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得到一个大作家的眷顾，但陈明并未感到受宠若惊而是无所适从，毕竟两人之间年龄差距太大，当时由于丁玲和他交往密切，很多传言不翼而飞，说什么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等等。陈明年轻，脸皮薄，这种传言让他坐立不安。丁玲就安慰他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
不过当时的陈明还不能完全摆脱世俗的偏见，无法接受丁玲的恋情，一次在小饭馆吃饭，陈明问丁玲：“主任，你也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们两个行不行呢？”如此火辣而直接的话让陈明吓了一跳，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丁玲却对他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嘛要结束呢？”
也许当时的陈明对丁玲的尊重多与爱恋，也许丁玲的年龄和她的阅历让陈明有些畏惧，面对丁玲坚定而热烈的追求，陈明选择了逃避，迅速和一个名叫席萍的音乐工作者结婚了。一年后，当陈明得知丁玲因自己的结婚十分痛苦后，他也意识到自己匆忙决定的婚姻是一桩错误。虽然当时他和席萍已有了孩子，他还是决定结束婚姻，和丁玲携手。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把痛苦留给了席萍，为此，陈明终生对席萍怀有负疚心理。
当年，丁玲在胡也频和冯雪峰之间，离开了情人冯雪峰，回到丈夫胡也频身边；而现在陈明的决定却与之相反，他离开了妻子席萍，回到丁玲身边。由此可知，在追求真爱方面，男子所需克服的世俗与心理的压力比女性要小得多。
1942年，陈明和丁玲在延安蓝家坪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由于两人年龄、阅历上的巨大差距，很多人对他俩的结合抱怀疑的态度，但陈明心里清楚，经过了一番波折，自己和丁玲的婚姻肯定会经住时间的考验。几年的交往，丁玲的热情、正直、善良已经深深吸引了她，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丁玲是个伟大的作家，他希望，结婚后，能在生活上解决丁玲的后顾之忧，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丁玲的创作步迈上新台阶。
丁玲是作家，对陈明内心世界的观察细致准确，她知道自己在陈明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她知道尽管自己和陈明年龄差距不小，但陈明对自己的感情浓烈而真诚一如自己对陈明的深情。一次过中秋节，陈明不在身边，丁玲在日记里写道：
“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知道你是在你们狂欢晚会中热闹的笑着玩着呢！我知道，你的心是不能为月饼弄甜的，你会想着我，痛苦的想着我！”
结婚后，陈明在生活上对丁玲的照顾可谓尽心尽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以丁玲为中心，丁玲为此感到内疚，多次劝陈明不要因为照顾妻子而影响了自己的事业。陈明则对她说：“我还年轻，还有时间干些事情，不必为我担心。”陈明坦承，只管自己的工作不顾丁玲的生活自己做不到。在他眼里，丁玲是妻子也是老大姐，没有他的帮助丁玲的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比如一次丁玲和陈明去乡下采访，丁玲想住在老乡家，老乡坐在门槛上就是不让，最后还是陈明软磨硬泡说服了老乡。
丁玲职位高，任务重，还要忙创作，两个孩子的教育无暇顾及，陈明便承担了这部分的工作。那时候，两个孩子祖林祖慧都不在身边，陈明就通过写信的方式来和孩子交流。
1947年，陈明曾在野战部队工作过一阶段，为了教育孩子，他把这段时间的见闻和感受告诉了在远方读书的祖林，其中写道：
“……现在反攻开始了，胜利越来越多、越大，新的工厂，机器，工业区将不断地由人民掌握起来，人民须要建设，谁来呢？能够担任这项工作而且能够胜任愉快，是须要真真实实有专门学问的人呀！因此我想到你和你的同学们，在学校里刻苦致学，力求进步是多么的重要和迫切啊！”
后来祖林去东北读书，陈明又写信叮嘱他要“努力上进”：“在东北也要像在家里一样，经常督促自己，努力上进，做一个新的知识分子，人民的科学家，祖林一定不会辜负我们大家的希望的。”
女儿祖慧身体弱，陈明给她的信总不忘提醒她注意身体。一次，丁玲与陈明去无锡公干，留在北京的女儿生病住院，陈明写信安慰女儿：
“……。妹妹，无论如何，一定注意身体的健康，不能耍蛮。学校功课太多，不要一下拼命，把力量逐渐的拿出来，加上去。用力太猛，又会病倒的呀。每天吃好一点。”
一个月后，祖慧病愈出院，陈明仍不放心，再次写信提醒她要加强锻炼：
“……。肝精丸又该买了！你一定记得，你身上劲小，除了经常锻炼以外，就一定要注意营养，否则那就是糟蹋身体，身体却不属于你自己个人而是属于社会和国家的。——你不要说我啰嗦了。”
从这些琐碎而温暖的信件中，我们看出，对丁玲的一双儿女，陈明视为己出，关怀备至。两个孩子的成长凝聚着他的心血。
战争让丁玲和母亲中断了联系，解放后，丁 玲渴望尽快回家探望母亲，但那段时期，她诸事缠身，分身无术，陈明便自告奋勇代丁玲赴湖南探母。知道老人身体健康，生活安稳后，陈明第一时间把母亲近况告知丁玲：
“她精神很好，很爽朗，比照片中看到的要胖一些，穿一件蓝布夹袍，宽大合身，外罩一件咖啡色的毛衣，方面大脸，满头白发，见面非常亲热。……我告母亲你的《桑干河上》，她说：那是要看的。我说：字太小，你的眼睛行吗？她翻了翻书，肯定地说：能看，一天看两章。我写信时，她正在看今天的报纸。”
没有陈明为丁玲分忧解难，处理家庭琐事，丁玲恐怕很难一心一意安静写作。
因为工作的缘故，丁玲和陈明常常分居两地。这种离别没有冲淡两人的关系，反而激发双方对彼此的思念。从陈明的一些日记里我们看出他对丁玲的感情多么深厚。日记中的“小菡”是陈明对丁玲的昵称。
“6月26日：昨天小菡真的走了，这样离别，在我们生活史上还是第一次，我极力使自己平静，不要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但回想近几年的生活，总觉得存在惘然。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工作能使自己充实起来。……。
昨天她是带病走的，今天好了没有呢？夏天的旅程是艰苦的，让我祝福她一路平安吧！”
“7月2日：菡走了一个星期了，为什么还接不到她的来信呢？她应该还在离我不远的海边上或者还是已经杨帆跨海，到了辽远的东北边境了呢？她的身体是否因为旅途的劳顿颠簸而迄未复元呢？总之，十分希望看到她的信，可是，却不能如愿啊！”
对于两人的恋情，陈明在日记里也有一番分析：
“她说我们的感情建筑在工作上，朴素结实，深沉有力。的确是这样。我们的恋爱，有一个时期曾经像吃冰糖，有一时期却又像喝苦水。近几年，关系固定了，生活得很和谐，幸福，日子久了，倒显得平淡无奇，这是正常的。彼此都关心彼此事业的进步，工作上的成绩，彼此给一些必要的帮助，这不比一般卿卿我我，火热，然而却又要彼此防范、管制，来得更平常，更稳健，更有益么！我不会谈情说爱，然而我却是爱菡的！”
沉湎于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爱情注定是短暂而飘渺的，唯有共同的志趣，彼此的关心才能把两颗心紧紧系在一起。陈明和丁玲的爱情能常开不败历久弥新，在于他们有共同的反封建思想，也在于他们对工作事业有着相同的渴望。
丁玲不希望成为陈明的包袱和累赘，不希望陈明因照料自己而耽误他的工作和事业。但陈明却固执地认为，丁玲年龄大，又是大作家，照料她的生活，为她营造一个舒适而安稳的写作环境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丁玲有关节炎，过河时，陈明就背着她；丁玲腰有毛病，陈明就为她特制一般椅子，丁玲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时，每当陈明外出时，他就给丁玲备好粮食，挑足水，烧热炕。
一直享受着陈明无微不至的关心，丁玲难免心生愧疚，所以一旦陈明偶有不适，丁玲也会放下工作，格外用心地照料陈明，她甚至认为，能照料陈明简直是幸福。随着年龄的增大，丁玲对陈明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正如一位作家说的那样，在丁玲多灾多难的人生中，没有陈明是不可想象的：
“陈明温存、体贴，像护士一样准时要丁玲服药、喝水、休息，用亲昵的语调说着严厉的管制性的话语，管得她乐呵呵的很舒服。有时谈笑之间她无所顾忌时，他就‘呃呃’的干咳两声说：‘少说一点，少说一点——’她就会跟人说：‘你看，我的指导员来了哇！’丁玲对同志对下级总是热情关怀的，而丈夫对她的温存体贴，对她这有丈夫气概的妻子，又天性地需要。他们互为依存的日月就是爱。妻子在这么生活的惯性中，渐渐对丈夫有了很强的，近乎惰性的依赖性，显出这位杰出的女作家的丈夫气概中，犹存女儿气的弱点，也成了她难以更改的生存方式。”
解放后，丁玲多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陈明一直不离不弃地守护着她，在精神上安慰她开导她鼓励她，在生活上则照料她的衣食起居乃至帮她写申诉材料，为她提供写作素材。不管社会的风浪多么险恶，陈明一直是丁玲休养生息的宁静港湾。作家徐庆全有感于陈明对丁玲无微不至的守护，感慨：“这样的婚姻，这样的爱情，用‘荡气回肠’的字眼来表达，都轻了。”
“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陈明对丁玲做到了。
丁玲和胡也频相识与“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俩短暂的婚姻不脱“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丁玲和冯雪峰的精神之恋则超凡脱俗，诠释了什么叫“爱，是不能忘记的”；至于和冯达的同居，只能算大时代的一个小插曲，验证了因误会而结合，因理解而分手的名言；和陈明的结合终修成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正果。
萧红：爱情，成了昨夜的梦
1911年，萧红出生在哈尔滨附近的呼兰镇。诞生在这样一个富裕之家，萧红本该过上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然而，真实的情况却与我们料想的恰恰相反。
生性铿吝的父亲对年幼的萧红极为冷酷。后来，当萧红成为作家后，她对父亲的描述直言不讳，毫不留情：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着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了那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不算什么，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眼角，而后往下流着。”
祖母和生母也很少给萧红笑脸。狠心的祖母甚至用针扎过萧红的手指。
唯一的温暖与关爱来自慈祥的祖父。萧红家有一座后园，里面姹紫嫣红，蜂蝶乱舞：“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祖父和年幼的萧红常常在这里流连忘返，度过很多快乐时光：
“祖父不怎么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萧红一天天长大，祖父一天老去。萧红初中毕业后，祖父也撒手归西了。这个时候，父亲做主将萧红许配给一个军阀的儿子汪恩甲。萧红不满这门亲事，和一位李姓青年结伴逃到北京，过起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北漂”生活。而她苦难的人生以及辉煌的文学旅程由此拉开了序幕。
不久，李姓青年失去家庭资助，萧红无法在北京继续求学。绝望之余，萧红只得重回老家，和家庭妥协。萧红原本想和汪恩甲重续旧缘。但汪恩甲哥哥不能容忍萧红的叛逆与不羁，阻挠弟弟的婚事。萧红一怒之下将其告上法庭，没想到，汪恩甲生性懦弱，在法庭上竟违心地承认是自己不想娶萧红。官司输了。萧红的父母感到非常丢脸。萧红和父母原本就很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水火难容。
终于，1932年，萧红无法忍受家庭的囚禁，愤而和家庭断绝关系，开始了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严冬降临，寒风肆虐，萧红眼看无法生存，只得忍辱去找未婚夫汪恩甲。两人在东兴顺旅馆同居，花完积蓄，并欠下400多元的债务。后汪恩甲说是回家筹钱，结果一去不返。其时，萧红已身怀六甲，被当作人质“押”在旅馆里。旅馆老板声称，若偿清不了债务，就要把她卖到窑子里。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萧红投书《国际协报》求援，报社主编吩咐编辑三郎（后来的萧军）给困境中的她送几本书，略作安慰。萧军找到了这家旅馆，在一间霉味刺鼻的房间里，他看到了这位面色苍白、孤立无援的女子。
多年后，萧军仍然记得那个孤寂中的弱不禁风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