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或者小说里面经常提起几个词：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四库全书、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我们不难发现，文渊阁与武英殿，不但是故宫的权力机构，更是文化中心。这两大中心，在明清两代的作用又如何呢？
从书房到内阁：文渊阁变迁之谜
文渊阁为三层楼房，仿宁波天一阁规制，楼上通为一间，楼下分为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承之”，意在防火。文渊阁的园林布局，十分精致。阁前设长方形水池，周置石栏，以石拱桥与文华殿后殿联为一体，池中养殖鱼藻。大型叠石假山环列阁后，假山山路、山洞上下穿行，就连阁的左右门道阶梯也增加叠石艺术处理，使文渊阁的气氛更加浓厚。阁内悬有乾隆御书“汇流澄鉴”四字匾。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此即文渊阁建阁之始。明成祖迁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北京宫中的文渊阁随之建成，其在宫中的位置与南京的相同，在左顺门外的东南角。
诚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可见，有明一代曾在营建南京宫殿以及北京宫殿的同时，先后于南京故宫和北京宫中建造文渊阁。
明代北京文渊阁在二百年间的建置、规制是有变化的，初期地方不大，所以南京运来的文渊阁藏书只能临时储于左顺门北廊。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永乐十九年宫中发生大火，三殿被焚毁。宣德四年，借宫殿修复之机对之作了扩建。本来，北京未设翰林院衙署，翰林院官员都可出入文渊阁办事。正统七年，将修复宫殿剩余的材料又造了翰林院。这样，翰林院与文渊阁分离，文渊阁成了真正的禁地。
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编书。著名的大类书《永乐大典》，即在南京宫中文渊阁开馆编纂。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年）下令修书，因初稿“尚多未备”，遂于三年（1405年）谕令重修，“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当时，“常熟张洪、丹徒裴俊、吉水陈诚俱赴文渊阁修《大典》，怀安黄童以楷书征入文渊阁缮写《大典》”。永乐六年（1408年），《大典》书成之后亦直接贮藏于文渊阁。北京宫殿基本建成之后，成祖还特别谕令将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运至北京收藏。据记载，“十六年，遣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这些运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大学士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
藏书、编书而外，文渊阁也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据载，太祖于“万幾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成祖“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宣宗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
文华殿是皇帝们举行“经筵”、听讲经官讲学“进讲”的地方，在皇帝听讲的前一天，还要到文华殿东的传心殿向孔子的牌位祭告。文华殿在初建时是太子们的正殿，房顶上覆盖绿瓦。后来由于几位太子年纪很小，不能处理政事，所以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正式改作皇帝便殿，换成黄瓦。明清两朝皇帝御“经筵”都是在春分、秋分两季。皇帝要撰写御论，阐发自己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清朝皇帝的经筵御论使用满语和汉语各讲一遍。清朝诸帝文化素养都非常高深，皇帝讲得兴高采烈，还会指名文臣辩论。最后，作为对有幸参加典礼的文臣们的特殊奖励，皇帝率大家打开文华殿后门，来到殿后文渊阁，赏赐文臣们翻阅阁中藏书。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值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
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丞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现存一幅“殿阁大学士像”，为洪武十六年文华殿大学士形象。他头戴展角漆纱幞头，两旁有长一尺二寸的展角，据说是为了防止上朝时互相交头接耳。身穿盘领宽袖紫袍，胸背有象征等级的补子，腰间挂有牙牌及穗条。牙牌上刻着官职、姓名，是出入关防的凭证。大学士脚穿皂靴，双手持笏，一副上朝奏事时对皇帝毕恭毕敬的样子。
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当时，明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幾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再往后来，徐光启任大学士的时候，内阁的权力已经很大了，几乎相当于丞相。而且，徐光启还任礼部尚书，这是一个负责全国典礼、教育、科举的官，也算是权倾朝野了。
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值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顺治十八年（1661年）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年），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
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开馆。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
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
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渊阁之所以作也”。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
当七座藏书楼中位于紫禁城中的文渊阁确定建设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藏书胜地。
建筑文化的人文意蕴
乾隆四十年（1775年），文渊阁正式动工，次年即顺利建成。在建筑规制、建筑功能和理念上，文渊阁都仿效天一阁，但实际情形却多有异同之处。
作为清代江南地区最负盛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命名、构造及藏书方法都独具匠心。其阁名源于古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寄寓以水克火之意。
天一阁的建筑是一座重檐硬山顶、砖木结构、六开间的二层小楼，楼下六间一字排开，分别加以隔断；楼上则西侧为楼梯间，东侧一小间空置不用，居中三大间合而为一。实际上是以楼下隔断为六间，楼上通为一大间的建筑格局，来体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
在建筑物的装饰上，也特别在阁顶及梁柱上饰以青、绿二色的水锦纹和水云带，还专门在阁前凿池蓄水，以防不测。
而天一阁对典籍的收藏更是极为讲究。据当时奉命前往查看的杭州织造寅著所言：“阁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亦为可以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总计大小书橱共二十六口。”即在上下六开间的二层楼房中，只有楼上通为一间的居中大屋用来贮书。并且，书橱都不靠墙，而是放置在屋子中间，楼房前后开窗，书橱亦前后开门，以便通风，防止潮湿。可以说，天一阁的命名、规制和庋藏，都完美地体现了防火的理念和藏书的功能。
文渊阁仿效天一阁的规制，在外观上也分上下二层，面阔六间，各通为一，沿袭了天一阁“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其构造则为水磨丝缝砖墙，深绿廊柱，菱花窗门，歇山式屋顶，上覆黑琉璃瓦，而以绿琉璃瓦镶檐头，屋脊饰以绿、紫、白三色琉璃，浮雕波涛游龙，所有的油漆彩画均以冷色为主，营造出皇家藏书楼典雅静谧肃穆的气氛，而与整个紫禁城宫殿黄色琉璃、朱红门墙的暖色格调和喜庆氛围截然不同。并且，阁前还开凿方池，池上横跨石桥，池中引入金水河水，阁后则叠石为山，四周列植松柏，阁东侧碑亭内石碑以满、汉文镌刻乾隆帝所撰《文渊阁记》。
可见，文渊阁的建置既参照了天一阁的规制，又根据传统的官式做法和皇家建筑的特殊身份而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除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在规模和形式上的区别而外，文渊阁与天一阁最主要的差异还在于内部构造的改进。天一阁上下两层，文渊阁则采取“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即外观看上去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层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一夹层，全阁共有上、中、下三层。这种建造方式，俗称“偷工造”，既美观大方，又节省工料，还特别实用，便于贮书，反映了清代宫廷建筑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技巧和水平。
作为皇家藏书重地，尤其是紫禁城中专门用于收藏《四库全书》的藏书阁，乾隆帝还特别从文化上赋予了文渊阁不同寻常的深层涵义。
鉴于《四库全书》是一部汇集历代典籍精粹、囊括传统文化精华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丛书，乾隆帝专门为建造在宫廷禁地和皇家园囿的四座藏书阁命名，除宫中的文渊阁沿袭明代之称外，其他三阁分别命名为文源、文津、文溯。此即“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
也就是说，以文渊阁为代表的内廷四阁之名，皆取法天一阁，体现了以水克火的理念。然而，不仅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帝还“以水喻文”，进一步阐发了四阁命名的文化意蕴。
在乾隆帝看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如同浩瀚的江河之水，经史子集各为其中的渊源流派。他说：“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
四阁的命名不仅涵蕴了古代典籍的丰富浩瀚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提醒人们要善于沿流溯源，找到读书治学的途径与方法。乾隆帝说：“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就此而言，文渊阁的名称虽然沿袭明代，但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却得益于乾隆帝的重视和阐发，更渊源于中国古代丰富的典籍与灿烂的文化。
内阁特色：学术与政治合流
文渊阁建成之后，乾隆帝极为重视，他看到四库馆呈进的《永乐大典》辑本中有宋代程俱所撰《麟台故事》一书，“所载典掌三馆秘阁书籍，以执政领阁事，又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颇称赅备”，立刻想到正在编纂的《四库全书》以及刚落成的文渊阁，因下令制定文渊阁官制职掌以及将来阁书管理章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六月，乾隆帝在谕旨中说：“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批阅厘正。特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弆之，以充册府而昭文治，渊海缥缃，蔚然称盛。文渊阁国朝虽为大学士兼衔，而非职掌，在昔并无其地。兹既崇构鼎新，琅函环列，不可不设官兼掌，以副其实。自宜酌衷宋制，设文渊阁领阁事总其成，其次为直阁事，同司典掌，又其次为校理，分司注册点验。所有阁中书籍，按时检曝，虽责之内府官属，而一切职掌，则领阁事以下各任之，于内阁、翰、詹衙门内兼用。其每衔应设几员，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定议，列名具奏，候朕简定，令各分职系衔，将来即为定额，用垂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