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地宫的规制为九券四门，皇帝入葬后才能关闭石门。景陵地宫内先葬入皇后，只能先做几道木门临时关闭。
康熙皇帝失去两位皇后时，身边有一位贵妃佟佳氏，此人为康熙亲舅舅佟国维之女，本是康熙的表姐妹。康熙二十年，贵妃佟佳氏晋为皇贵妃；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八日，皇贵妃病重，奉皇太后旨意，于初九日册立佟佳氏为皇后。但就在册立后的第二天下午，这位仅当了半天皇后的佟佳氏就病故了。七月十三日，其梓宫移于朝阳门外享殿；十月一日，又一次开启地宫大门，将这位被册封为孝懿皇后的梓宫停放在孝诚、孝昭两位皇后的棺旁。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死于畅春园，就在其梓宫尚未奉安之时，第四位皇后孝恭竟死于大丧期间。这位皇后姓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是雍正皇帝的生母。康熙皇帝在世时她被册封为德妃，雍正皇帝即位后，因母以子贵而晋为皇太后，实际上在康熙生前根本没有当过一天皇后。她于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生病，次日夜病故于永和宫，终年六十四岁。其梓宫先停在寿皇殿，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奉移景陵，九月一日随康熙皇帝梓宫一道入葬地宫。这四位皇后生前地位不同，死后排列名次也有差别，即孝诚为首，孝昭次之，孝懿再次，孝恭最次。
康熙一生共有后妃五十五位，其中的一位妃子章佳氏，死于康熙三十八年，谥号敏妃。因为她是怡亲王允祥的生母，所以二十三年后被雍正皇帝追封为敬敏皇贵妃，还礻付葬在康熙景陵地宫之中。究其原因，雍正皇帝是用厚待死者的办法，以笼络怡亲王允祥，使之为自己效力。
景陵石象生是乾隆年间设立的，在五孔桥向北随弯就弯安排了五对，尽管狮、象、马、文臣、武士不如孝陵十八对那么有气派，但从其数目体量上的减少，反映出子臣不忍超越父王的一片孝心。雍正的泰陵，以及后来嘉庆的昌陵，咸丰的定陵均以此为准，设置五对风格相同的石象生。景陵所设冲天式五间六柱牌楼门，虽然与孝陵石牌坊龙凤门不同，却又与之相协调，为后世乾隆、嘉庆、咸丰、同治、光绪帝陵所效法。景陵神厨库本应依孝陵，设在隆恩门外东朝房偏东之处，而景陵东朝房以东为天然高耸的左砂，不易动土，神厨库只好沿山南移，设在距隆恩门一里之外，这是从实际出发的特例。景陵排水系统与孝陵也有差异，孝陵是引后山之水入陵墙内，经方城前平桥下之水沟，再排出陵墙外。景陵则依地势，将山水绕陵墙外，过隆恩门前神路桥下水沟，再向西排出，故景陵方城前、陵寝门前均不设水沟。景陵神道碑亭的位置是按地势，设在隆恩门外、神路桥及水沟以南的海墁上，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同治惠陵均依照景陵之布局建立神道碑亭。
景陵建筑依孝陵而建，又不拘于定制，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体现出康熙帝求实精神。而裁减石象生又反映出康熙帝崇尚节俭的品格。康熙景陵神功圣德碑亭内，立有两通石碑，看起来似乎有超越了祖制和大不敬之嫌。但两碑及碑亭却是康熙入葬之后才建立的，又与康熙本人无关。
康熙皇帝入葬地宫，雍正谕旨：“世祖章皇帝碑文字迹似小，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功德隆盛，文章字数甚多，一碑不能尽载。建立二碑，一刻清文，一刻汉文，其碑著比世祖章皇帝碑亭宽展，恐有未安，即或加宽，必不可以加高，尔等详议，务期合宜”。
这样于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一日将碑楼建成，内竖两通石碑，左为满文，右为汉文，洋洋碑文长达五千余字。
景陵神功圣德碑亭内是遵照雍正帝旨意，为称颂其父业绩才立了双碑，这一点也被后世子孙所沿袭。康熙之后，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皇帝死后也都立了双碑。
康熙十八年京师地震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679年9月2日），在京师一带发生了一起大地震，波及的地区较广。康熙对这次地震十分重视，并对震后的灾民进行了安抚。康熙皇帝虽然很注重自然科学，但仍受到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将地震起因归于政事不协天心。因此借地震之灾，清理政事之弊端，惩治了贪官污吏。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时，地大震，京城倒坏城堞、衙署、民房、死伤人民甚重。”这是《康熙起居注》所载的地震情况，当日起居注官席勒纳、王鸿绪。这场地震波及的地方很多。《三河县志》卷七《风俗志物异》载：“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时地震，从西北至东南如小舟遇风浪，人不能起立，城垣房屋存者无多。四面地裂，黑水涌出，月余方止，所属境内压毙人甚民众。”《顺义县志》卷二《田赋·祥异》载：“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地震，民居尽圮，地裂尺许，中出黑水。”《蓟州志》卷一《祥异》载：“康熙十八年己未七月二十八日巳时，地大震有声，遍于空中、地内。声响如奔车、如急雷，天昏地暗，房屋倒塌无数，压死人畜甚多，地裂深沟，缝涌黑水，甚臭，日夜之间频震，人不敢家居。”《玉田县志》卷十五载：“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时，地大震，京东各处僧寺民居倒坏甚多，惟玉邑无恙。”《直隶遵化州志》卷二《方舆·灾异》载：“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地震有声如雷，自西北起，形势闪荡，如舟在浪中，官民房屋倾颓甚多。”《乐亭县志》记事载：“康熙十八年秋七月地震。”上述官书或县志均记载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而在《清史稿》中记载的时间则为“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地震”。该书卷四十四《灾异》记载：“康熙十八年七初九日，京师地震，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固安地大震，声响彻云霄如奔车、如急雷，发行昼晦如夜，房舍倾倒，压毙男妇无算，地裂涌黑水甚臭。”可见，《清史稿》记载地震的时间有误。
地震发生后，康熙亲自到孝庄文皇后和皇太后孝惠章皇后宫中问安。并马上告诉户部、工部：“朕御极以来，孜孜求治，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夙夜兢惕，不敢怠荒。乃于本月二十八日巳时，地忽大震，变出非常。皆因朕躬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警，深思愆咎，悚息靡宁，兹当力图修省，以迓天庥。念京城内处军民房屋多有倾倒，无力修葺，恐致失业。压倒人口不能棺殓，良可悯恻，作何加恩轸恤，速议以闻。仍通行晓谕，咸使闻知。”
当时康熙皇帝没有认识地震的原理，而将政治未协与天体的阴阳不和联系起来，将地震当成灾异示警，要力图修省，以求天的保护。这是康熙缺乏科学知识的一面。震后康熙关心民众疾苦，他先后告诉大学士，关心出征在外兵丁的家属。又要求他们深入基层，逐户解救灾民的痛苦。康熙谕：“地震倾倒民居，朕心悯念，至于穷苦兵丁出征在外，房屋毁坏，妻子露处，无力修葺，更堪悯恻。可敕该部行令八旗都统、副都统、参领，亲行详察，毋致遣漏。”又谕：“地震示警，灾及军民，朕高居御物，勤恤民隐，遇兹变异，恻怛弥殷，其摧塌房屋压伤人口，惟恐五城御史不能逐户细察，止凭司坊官员、总甲人等开报，未尽详确，不得均沾实惠。应分遣不在五城满、汉御史，详加稽察，著都察院遵行。”
康熙借地震之灾异，对治国安民政务一一检查。令各部明白条奏，直言不隐。要求各官洗涤肺肠，挽回天意，并做出具体的赈灾措施。首先谕吏部等衙门：“自古帝王抚御万方，兢兢业业，勤求治理，必欲阴阳顺序，和气迎庥。或遇灾异示警，务省愆思过，实修人事，挽回天心。兹者地震之变，遣告非常，反覆思维，深切悚惕。盖由朕躬不德，敷治未均，用人行政多未允符，内外臣工不能精白乃心，恪尽职掌或罔上行私，或贪纵无忌，或因循推诿，或恣肆虐民，是非颠倒，措置乖方，大臣不法，小臣不廉，上干天和，召兹灾眚，若不洗心涤虑，痛除积习，无以昭感格而致嘉祥。朕力勤政务，实图修省。目今应行应革事宜，令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各督统，明白条奏，直言无隐。其在京三品以上堂官并督抚、提镇、俱据实自陈，毋得浮泛塞责，尔部即遵行，仍通谕内外军民人等，咸使闻知。”
康熙对吏部衙门官员进行教训之后，又召内阁、九卿的詹事、科道满汉各官齐集传谕：“兹者异常地震，尔九卿大臣各官其意若何？朕每念及，甚为悚惕，岂非由朕躬料理机务未当，大小臣工所行不公不法，科道各官有直行参奏，无以仰合天意，以至变生耶。今朕躬力图修省，务欲挽回天意。尔各官亦宜洗涤肺肠，公忠自失，痛改前非，存心爱民为国。且尔等自被任以来，家计颇已饶裕，乃全无为国报效之心，尔等所善之人，即以为善而奏闻。尔等所不合之人，即不行奏请，此等不分事情，朕闻见最确。欲即行处分犹望改过，虽知之而不令议罪也。今见所行，愈加贪黜，习以为常。且从前遇此等灾变之事，朕以屡加申饬，但在朕前则云，钦遵申饬之旨，究意全不奉行，前此大奸大恶之人，朕重加处分，尔等亦所明知，此即榜样也。”七月二十九日辛酉，户部、工部遵谕议得：“地震倾倒房屋无力修葺者，旗下人房屋子每间给银四两，民间房屋每间给二两。压倒人口，不能棺殓者每名给银二两。”康熙旨意：“所议尚少，著发内帑银十万两，酌量给发。”
康熙根据实际情况分析，提出六项兴国利民的措施，在地震的第三天，康熙命满汉大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各官，集左翼门。康熙派遣侍卫费耀色带着谕旨，口传上谕顷则地震示警，实因一切政事不协天心，故召此灾变。在朕固宜受遣，尔诸臣亦无所辞责，然朕不敢诿过臣下，唯有力图修省，以冀消弭。兹朕于宫中勤思召灾之由，力求弭灾之道，约举大端，凡有六事，尔等其详议举行，勿仍以空文塞责。传谕毕宣读上谕曰：朕薄德寡识，愆尤实多。遘此地震大变，中夜抚膺自思，如临渊，兢惕悚惶，益加修省。朕意中素有数事，使尔诸大臣、总督、巡抚、司道有司各官，咸共闻知，务期洗心涤虑，实意为国为民，斯于国家有所裨益，即尔等亦并受其福，庶几天和可致，若仍虚文掩饰，致负朕意，询访得实，决不为尔等姑容也。
康熙皇帝处理此次地震之事时，年方二十六岁，血气方刚。他反复强调为国为民，尖锐地指出时政弊端，有力地布置了六项措施，立法严禁，尽除积弊，并决心贯彻执行，从而达到了兴国利民之目的。“第一，民生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民间情形虽未昭著，近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非其明验乎？此皆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囊。小民愁怨之气，上干天和，以致召水旱、日食、星变、地震、泉涸之异；第二，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每遇会推选用时，皆举其平素往来交好之人，但云办事有能，并不问其操守清正，如此而谓，不上干天和者未之有也；第三，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于攻城克敌之时，不思安民，定难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已，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贼。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名虽救民于水火之中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第四，外官于民生疾苦，不使上闻，朝廷一切为民昭旨，亦不使下达。虽遇水旱灾荒，奏闻部或则蠲免钱粮分数，或则给发银米赈济，皆地方官吏，苛且侵渔，捏报虚实，以致百姓不沾实惠，是使穷民益穷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第五，大小问刑官员，将刑狱供招，不行速结，使良民久羁囹圄，改造口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其间又有衙门蠹役，恐哧索诈，致一事而破数家之产。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第六，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所在指称名色，以罔市利，干预词讼，肆行非法，有司不敢犯其锋，反行财贿。甚且身为奴仆，而鲜衣良马，远胜仕宦之人。如此，则贵贱倒置，所关匪细。以上数条，事虽异而原则同。总之，大臣廉，则督抚有所畏惮，不敢枉法以行私；督抚清正，则属下官吏操守自洁。虽有一二不肖，有司亦必改心易虑，不致大为民害。此事，朕非不素知，但以正在用兵之际，每示宽容。今上天屡垂警戒，敢不昭布。朕心严行戒饬，以勉思共回天意，作何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评议以闻。”（《清实录》卷八十二）康熙皇帝在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大地震之后，根据平时执政及深入基层掌握的情况，一针见血地评论时政，面对现实，果断地提出当时社会上的积弊，严行戒饬。这对康熙朝后来的发展兴盛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