，刘宋王朝开国皇帝刘裕的子孙们相互残杀的猪狗不如的行为。
刘裕的子孙们和孙权的子孙们的作为只能用心理变态来解释。孙晧幼年时，贵为太子的父亲被废被杀，惨烈的情景肯定顽固地烙在脑海里。孙晧长成以后，肯定知道，东吴帝国的建立，没有法理依据。孙晧登基的时候，他也肯定知道，他的继位也没有法理依据。
这一切，可能使孙晧对人性的丑恶、权力的肮脏、帝国的虚伪，看得太清、太透，加上对安全的渴望、对未来的恐惧，于是心灵扭曲，行为乖张，一步一步地将自己的帝国和家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若干年前，孙权杀儿子，就像点燃了一挂爆竹的引线，当他把这挂爆竹撒手丢在地上以后，就炒豆般地炸开了。皇帝杀宗室（孙休杀孙），哥哥杀弟弟（孙休杀孙亮），侄子杀叔叔（孙晧杀孙奋），等等，杀得不亦乐乎，杀得眼花缭乱；杀得惊心动魄，杀得鬼哭狼嚎。
公元280年，晋王朝的征吴大军，三路齐发，王濬（浚的繁体字）楼船势如破竹。早已离心离德、破败不堪的东吴帝国，刹那间，“一片降幡出石头”，三国归晋。
孙权临死前放的一把火，终于将自己的偌大的一个庄园，化为灰烬。
对于各自的国家，三国的主人们态度和做法是不一样的。曹操的子孙们，抱着一个金罐子乱摔，刘备的儿子抱着一个破罐子不摔，孙权的子孙们抱着一个破罐子猛摔。
现在回到本集的主题，为什么说，孙权的东吴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庄园？
这个说法有两层含义。一、东吴帝国，不是一个实质上的国家；究其实，只是一个割据政权。二、东吴帝国的经济模式、生存方式，就是一个庄园集合体。
本书第九集说过，蜀汉帝国不是实质上的国家，并论述了这个观点的理由。蜀汉帝国的这种情况，也适合东吴帝国。而且，东吴帝国的立国依据比蜀汉帝国还缺乏。
刘备至少有个大家都认可的皇族身份，刘备自己和他的追随者，至少可以以东汉王朝的法统继承者自居、自慰；即使说服不了别人，忽悠自己还是可以的。
孙权这边呢？他只能看着别人的脸色，抓住机会，壮大胆子，鼓起勇气，打肿脸面，“理直气壮”地坐上龙椅。如果谁去质问孙权，你为什么要建立一个什么吴帝国？你凭什么当皇帝？孙权肯定会提前套用阿Q的话，来为自己辩解：和尚摸得，俺老孙为什么摸不得？
孙权的建国，其实就是占山为王。只不过，这个山头，实在是太大，大到像一个国家。孙权被封为王、自封为帝，看起来也真的就是一个国家了。
建国前，孙权政治上的摇摆不定；建国前后，孙氏政权的江东化以及此后的矫枉过正；孙权死后，朝廷内部的自相残杀，以及孙晧的暴虐无道，都可以从这里追寻到其根源。
一个没有立国依据，没有充分立国基础的所谓国家，其统治者和统治阶层，是心无所归的、恐惧不安的。心无归依、内心恐惧的人或者团伙，就会心理变态、行为乖张，整天莫名其妙地折腾，一直折腾到国破家亡。
说东吴帝国是一个庄园集合体，不仅指东吴帝国的政治基础而言；从东吴的经济基础看，也是有依据的、恰如其分的。
上文说过，东吴的土地，不是连绵无尽的旷野，而是被山、水隔成的条块，适合建立大大小小的农庄。江南土壤肥沃，雨量充沛，四季分明，适合农耕，尤其适合栽种水稻。只要有劳动力，这些农庄就很容易建立起来。
与三国中的其他两国一样，东吴帝国从建立前到灭亡，一直都处于战争当中。支撑战争的粮源就成了首要问题，无粮便无兵，有兵也作鸟兽散。粮食主要来自屯田、自耕农和地主。
历史上，吴国的屯田没有曹魏的有名，规模没有曹魏和蜀汉大。但屯田还是有的，只不过屯田户受到的剥削过于严重，逃亡的很多，屯田制度渐渐趋于衰落。国家的租赋便大部分落在自耕农身上。
自耕农的耕作，是零星散在的，只要完粮纳税、负徭役即可。但他们势单力孤，容易受到大户、豪强的侵扰。于是，便有部分个体农夫依附世家大族，成为世家大族的佃户。这些佃户是向地主而不是向政府交租的。地主肯定部分或全部隐瞒赋税，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慢慢地被掏空。
促使这种状况形成、发展的，还有东吴的几个制度。
一是世袭领兵制。与蜀汉、曹魏不同，东吴的将领，父兄死后，子弟可统领或分领其兵。兵士们是占有或使用土地的（如军屯），将领们则拥有私有土地。高级将领世袭领兵，当然就世袭占有或使用这些公有或私有土地，高级将领也就是大地主。
二是复客制。所谓复客，就是将领们占有的或皇帝赐予将领们的，脱离政府编户的佃客，这些人自然不向政府完粮纳税。
三是“殊其门户”制。所谓殊其门户，是指中下级军官战死后，政府规定，他人不得侵占其土地、佃客。
上述几个经济制度，使政府的税赋大量流失，国家财政被掏空。财政破产是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或者说经济原因。
从经济形态来看，屯田制的衰落，自耕农的逃亡，使得东吴帝国的后期大部分已开发的土地成为高级将领、高级官员、世家大族的一片片农庄，这个国家，就是这些庄园的集合体。
三国中东吴帝国最后灭亡，除山越外也很少有人造反，恐怕与帝国的庄园经济有关。因为，皇室、高官、世族都有自己的庄园，分了帝国利益的一杯羹，还造什么反呢？
晋王朝灭吴时（公元280年），东吴帝国没有人坚决抵抗，除了孙晧的不得人心以外，可能也与此有关。皇室、高官、世族都有自己的庄园，都有自己的地产家业，这个形式上的国家的灭亡，是无所谓的，产业才是自己的。司马氏进来了，这些庄园还是自己的，甚至还能把家业做大。因为，司马氏本来就代表世家大族。东吴的那些高官、世族，何必抛下自己的庄园，命赴黄泉、家破人亡呢？
有道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却认他乡是故乡。孙权的情况是，血淋淋父子两代舞刀枪，建立一个帝国，原来是个大农庄。
哈哈。
不说不知道，历史真奇妙。
蜀汉帝国是难民营，刘备是丐帮帮主。以此类推，东吴帝国就是山水庄园，孙权就是庄园主。本质上，蜀汉和东吴都是割据政权，而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之间，孙权和刘备之间，又有许多不同。孙权走过的是怎样的一条艰辛而羞涩的建国道路？孙权怎样在自己庄园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孙权的子孙们怎样把朝廷变成血淋淋的屠宰场，最后毁掉了自家的山水庄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