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提倡以闲适为格调，以幽默为旨趣的所谓抒写性灵的小品文，这实际上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他们“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意欲麻痹人民群众的反抗意志。
本篇将“论语派”的小品文，比拟为没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摩挲赏鉴的“小摆设”，指出它们必然灭亡的危机，同时，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原理，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了对反动统治阶级斗争和反抗的小品文，认为在蒋介石反动派黑暗统治的当时，“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当时鲁迅所写的杂文，就是匕首、投枪式的小品文，它是当时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小品文的典范，它在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和读者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
二
本篇大致上可分四段。
第一段(即第一至第五自然段)托物起兴，连类取喻。谈小品文，却先从美术上的“小摆设”谈起。第一自然段是引言，是起笔。结末的“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这是伏笔，隐喻着“小摆设”的末路。第二自然段已经开始表现出鲁迅革命的美学观点，对此道——没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清玩”显得鄙薄，“不很留心”。第三自然段，以“小小的镜屏”等五件实物来说明“小摆设”的概念。然而由于不适应于时代，“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第四自然段，写出了“小摆设”的主子的阶级属性——是小地主和封建小官僚即所谓士大夫的玩物。这里以“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的物质条件，说明“小摆设”的阶级属性。而它所属的主人的阶级，正在趋向没落，“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象狂涛中的小船似的”，这就形象而具体地补充解释了为什么“小摆设”“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的社会原因。作为封建时代工艺美术的“小摆设”，同样是一种上层建筑，它是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的。从五四运动开始，由于无产阶级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因此，就形成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直到本文写作的30年代，封建地主阶级虽有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权为他们撑腰，然而连这个反动政权也将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洪流冲击得摇摇欲坠，依附于它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趋向没落是必然的。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也必将随着它的经济基础一同趋向没落。(作为工艺美术的“小摆设”，它虽然为封建士大夫和文人所赏玩，代表着他们的美学观点，但是，因为它是经过劳动人民的工匠铸造，其间也表现了铸造者的匠心和智慧，表现了艺术的形式美。而形式美有相对独立性的承递关系，因此，劳动人民虽然无暇欣赏，却也能欣赏。鲁迅这里用作比喻，就其大者而言。)批判论语派的小品文，以封建地主士大夫赏玩的“小摆设”为比喻，是有所针对的。它针对林语堂之辈所提倡的小品文，也正是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僚的意识形态，林语堂在《〈论语〉的发刊缘起》中说：“我们几位朋友多半是世代书香、自幼子曰诗云弦诵不绝……所幸朋友中有的得享祖宗余泽效法圣人，冬天则狐貉之厚以居，夏天则绤必表而出之；至于美术观念，颜色配合，都还风雅。”这就充分说明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与美术上的“小摆设”同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硬要拿出来提倡，就与当时的时代背离。
第五自然段是总括对“小摆设”的评价。鲁迅认为，即使在封建社会，即地主阶级的地位相对稳定的所谓“太平盛世”，也无足轻重。鲁迅举了一个例子——刻在方寸的象牙版的《兰亭序》，说明它虽然玲珑小巧，却不雄伟壮大。这里表现了鲁迅的美学观点。鲁迅在1913年2月所写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就说：“刻玉之状为叶，髹漆之色乱金，似矣，而不得谓之美术；象齿方寸，文字千万，核桃一丸，台榭数重，精矣，而不得谓之美术。”为什么？因为这些“小摆设”没有进步的思想，没有“教示意”。到30年代初写作本文时，鲁迅发扬了这种美学观点，他要求的是壮美的现象，能够表现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无产阶级的“力之美”的艺术。他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鲁迅提出的美学标准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第二段(即第六、七自然段)，从美术上的“小摆设”过渡到文学上的“小摆设”，即论语派的小品文，从容入题，游刃有余。首先讲美术上的“小摆设”的幻梦已经破灭，而文学上的“小摆设”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接着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提倡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显然是一贴麻醉剂，麻痹了人民反抗的意志。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所需要的帮忙和帮闲。鲁迅用一个十分生动贴切的比喻来形容这类麻醉品的毒性：“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絜》，而忘记了自己是抢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不言而喻，目的是将人引入死路。而此时此刻，实际上“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这才是被压迫人民所需要的文艺。
第三段(即第八、九自然段)，鲁迅从文学史的范围，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考察了小品文的消长。鲁迅揭示出一条规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凡是生存的小品文，都是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抗争。相反，像“晋朝的清言”之类，就只好“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鲁迅从不为资产阶级的文学史家所注意的文学现象中，钩沉出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文，认为这“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即使为林语堂之流所拜倒的晚明小品，鲁迅对之也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抒写性灵。鲁迅说，“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而林语堂之辈宣扬和摹仿的却只是它的“颓放”一面。对封建统治阶级既有所抗争，就必然受到压制。甚至改朝换代到了清朝，也触着他们的心病，于是受到刀和笔的“围剿”，大兴其文字狱，这才压制下去，以后就由反抗的奴隶文学变为驯服的奴才文学，即“小摆设”。
以上是从古代文学史的范围考察了文学上“小摆设”产生的阶级根源，接着便从现代文学史的范围考察了文学上“小摆设”的泛滥的原因，鲁迅赞扬了五四运动时候散文的成就和发展，具体分析了内容的特点，有“挣扎和战斗”的，但较多的是为了向旧文学示威，在形式上刻意求工，写得“雍容，漂亮，缜密”，这近乎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对这一派，鲁迅也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指出“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plus，按：‘加’的意思)帮闲。”这次演讲在《论语》创刊后不久，显然是有所针对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1932年11月22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因为“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发展为“思想革命”，在这一历史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散文小品既然有过“挣扎和战斗”的传统，在国民党反动派空前残暴的法西斯专政下，散文小品的“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才合乎潮流，符合革命人民的需要。然而，林语堂、周作人等却跳出来，一反“五四”运动时候散文小品的战斗传统，摭拾了晚明小品中的消极因素，再加上些“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出的玩意儿”——“幽默”，泡制成文学上的“小摆设”，即论语派的小品文。那种小品文，徒供剥削阶级的所谓“雅人”，在酒醉饭饱、烟瘾吸足之际的消遣，并且进一步想麻痹青年的灵魂，使他们也“由粗暴而变为风雅”。这显然将成为文学上的鸦片烟。它有利于粉饰或巩固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而不利于人民起来反抗斗争。
论语派的小品文是以幽默为标榜的。鲁迅说得好：“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怒，会闹起来”，“这可见‘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论语》的提倡者们坐着有版税可抽，尚且说创刊一年之中，“祗闻其骚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鲁迅十分愤慨地讽刺他们说：“还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么？恐怕连‘骚音怨音’也不会有，‘盛世元音’自然更不会有。’”(《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有的只是愤怒的吼声。可见论语派的小品文，是如何的背离人民了。
第四段(即第十、十一自然段)，以上对小品文的危害已经说得十分透辟，由危害必然产生本身的危机。还是从阶级观点来分析，说明当时的客观环境不容许有这样的“小摆设”的存在。这里举了三个例子，说明动荡和正在日趋没落崩溃的社会如何江河日下。“现在已经更没有书桌”，说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不稳；“鸦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这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伪称禁烟实则肥私的讽刺。“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梦。”前两例指的是剥削阶级的所谓“雅人”，由于时势的动荡和不妙已使他们也鼓不起这股雅兴；后一例指的是广大被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哀鸿遍野中当然不会去鉴赏这些“小摆设”。这就使这种“小摆设”式的小品文走到了末路，虽然，“上海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然而鲁迅从这表面畅销的现象看出了它正在走向死路的本质，恰如妓女一般，已经不能在妓院里等着嫖客上门，或妓院门口拉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悄悄的溜到马路上来拉人卖淫。这正是这类小品文走向末路的一个绝好的比喻。后来小品文越来越走向末路，进一步证实鲁迅的预见。小品文是标榜“性灵”的，然而这是经过清朝文字狱检选过的“性灵”，“到得现在(指日帝侵略引起的民族危机时)，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悖谬’，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对做候补亡国奴的资格是十分相宜的。“不过‘高人兼逸士梦’恐怕也不长久。近一年来(按：指1935年)就露出了大破绽，自以为高一点的，已经满纸空言，甚而至于胡说八道，下流的却成为打诨，和猥鄙丑角，并无不同，主意只在挖公子哥儿们的跳舞之资，和舞女们争生意，可怜之状，已经下于五四运动前后的鸳鸯蝴蝶派数等了。”(《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于是就归结到如题目所示，小品文进入了危机。然而危机并非已经死亡。它可以生，可以死。主要看它所表达的内容，论语派的小品文，它的趋向死亡是必然的。因为它是“麻醉性的作品”，它的必然趋向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
然而小品文却可以容纳革命的内容，显示它蓬勃的生机。从政治标准要求，它“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鲁迅就以自己的劳作作出了榜样。从艺术标准要求，“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同样以自己的劳作作出了榜样。鲁迅不仅将生存的小品文与垂死的小品文划清了判若泾渭的界线，而且在批判对立面中阐明了无产阶级的美学观点。在当时国统区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适用的。
三
本篇表达了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是鲁迅有关文学方面的重要论文，虽然它采取的是引类取喻的杂文的形式。对论语派的批评，是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继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斗争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当时中国文学实际的又一贡献。他为中国革命的散文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应循的途径。在这里，鲁迅紧紧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而判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类“小摆设”式的小品文究竟对哪一个阶级有害，对哪一个阶级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