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人命比书更值钱。
其实，许广平对鲁迅的话记得很牢，只是何时听鲁迅的话何时不听，她有自己的想法。
1947年，朱安自知离大去之期不远了，就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了封“遗书”，交代了自己的后事。朱安虽在北京生活了多年，但仍记着绍兴风俗，对入殓时穿的衣服、盖的被子都有详细交代。可许广平收到信后，却在给北平的委托人的信中表示：“丧事从简从俭，以符鲁‘埋掉拉到之旨’。但因病人沉重，恐难理解‘鲁迅精神’，此节不必先向其征求意见。”
我们知道，鲁迅所说的“埋掉拉到”是针对他自己而非要求别人。事实上，当鲁迅去世后，在处理鲁迅后事时，许广平并未遵循“埋掉拉到”之“鲁迅精神””，甚至根本没提鲁迅的话，而现在，朱安只不过要求像一个普通的绍兴人那样有尊严地死，许广平却强行按鲁迅的教导安排朱安的后事。朱安活着一直生活在鲁迅的阴影中，死了也得“按鲁迅精神”去死。这倒验证了朱安那句老话：生是鲁迅的人，死是鲁迅的鬼。
大人物鲁迅要求死后“埋掉拉到”，许广平及其众人却全然不顾，而是让他享尽哀荣，死得风光。因为他们要以此向大人物表达敬仰、爱戴、膜拜；小人物朱安，只想如故乡人那样死去，许广平及其众人却强行将其抜高到鲁迅的高度：“埋掉拉到”，其实，是大家不想为一个小人物浪费时间而已。
世态炎凉这杯苦酒，朱安生前已经饱尝，而死后，又被强灌一口。
丁玲：“和风送来紫丁香之气味”
对丁玲来说，爱情如同窗口，从中可以目睹她多姿多彩多磨难的人生，也如同掌纹，从中可破译她艰辛曲折的命运之路。丁玲的爱情之旅，铺满荆棘和鲜花。如同基因孕育了生命一样，丁玲的爱情孕育了她的人生之路。
年少轻狂：初恋时不懂爱情
好友王剑虹去世后，丁玲为化解内心的悲痛离开伤心地上海，奔赴北京想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她遇见了同在北京漂流的胡也频（当时还叫胡崇轩）。后者对丁玲一见钟情，首次见面，居然高兴得喝醉了。
在后来的《爱神降临》一诗中，胡也频倾诉了他初见丁玲时的那种颤栗和喜悦：
爱神的降临
鸟语清脆，阳光明媚，
蔷薇花开遍幽谷，
和风送来紫丁香之气味：
我无须如是浓郁的春之感觉。
亦不必洁白之裙裾，
与黄金色之头发，
飘忽于波纹漾漾的湖边，
散漫美之诱惑。
看见Michelagnolo之“虔诚”
爱神便降临了，
且在我心之深处，
开始其抚摩。为纪念这幸福，
我缄默而赞颂，
更把那笔尖儿，细描这感动。
沈从文当时也在北京，是丁玲胡也频的共同朋友，作为旁观者，他对胡也频的恋爱充满疑虑和担忧：
“他那么喜欢提到这个女人，关于这女人有些使他发呆变呆的地方，一点也不能隐讳，我便在心中有个问题。我心想：‘这是不是名为恋爱？这女人会嫁这个海军学生吗？这女人完全不像书上提到的那些爱人样子，海军学生也得爱她吗？’”
当时的丁玲沉浸在好友去世后的悲伤中，只想“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哪里有谈情说爱的心思。一位名叫美子的作者曾这样描绘丁玲当时在北京的状况：
“丁玲在那时，伤感气氛是很重的，对于人生观方面，她所感到的，只是‘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而已。她那时在北京的生活，是没有一定的规律的，高兴就到街上去跑跑，不高兴就躺在床上做梦安慰自己。”
不久，丁玲获悉家乡的弟弟死了。她为弟弟的早逝而悲哀，又担心家中的老母无法承受痛失爱子的悲痛，整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胡也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对朋友说：“她弟弟死了，她这么想着她弟弟，迟早要会发疯的！”朋友就怂恿说：“要个弟弟很容易的，她弟弟死了，你现在不可以做她弟弟吗？”朋友的一句玩笑话却让胡也频面红耳赤，因为他隐秘的心思被朋友一不小心说破了——那天一早他就给丁玲送了一支黄玫瑰，上面系着的纸条写着：“你的新弟弟所献”。
因为担心故乡的母亲，丁玲决定回乡探母。当时她和胡也频只不过见了几次面，对胡也频的印象潦草而模糊。让她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年轻人居然从北京赶到丁玲远在湖南的老家，未带行李，身无分文。
关于胡也频这次鲁莽而感人寻爱之举，丁玲在回忆中有这样的描述：
“1925年暑假，我住在常德我母亲学校的时候，有一天，听见大门咣咣的响，我与母亲同去开门。我们都不得不诧异地注视着站在门外的那个穿着月白长衫的少年。我母亲诧异这是从哪里来的访问者；我也诧异这个我在北京刚刚只见过两三次面的，萍水相逢、印象不深的人，为什么远道来访。但使我们更诧异的是这个少年竟然孑然一身，除一套换洗裤褂外便什么也没有，而且连他坐来的人力车钱也是我们代付的。”
胡也频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一意孤行的决绝，给丁玲带来的震撼力不言而喻。不过，两人在诸多方面差异太大，丁玲虽然钦佩他的勇气，同情他的遭遇，但却很难爱上他，对两人当时的关系，丁玲后来有如下剖析：
“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人’，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就有了很深的友谊。”
本来，两人说好回北京后分手，只做朋友不做恋人，但回京后，“因遭到友人的误解和异议”，丁玲一生气，索性和胡也频同居了。但那仍不能称之为爱情，不过是两个负气的孩子以此对抗世俗的风言风语。丁玲后来回忆这段生活，认为那不过是爱情游戏：
“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
一年后，两人终于慢慢相爱了。然而就在这时，冯雪峰闯入了丁玲的生活。
和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深邃、成熟、睿智、儒雅。一见之下，丁玲即刻明白，这才是自己苦苦寻觅的如意郎君。本来，冯雪峰是来教丁玲日语的，但只教了一会儿，一个无法再教，一个无心去学，两人之间电光火石般产生爱情。在《不算情书》中，丁玲说，“我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一些狂炽的（注意：并不是那末机械的可怕的说法）欲念。”
爱情之火焚烧了理智的栅栏，尽管当时的丁玲和胡也频已同居大半年，并已艰难地爱上对方，她还是决定随冯雪峰南下。
多年后，丁玲同《西行漫记·续记》的作者尼姆·韦尔斯说过这次感情波折：
“……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不同意这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个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我们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时间，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是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胡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能和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得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这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连对她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再多说了，虽然这故事现在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丁玲这番事后追忆显然有些删繁就简，事实是，当时的丁玲已在杭州和冯雪峰同居，胡也频不愿意放弃这段情，也赶往杭州。不过，他只在杭州呆了六天就垂头丧气回到上海了。
胡也频这首《无消息的梦》道出他凄楚哀伤的的心境：
无消息的梦
吹灭了灯儿，
希望墨样之夜色，
从窗外荡来，
给我梦之消息。
“我爱…………”
唉，我回忆了：
在秋阳里，以我含泪的眼波，
呆望你临风飘去之短发。
是这往时之憧憬，
我疑是梦已来临，
急张开无力的臂膀，
黑暗与空虚，遂填满了怀抱。
“将我吻过之蔷薇，
佩你洁白之胸上！”
啊，我想慕这美梦，
但一夜是凄风苦雨，落叶萧瑟！一
沈从文在《记丁玲》中也记录了胡也频当时的颓丧和绝望：
“他们过杭州约六天，某一晚上，这海军学生又形色匆匆的跑到我的住处来了，我问他为什么又单独跑回上海，他却坐在我的床边，凄惨的微笑，告给我他已准备不再转回杭州。”
不过，在沈从文的劝慰下，胡也频又回杭州找丁玲去了。丁玲随后结束和冯雪峰的关系与胡也频一道返回上海。
丁玲说她之所以重回胡也频身边是因为她担心胡自杀，这种说法不太可信。
我认为，丁玲权衡再三最终选择胡也频放弃冯雪峰，是道德上和政治上双重压力促使她只能这样做。丁玲虽思想进步行为奔放，但她毕竟是中国女性，一旦离开丈夫和情人私奔，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会让她难以承受；另外，胡也频的革命激情在当时比冯雪峰更为高涨，他的革命经历似乎比冯雪峰也略早些，所以选择冯雪峰，让丁玲也会面临着政治上的压力。丁玲这样的左翼青年，是宁可牺牲自己的爱情也不会有损革命形象。她最终放弃冯雪峰是迫不得已的。她的这一行为也与她进步青年的身份相符。
由于胡也频的牺牲，丁玲和胡也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丁玲来说，胡也频堪称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丁玲是与胡也频相识后才开始了她的文学之旅和革命之路的。
丁玲去北京原本是想上学的。但和胡也频同居后，两人的闲暇时间多了一些，虽也曾去北大听了几次课，但丁玲更多的时间却是呆在公寓里读书。无疑，这段埋头读书经历提高了她的文学素养。沈从文的一番话证明了这一点：
“两人便过北大去听了些随意课。虽所上的课不到三五次，但另外在公寓中，却实在读了不少书籍。丁玲女士自己既生成一个充满生活幻想的头脑，实际生活又那么窄，因此每一本书每一个作品，尤其是那些翻译作品，莫不成为这个女作家精神方面的营养物。书读多了一些，感情宽了一些，对于人事与文学见解也更深沉了些。”
丁玲和胡也频认识那段时间，胡也颇生活无着，只能拼命写作，到处投稿，而丁玲是他的第一读者。由于读得多读得细，丁玲的文学评判能力提高很快。而倘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良好的判断力至关重要。沈从文《记丁玲》述及这一点：
“我所知道的，则是那海军学生的小说，在发表以前，常常需要那个女作家的修正。在文字方面还并没有显出这个作家的天才时，在批判上却先证明了她某种惊人的长处，业已超过了两个男子。什么作品很好，好处在某一点上，好中小小疏忽处又在某章某段，由她口中说出皆似乎比我们说的中肯。我们既然正在写作，对于一切作品皆极容易堕入偏见里去，对于本国的作品，容易从人的生熟爱憎上决定好恶，对于国外作品的标准，也容易以作风与译者的爱憎决定好恶。故难得其平，也实为事所当然。丁玲女士则因为同人相熟较少，自己又不写作，并且女人通性每一篇文章总那么细心的看了又看，所看的书又那么纯，因此对于好坏批评，比起两个男子来实在公正一些。不拘什么成篇成本的小说，给她看过以后，请她说出点意见时，这意见必非常正确，决不含糊。这也就正是一个作家当他执笔以前所必需的一分长处，需要这分长处，能明白一个作品成立的原因，能明白文字的轻重，且能明白其他事情，就为了从别人作品方面知识的宽博，等到自己下笔时也稳重多了。”
就连丁玲自己也承认，胡也频对文学的热情感染了她，和胡也频相处的日子里，她的写作水平突飞猛进。当她的第一本书出版后，她微笑地对朋友说：“这全是频的成就，没有海军学生也就没有这本书。”
胡也频去世之前，丁玲还是个多情柔弱，不脱罗曼蒂克的女子，突然而至的灾难，让她一夜之间变得坚强起来。好友沈从文明显察觉出她的变化：
“几个极熟的朋友，就可以看出她这种不将悲痛显出，不要人同情的怜悯的精神，原近于一种矜持。她其实仍然是一个多情善怀的女子，而且也不把这样一个女子在这份不幸生活中所应有的哀恸抹去。但她却要强，且能自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结实硬朗的女人。因为她知道必须用理性来控制，此后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蹋自己，她便始终节制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精力与感情，从不向人示弱。当时她既不作儿女妇人的哭泣，便是此后在作品上，也从不不做出那种自作多情儿女妇人的陈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