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城市近代化交通兴起。天津城市交通近代化，主要是比商天津电灯电车公司经营的天津市内有轨电车。比商天津电灯电车公司1904年成立后，开办电厂与经营天津城市有轨电车交通。有轨电车总站设在北大关，先后辟有红、黄、蓝、白、绿、紫等多条线路。红牌线路由北大关发车，途经东北角、金汤桥至东站；黄牌线路由北大关发车，经东马路、劝业场到天津海关。蓝牌线路由北大关发车，经东马路、劝业场，穿滨江道过万国桥到东站；白牌线路环天津城行驶；绿牌线路行驶在法租界劝业场与教堂之间；紫牌线路从北大关发车，经东马路、劝业场至海大道。天津有轨电车交通的开辟是天津城市交通现代化的肇始，它打破了各国租界市政建设自成系统的支离破碎状态。现代化交通的出现，是天津城市近代化的体现，将天津海河两岸新旧市区连成一体，方便了全市中外人士从事政治、经济、商务活动，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繁荣奠定了有力基础。
第六，租界开发建设，促使天津新式房地产业崛起。由于城市人口增加，住房供不应求，租界里经营房地产事业的公司和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据统计，专门经营房地产的英商先农公司拥有房屋1.5万余间，占外商房地产公司经营房屋的44%。据此估计，外国人在津经营的房屋达3.41-3.43万间。租界里高楼大厦林立，公司洋行比比皆是，娱乐场所彻夜通明，具有“文明”之称的英、法租界里的夜生活竟是西方腐朽生活在津的反映。这点法租界尤为突出特别是梨栈地段，被时人称为天津的“小巴黎”。
第七，天津中国地界市政建设和城市发展，是1900年后在租界建设强烈刺激下出现的：主要是今中山路一带和南市地方，这两处地区1900年前还是荒郊野外。1902年袁世凯督直后，鉴于沿海河地带为列强瓜分，城厢发展余地不多，通往京、沪老龙头车站和前往老龙头车站路线均处在各国租界内，中国官员出入京城诸多不便等情况下，决定从窑洼桥口（即金钢桥）北岸桥头起往北辟建一条大道，名曰“大经路”（今中山路）。该路直达铁道边，在“大经路”北端的北宁路边建新车站（今北站）；在“大经路”两侧辟建二、三、四经路，与“大经路”平行排列；与经路垂直交叉从南到北辟建有天、地、元、黄、宇、宙、日、月、辰、宿等多条纬路；在这一地带建官署、兴学校、办工厂、开商店、筑民房、设娱乐场所，将天津城区从海河岸边拓展到京奉铁路。此外，在天津城南面的南市地方大兴土木，新建居民区和筑建各种生活和娱乐设施，把天津城市向南推移到与日租界毗连，使天津新旧城市联结一起。
综观天津城市近代化发展建设，是开埠后在外贸迅速发展的推动下，首使天津水运交通中心从三岔河口东移到紫竹林租界的海河地带，到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经过中外当局几十年努力，把封建性的天津城市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把内向型的天津商业城镇变成为面向国内外、埠内外商、贸市场的大都市口岸，把只求自身生存并紧密依托京城需求而活动的天津封建经济变成了内以三北腹地为基础、外以各大洲为市场而活动的资本主义性质经济。从而使天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了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大城市、北方对外通商大港、华北经济中心，以及具有多功能的近代化大都市。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对外贸易的出现和最初的发展仅仅被人们视为是一种商品流通和交换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它的意义也仅限于此。但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客观经济效应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它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本身的范围，这种影响可使整个城市或国家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发生一场革命。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对外贸易可使比较落后的地区或国家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把落后的国民经济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其所带来的一切效应将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近代化以及多功能城市的形成。近代天津外贸及其所产生的效应就是这一规律的反映，它让人们最终完全感受到了：对外贸易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近代化之间关系的全部意义和价值。
（原载《城市史研究》第9辑，署名姚克宏。作者姚洪卓为纪念陈克、岳宏二位先生与之合写《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一书的四、五部分而作，故以姚克宏之名署之。《国际经贸研究》1994年第2期以《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历史作用》为题摘要刊发。）走向世界的天津与近代天津对外贸易。
开埠前的天津在政治、经济和市镇等方面已有相当发展：元代的天津已是首都北京的海上门户、洪卫京师的军事要地、南北漕运转集京师的码头；明代设卫建城，天津成了中国北方物资交易中心、南北商贸市场、漕运贩盐交通枢纽、京师的辅助城市；清代的天津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高峰，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潜力巨大的经济实力，为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但这一切仍只能说明：天津只不过是一座封建性的城市，并未走向世界。
天津开埠加快了天津发展历史。开埠前天津人口不过20万，城厢建筑面积不过9平方千米多点，经过八九十年的历程，到1948年前后人口发展到近200万，城厢建筑面积扩大到50多平方千米，城镇地位由府管辖升到省管辖，最后是中央管辖下的中国第二大工、商、经、贸、金融都市，华北经济中心，中外贸易通商大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口岸，国内外商品集散的重要市场，东西方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一切都始终是伴随着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而发展的。没有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就没有天津的走向世界。
一、与天津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或地区从十余处发展到百余处开埠前天津同外界联系，是国内经贸联系，属于内向型的经贸关系；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兴起和发展，天津同外界联系即由内向型经贸关系发展为外向型经贸关系。最初与天津有外贸关系的国家与地区是英、日、美、俄、法、德、荷、葡萄牙、新加坡、越南、菲律宾、朝鲜等，贸易地区虽达欧、美、亚三洲，但贸易国家不多，地区也有限。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提高、商品经济发展、航海技术和运载工具革命，近代天津外贸的国家和地区遍及全球各大洲，大大提高了天津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以远洋交通改善为例：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欧、亚两洲航程缩短7000千米，伦敦到上海从22500千米减到17700千米，贸易周期由一年缩短为半年，使天津同欧洲及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瑞士、意大利、奥地利、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埃及等国家有了发展贸易的条件；1874年太平洋邮船公司开辟了每两月一次从旧金山到上海航线，之后日、美间又实行联营，继之太平洋航线开通及货船增多，天津同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智利、阿根廷，太平洋上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发展贸易成为现实；190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和经巴尔干半岛通往欧洲国家和地区铁路接轨，天津同东欧、北欧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等国家发展贸易成为可能；1919年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又为天津同加勒比海地区和国家发展贸易提供了条件。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迅速增到百余处，是天津走向世界的见证。
二、外贸从间接贸易发展为直接贸易是天津走向世界的进程由于多方面原因，天津开埠初期对外贸易是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很少。“1866年上海进口的棉制品一半是运到天津和烟台的，天津贸易的四分之三是棉、毛制品。为了省钱，北方的许多中国商人派人来上海采购这些纺织品。”可见天津开埠初期对外贸易主要是间接贸易。1875年天津对外直接贸易进出口值占当年天津进出口贸易总值的23.38%，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的间接贸易值却占了76.62%。之后这个比重虽有变化，但在19世纪这种状况始终是天津外贸的基本格局。1899年天津对外直接贸易值占32.46%，间接贸易值占67.34%。由此可见，19世纪天津在世界各国城市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微弱的，走向世界的程度和范围是有限的。20世纪以来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很快，对外直接贸易值比重日渐提高，间接贸易值比重日趋下降，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为主的贸易格局变成了以直接出入口为主的贸易格局。这个格局的转变是以20世纪初的1905年直接贸易值超过间接贸易值为标志的。1905年直接进口贸易值占52.07%，间接进口贸易值占47.93%；直接出口贸易值占51.53%，间接出口贸易值占48.47%。之后直接贸易值继续上升，间接贸易值继续下降（个别年份除外），近代天津外贸便从上海对外贸易的附属地位走向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即由间接贸易为主转为直接贸易为主的地位了。这一变化过程就是天津步入世界的进程。
三、外贸从微不足道发展成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天津对外贸易是间接贸易为主、直接贸易为辅的年代，其间天津在世界各国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20世纪以来，天津外贸迅速发展，各国同天津贸易也日渐成了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1919、1927、1931三年为例，天津对外贸易在各国对华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在加拿大1919年为12.91%，1927年为35.61%；在法国1919年为17.59%；在日本1927年为25.25%，1931年是15.93%；在德国1931年为10.34%；在希腊1931年为26.38%；在阿根廷1931年为25.63%；在丹麦1931年为18.86%。天津对外贸易在各国对华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在加拿大1931年为25.33%；在美国1927年为25.53%，1931年为23.05%；在德国1927年为15.97%，1931年为12.58%；在日本1919年为11%，1927年是12.75%，1931年为13.58%；在新西兰1931年为65.44%；在古巴1931年为62.50%；在西班牙1931年为30.90%；在瑞士1931年为25.24%；在澳大利亚1931年为2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