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说，一个大地主，一个富裕中农，还有一帮割麦好手，在工夫市场上蹲着，等着别人来雇工，这一等，就等出了名气。当地地主家都有好把头，就是领头割麦的，割不好，就拿不到全额工钱。一年，他们被一个寡妇地主家雇去，寡妇地主家的把头瞧不起高密东北乡的短工，就口出狂言，说他们是黑土地的辘轳在黄土地拱不动。爷爷他们拿本事说话，力大无穷的把式其实没什么技术，很快就被爷爷他们追上，爷爷他们也不超过他，就在他后面用麦秆戳戳，用麦芒扫扫，半个上午，那人彻底服气了，让出了头位，饭也不敢吃就走了。
莫言小说《麻风的儿子》里，麻风的儿子张大力就割了一手好麦子，他跟在老猴子的后面，戳着老猴子的背，扫着老猴子的脸。莫言还说很多地主都是高手，很多地主把劳动当做一种欢乐。
莫言对于爷爷还有这样的叙述：
我爷爷他们是真正的高手，他实际上技术已经很好了，但他说自己还不行，真正的高手都是提着画眉笼子，摇着芭蕉扇，身后跟着跟班的。镰刀的柄上镶着象牙。都是大地主，大地主也会干活？其实很多地主都是干活高手，从小劳动出来的。劳动过程当中，他们实际上也体验了很多乐趣，他出来打短工是寻开心，过瘾，在地头上吃饭也是很开心的。
在叶开的叙述当中：
小社员莫言第一次割麦子，手艺生疏，心慌脚乱，割得慢不说，麦茬子留得还特别长，麦穗落得到处都是，遭到了生产队会计的嘲讽和批评，说他这不是搞生产，而是搞破坏。四叔只好不让他割麦，让他到割麦的大人后边捡麦穗，还是个边角料的活。这件事情让小社员莫言非常委屈，心里也难过。晚上回家，他向爷爷诉苦。这位方圆几十里地鼎鼎大名、死活不肯加入生产队的庄稼老把式听了，第二天不动声色地来到了田头。生产队那些后辈油子们大多听闻过管遵义老人家的光辉历史，见他来了都心里紧张。从前请他到田边指导他都不爱搭理，这回儿现了真身了。……莫言说他的镰刀磨得好，看不到手和麦子怎么接触，后面一个麦穗都不掉，麦茬子贴着地面，后面是一排列队士兵似的麦个子。老人家割麦时顺手把麦子一揽打个活结，成一个漂亮的麦个子，整整齐齐地躺在后面，那活确实漂亮。不像低手割麦，像拉羊屎似的，掉得满地都是麦子，后面还要人捡麦穗。
这段往事还被幻化成小说《我们的七叔》，里面讲到七叔也割得一手好麦子，并且为“我”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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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没读过书，但记忆力惊人，早年间还跟着大爷爷在药铺忙碌，只要告诉他药的位置，他就能帮着抓药，后来凭借气味儿就能找到药的准确位置。他会木匠活，1958年，大跃进时候的大炼钢铁把木材都糟蹋光了，爷爷就收购一些破家具、烂到不行的破门、破窗，捡拾一小块木头、木板，然后像变魔术一样把这些材料整理成精巧的家具。
小说《枣木凳子摩托车》里的凳子是当枕头来枕的，其实莫言的爷爷就是把小凳子当枕头枕的。家里有一棵老枣树，爷爷将它做成十几个元宝形的小凳子，小板凳总是被他的脑袋磨得油光光，犹如红色的鸡血石。夏天睡在树底下的习惯倒是遗传自老爷爷。烈日炎炎，爷爷头枕小板凳，身披蓑衣，睡在树下，因为长期枕小板凳，他的脑袋坚硬无比。小说《枣木凳子摩托车》里，张小三的父亲作为高密东北乡的名木匠，就把一种“元宝形”枣木小凳子推广到高密东北乡的家家户户，以至于这些枕着木凳子长大的人有着“方形西瓜”样儿的脑袋，成为在异乡一眼就能识出乡亲的标志。
在莫言的记忆里，自家树的丫杈也可以成为做小板凳的原料，爷爷把这些丫杈做成的小板凳拿到集市上卖，经常带着莫言一起赶集，如果生意好，就买两个炉包或者一毛钱的炒花生给莫言吃。一直顺风顺水，直到有一天，有个人前来收税，爷爷不缴，那人就把小板凳全都没收了，父亲赶来，给爷爷交了税，才把小板凳要回来，爷爷心中不服气，为这个发了很久的牢骚。
管谟贤回忆，爷爷性格柔中有刚，他很少发火，从来不打骂孩子。爷爷的确是对孩子们宠爱有加，叔叔的儿子捉到一只云雀，没有鸟笼子，纠缠着爷爷给做一个，爷爷没做过，就用编渔网的方式用木头做了个很漂亮的鸟笼子。管谟贤说爷爷：
骂人从不带脏字，但说话很有分量，批评的话，让你一辈子忘不了；高兴的话，让你忍俊不禁。他曾说：“人生在世，谁都有春风得意的时候，但得意不要张狂；谁都会有倒霉不走运的时候，但跌倒了就要爬起来，越是有人看笑话，越是不能草鸡了！”他还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这也是智慧。莫言小说当中，有不少是写爷爷捕虾子吃，还写到“我”的馋。实际上，莫言的爷爷真有一杆鸟枪，有一张渔网，会打鸟，打兔子，会打鱼，摸螃蟹。还喜欢试种瓜果蔬菜的新品种。就是这样一位性格温和的爷爷，自有他的倔强和骄傲，他很少请教人。年轻的时候总是把东西拿过来一看就会了，年老了，对一个折叠马扎产生了兴趣，看不懂，请教了村里的一个木匠，一辈子大概就请教过这么一次。
爷爷年轻的时候跟一个叫做马文斗的大力士打架，这个马文斗仗着自己身高马大，又会点三脚猫功夫，所以到处横行，耍流氓、欺负人。青天白日，看见一个漂亮女人，就把烟袋和烟锅往树上一扔，挂住，说：
“大嫂，青枝绿枝，钩之挂之。”
那女人也不是受欺负的主儿，随口就道：
“我看你是文之武之，一肚子鳖脂”。
有一次，爷爷跟这个马文斗打了起来，这个人一手抓着爷爷的脖子，一手抓住爷爷的腿，往外一抡，爷爷顺势借助他的力气给了他一拳，让他跌进沟里。
爷爷很少生病，有那么一次，得了膀胱结石，疼起来用脑袋撞墙，全家人都认为这是尿了蚂蚁窝，求神拜佛，怎么也不见好转。大爷爷看了这症状，就说没办法，只好去请“大咬人”，“大咬人”村里传说中的能人，一个性情中人，医术高明，另外可以用双手同时写字，一首写“梅花篆书”，一手写“蝌蚪文”，喜好酒，通剑术，大爷爷跟这个人是老亲，好像是爷爷他们姥姥家的人，但也不知用什么见面礼好，想到英雄爱宝刀，就让爷爷把分家分到他名下的那柄极锋利的单刀拿出来，据说这把刀是太平军将领用人血喂足了，冷气逼人，寒光阵阵。
于是，父亲去换了酒，大爷爷骑着一头骡子去找能人了。可是盼来盼去，就是不见人。爷爷就被送到人民医院，开一刀，取出一个核桃大的结石，救活了一条命，等爷爷恢复到可以下河捕鱼的时候，大爷爷才回来。人没请来，骡子没了，身上的衣服也千丝万缕。大爷爷说，自己遇上了强人，几番争斗，刀刃上也多了很多缺口。“大咬人”却在莫言的小说《良医》中，有了模样，“红光满面”，“高大肥胖的老头子，身穿黑色山茧绸裤褂，头戴一顶红绒子小帽”。
莫言还对爷爷“大义灭亲”过，“文革”时期，带着红袖章的莫言回到家，爷爷就问，孙子，你们是闹“长毛”吗？莫言觉得这话有些反动，就找到老师报告，老师皱了下眉头，说，你爷爷说的基本正确，“长毛”造反，我们也造反，但要回去告诉你爷爷，“长毛”是“封建地主阶级对革命群众的污蔑性称呼”，应叫太平天国。我想，幸亏老师只是皱了皱眉头，要真的把莫言当做“大义灭亲”的典型，这将成为莫言一生永远挥之不去的痛苦。我想起一部叫做《美丽人生》的电影，圭多为了保护儿子的美丽人生，骗儿子说，我们在跟纳粹军人做一场游戏，只要你藏好了，不让他们找到，就是赢了，儿子信以为真，圭多却死了。我想，说不定老师也有些许这样的心思，不想让一个顽童，在不懂是非的时候，就对亲人犯下了滔天罪行，成为这一生永远的殇。所以，我谢谢那个老师。
时间故去，人也跟着故去，当爷爷去世时，莫言在信中说：
祖父的死，使我感到心痛，他老人家一生含辛茹苦，农忙时辛劳耕作于田间，农闲时又持斧操锯在作坊。他以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娴熟的木工工艺博得了乡里的众望，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学习的品质和精神，我至今不能忘记祖父带我去割草的情景，以及他用青筋暴露的手挥动斧凿的形象。他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正是我缺乏的……前几年我在家时，经常地和他拉一拉，故意请他讲些古今轶事，所以颇得他的欢心，我也受益匪浅……
三爷爷
三爷爷管遵礼，字立庵，又字嵩岩，因排行老三，人称管嵩三。这个爷爷最像余占鳌，因为喜爱结交游侠，并且任性出格。这个爷爷最不靠谱，有着败家子的性子，生得自在，死得蹊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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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的儿子从来最受宠，即便是老爷爷早早去世，还有哥哥们的疼爱。因此遵礼就不太按常理出牌。农活不愿干，酒不离身，日军侵华时，各路好汉揭竿而起，游击队遍布高密东北乡，莫言称，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三不管的村镇，就叫三份子村，在平度、郊县、高密三县交界，这样的地方多出土匪，当时莫言的老爷爷搬到这里来，也是看中了这里的“不管”。
出土匪的地方，连地名也透着一股子邪劲儿，比如大栏、小栏、王家屋子、黑天愁、沙口子。“大栏、小栏”源于放牧，放一天，就把牛羊圈起来；“王家屋子”据说是有一个姓王的人家，搭了一个草棚，夏天割草、捉鸟、打鱼；“黑天愁”就是倒了土匪的霉，一黑天，就有土匪来扰；“沙口子”就是胶河决口的时候往外面流沙子。
就是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人口渐渐多了起来，想来也很简单，四处荒芜，贫穷混不下去的人就可以到这里开荒定居；加上此地“不管”，亡命之徒、私奔的男女也可以来定居。久而久之，村子里有了各种姓氏。莫言在《白狗秋千架》里提到：
我们村是杂姓庄子，张王李杜，四面八方凑起来的，各种辈分的排列，有点乱七八糟。姑姑嫁给侄子，侄子拐跑婶婶的事时有发生，只要年龄相仿，也就没人嗤笑。我称暖为小姑是从小惯成的叫法，并无一点血缘骨肉的情分在内。
而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一般都是一个家族在一起聚居的，一个村子就一个姓，甚至村名都叫的直接——王村、周村，都是直接以姓氏命名。三份子村虽然凌乱，倘每个姓氏都带着自己独特的传奇来到这里，自然就产生了多彩的故事，即便是穷到混不下去，也有着混穷的故事，至于那些不是因为穷，而是种种事件被迫离开的人就更充满个性色彩了，我想，单看这个村庄的多姓，就知道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色彩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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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而来的管家，有叛逆的色彩，也有忠厚老实的色彩，自然也有聪慧和狡黠。这样看来，聪慧忠厚到了莫言爷爷身上，比如没分家的时候，莫言爷爷每次都老老实实把挣到的钱交给大爷爷；聪慧狡黠到了大爷爷身上，比如自学还能把中医学好，没分家的时候，把挣到的钱偷偷拿走，或者去喝酒，或者找姑娘；叛逆就到了三爷爷身上，他结交土匪，还卖了三家共有的毛驴换了一把西班牙造的水连珠枪。
三爷爷对于枪的喜爱并不是空穴来风，我想他喜爱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或者说喜欢颠沛流离。抗日热火朝天，不安分的三爷爷就决定带着十几岁的大儿子（莫言三叔）去东北当八路，家里当然怕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刚刚到战场就殉国，所以对他严加防范。可三爷爷还是和高密东北乡的抗日队伍走得很近，当时有高云生、冷关荣、姜黎川，即高营、冷部、姜部，三个部各有各得本领，高云生骑车技术好到可以在铁轨上大撒把，冷部有十几支俄式机关枪，姜部有二十匹骏马的骑兵中队，我怀疑这就是《丰乳肥臀》中沙月亮的黑驴鸟枪队。姜部还与一般的土匪不一样，他们有队伍的编制和军官的名单，队伍里人才很多，有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和留美的医学博士，还在美国飞机被击落的时候抢到了一个美国的飞行员，这或者是《丰乳肥臀》中六姐丈夫巴比特的原型。莫言在访谈中提到这个姜黎川没有什么立场，八路军、日本人、国民党都跟随过，有奶便是娘，解放后先是逃到了香港，后来被美国飞行员弄到美国去了。
三爷爷经常和这些人一起混，后来被冷部的一个坐探打死了。说来都是喝酒赌博惹的祸，坐探有一把象牙柄勃朗宁小手枪，炫耀给管三看，三爷爷说这是女人的玩意儿，射出的子弹即使到了他的鼻孔里，他也能给擤出去。结果坐探朝着三爷爷的肚子打了一枪，俺爷爷拍着肚皮说没事，两个人照样喝酒。没有西医，大爷爷就熬了膏药贴在了他的肚子上，肚子里有子弹，当然会慢慢发炎溃烂，四十几天，三爷爷就死了。三奶奶在日本人刚来的时候就产后血崩死掉了，所以家里的一窝孩子就成了孤儿，三叔、四叔、六叔、二姑、小姑，这些孩子都由莫言奶奶和母亲养大，长嫂为母，母亲在很早就已经负责这些孩子们的衣食住行，身上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的。
分家后闹蝗虫，人人到地里捉虫，三爷爷却在大街上晃荡，有人提醒他，庄稼快被蝗虫吃光了，他还说，吃光了难道还要我买给它么？几个儿女幼小成孤，解放后自然是贫农，由此因祸得福，单看三爷爷后窗上的自行车座，就知道作为三十年代第一批有自行车的人，他怎么会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