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书救国
1903年，我国近代革命家陈天华（1875-1905）留学日本。
当时，沙俄军队侵犯满洲，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又谋划同俄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来，陈天华悲愤欲绝。他立即同章太炎等爱国人士一到，召开拒俄大会，声讨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同时组成抗俄义勇队，准备回国参加战斗。
一天操练后，他回到宿舍，想到祖国灾难深重，受人欺凌，不禁张开双臂，大声呼喊：“拯救祖国，四万万同胞，起来拯救祖国呀！”他号啕大哭一阵之后，突然咬破自己的手指，鲜血立即流出。这时，他拿出一叠纸，用血指在纸上写道：“救国。”随后手不停地划，在血书里陈述亡国的悲惨，当亡国奴的辛酸，号召同胞们起来斗争……他写呀，写呀，一连写了几十张，终因流血过多，晕倒了，嘴里还喊着：“救国！救国！”
当同伴们把他救醒，让他休息时，他仍不肯，挣扎着站起来，把用血写成的一份又一份特殊信件，装入信封，写上地址，寄给国内外学校。当人们读到这些充满爱国激情，浸着同胞鲜血的信件时，无不为之感动。这强烈的呐喊，正义的抗争，激励着人们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我是中国人
国将领古鸿昌（1895-1934），在任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时，网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被迫出国，前往美国考察。
那时，在西方人眼里，中华民族是个劣等民族，有些在国外的中国人也为此感到自卑。但是吉鸿昌却在胸前佩戴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五个大字：“我是中国人”，昂首挺胸，出入于美国人当中。
吉鸿昌为什么要戴这块独特的牌子呢？原来有一天，他和国民党使馆一名参赞同去一家邮局寄包裹回国，邮局的工作人员知道他是中国人时，便轻蔑地说：“中国？我不知道中国，哈哈……”随行的参赞埋怨吉鸿昌说：“你干吗说你是中国人呢？
你可以说是日本人，这样就能受到礼遇。”志可杀而不可辱，吉鸿昌怒不可遏，一把抓住参赞的衣服，大声说道：“你觉得做一个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光荣得很！我吉鸿昌誓死不当洋奴！”他回到住处，当即写了这块牌子，佩戴在自己胸前。
三、血溅总统府
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当天数千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声讨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
运动规模之大，波及全国，西安的学生也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示威游行。5月下旬，陕西学生联合会会长屈武（1898-1992）到北京声援，支持学生斗争，并有机会拜见了李大钊。
6月6日下午，一批批北京高校的学生和部分外省学生中的骨干分子齐集新华门，坚决要求大总统徐世昌出来，面收请愿书。到晚上10点，徐世昌见请愿学生声势浩大，只得同意让学生选10名代表到里面相见。
屈武作为唯一的外省学生代表，他们进入新华门，穿过荷枪实弹的岗哨群，来到了勤政殿，向徐世昌当面提出三点要求：一、政府下令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二、惩办卖国贼；三、释放被捕学生。徐世昌对学生的正当要求敷衍了事，其讲话使学生们十分不满，屈武等学生代表不畏权势和徐世昌争辩起来，但徐世昌不接受学生代表的意见。此时，屈武义愤填膺地说：“现在国家都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可能丢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屈武说罢，就猛然“以头碰地，血流如注”，当即昏倒在地。
屈武血溅总统府以死抗争的消息传到新华门外，群情更加激愤，学生们要冲进新华门去和徐世昌讲理，井和军警发生剧烈冲突。徐世昌见事越闹越大，看样子敷衍是捱不过去了，于是被迫决定召开内阁会议，研究学生们提出的三条要求。经过两个小时内阁会议的紧急磋商，他们迫于全国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严峻形势，北洋政府不得不答应学生代表的要求：即日去电报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命其拒绝签字。
四、詹天佑在京张线
居庸关外，狂风怒号，飞沙满天。傍晚，两名测量队员从号称“天险”的红色岩壁上跳了下来，正填写着数字，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
“数字准吗？”总工程师詹天佑（1861-1919）疑惑地问。“差不多”。测帚队员在回答。詹天佑急了，二话没说，就抓起仪器，冒着狂风，重新爬到“火险上”，又认真地复勘了一遍，矫止了误差。当他下来后，嘴唇都冻青了。别人关切地说：“大概差不多，何必再测呢？”
“技术在求精密，来不得含糊和轻率。”随后詹天佑严肃地说：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用自己的人力、财力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成功或失败，关乎到中国的声誉，外国天正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在技术上我们不能有一点误差呀！”
原来，外国势力为了争夺这条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修建权，互相争吵着僵持了一年多，最后放出狂言：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他们就都不过问。没料到，詹天佑挺身而出，愿意负责修建京张线。此时，消息传到外国，帝国主义诬蔑说：“中国人自己修建铁路，没听说过。建造京张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出世哩！”
难道中国人就不能修铁路吗？詹天佑怀着一颗爱国心，带领中国工人、技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了四年就全线通车，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使中华民族终于扬威于世界。
五、右任的怀乡诗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又是著名的诗人和杰出的书法家。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元老。他一生爱国，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为国家、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于先生赞成国共合作，他坚信“合则两益，离则两损”，并对此矢志如一，从不动摇，他对祖国统一的诚意，至今令人赞赏。1961年于右任曾经书嘱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诚望他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实现和平统一，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贡献，以留芳青史，名扬万代。
于右任1945年被迫到台湾后，他的夫人高仲林仍留在大陆故乡。1962年，于夫人80寿辰时，周恩来总理曾派于先生的女婿屈武专程到西安为高夫人祝寿。还曾对屈武讲：“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周总理的重要评价，是对于先生爱国情怀的充分肯定。
于右任在台湾蛰居的十多年里，始终怀念故乡，思念亲友，忧愤寡欢。他多次对身边的人说：我百年之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的故乡是大陆啊！
就在于先生临终前两年——1962年，他写了首动人心弦的爱国怀乡诗——《天的悲歌》，读后令人感慨。诗的内容如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六、卢嘉锡的爱国情
卢嘉锡（1915-2001）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出生在一个教师世家，虽家境贫寒，但他聪明、勤劳、好学，13岁时就考入厦门大学预科班，苦读两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大学理学院。起初，他选了数学作为自己的主科。后来，在一位教授的启发下，改攻化学专业。他不仅勤奋好学，还十分注意方法，多门功课齐头并进，18岁大学毕业，留校当了一名助教。
1937年，全园公费留学考试，物理化学仅取留学生一名，而全国应试者达30余人。卢嘉锡考分最高，又以外文见长，取得了第一名，中了“状元”，荣享留英权利。卢嘉锡在伦敦大学攻读物理化学，仅在两年时间便发表了4篇关于放射性化学的研究论文，22岁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他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等校从事结构化学的研究，相继在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了10余篇高水平的论文。那时，他已是化学界崭露头脚的新星，在世界化学界享有盛誉。美国政府给他戴上了高级研究员的桂冠，企图让他终生留在美国。
卢嘉锡为何刻苦学习，又为何很快走上成才之路？原因是他从小就在心灵里萌发了渴望祖国富强的愿望！正是这种强烈的愿望，使卢嘉锡怀着爱国求学的理想漂洋过海。前往欧美留学，又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抛下令人羡慕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回到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的祖国。他肩负重任，勤奋工作，为祖国富强，中华腾飞贡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华。
七、徐悲鸿为国争气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徐悲鸿（1895-1953）赴欧洲留学，主要在法国巴黎徐梁画院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当时由于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在外的中国留学生也常受人歧视。一次，有个洋学生向徐悲鸿挑衅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来就是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便是把你送到天堂里去深造，也成不了材。”这一下可把徐悲鸿激怒了，他有力地回答说；“先生，你不是说中国人不成吗？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比试比试，等学习毕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徐悲鸿为了给中华民族争气，刻苦地学习美术，经常到罗浮宫、凡尔赛等巴黎各大博物馆临摹世界名作。他常常是拿着一块面包，带上一壶水，一去就是一整天，不到闭馆的时间不出去。法国现实主义画家达仰，非常喜欢徐悲鸿，主动邀请徐悲鸿到他家做客，在他画室里，并亲自作指导。他从徐悲鸿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骨气、信念和力量。
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在多次绘画竞赛考核中受到好评并夺得第一名。1924年，他的油画《远闻》、《怅望》、《箫声》、《琴课》
等，由于人物性格刻画得出神人化，在巴黎展出时，轰动了美术界。这时，那个向徐悲鸿挑衅的洋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八、断指血书
徐特立（1877-1968）是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在革命队伍中大家称他徐老。五四时期，他在湖南办学。那时，帝国主义打着传播宗教的幌子，“挂羊头，卖狗肉”，欺凌中国人。由于清朝政府软弱无能，凡发生宗教案子，总是中国人吃亏。有一次，因有人得罪了湖南辰州的英国教士，卖国政府竟用大炮轰死了群众十多人，赔偿洋人白银八万两，还发布了无理的命令，不许辰州人五年内参加科举应试，并为英国教士立碑树荣。
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徐老，耳闻目睹这些“国耻”，义愤填膺。
一天徐老给修业学校的学生作讲演。当讲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洋教士为非作歹，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人惨遭杀害的时候，徐老泣不成声。他号召青年一代，要“把救国的担子担起来”，激励热血儿女，“义之所在，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说完，他立即跑进厨房，取了一把菜刀，当场断掉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并用断指书写了八个大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一爱国壮举，使在场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爱国主义烈火熊熊燃起。
九、激情谱国歌
1935年，田汉应邀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名为《风云儿女》，并创作了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不久，他就被捕了。后由夏衍将故事梗概写成了电影分场剧本。因聂耳（1912-1935）当时准备去日本，知道了《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时，就主动来找夏衍抢“任务”，说这首歌一定要让他谱曲，让他来干！夏衍和大家都非常高兴。聂耳拿到剧本的主题歌后，曾和导演讨论过，但没有谱曲就到日本了。聂耳到日本后，他反复吟诵歌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他把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敌人的切齿仇恨，全部倾注于跳动的音符和昂扬的旋律之中，使歌曲的基调和谐、高昂，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全曲铿锵有力，浑然一体。前奏曲像响亮的军号，首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音调立即推向高潮，令人振奋。然后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特别是“中华民族”四个字，用了坚定的节奏，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和不可屈服。在“到了”两个字后又突然用休止符切住，造成十分紧张的感觉，使“最危险的时候”得到了强调和突出。最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音乐斩钉截铁，充满力量，犹如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战斗步伐，铁流滚滚，势不可挡。
聂耳将歌曲谱好后寄回上海，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放映，这首歌在抗日救国运动的热潮中，迅速传遍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心中产生强烈的震撼。它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对内团结一致，奋发拼搏，不屈不挠的坚强决心，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国歌。
十、狱中绣红旗
1949年10月1日，当轰隆隆的礼炮声在天安门前震响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随后他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空高高飘扬，宣告着中国从此摆脱了被人奴役、侮辱的历史，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就在人们欢呼喜庆的时候，西南重庆还没有解放，那里仍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位于歌乐山“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还关押着20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们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身经残酷的折磨，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大义凛然，表现了坚贞不屈、斗争到底的革命精神。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群情激动，欢欣鼓舞“啊，首都北京！啊，五星红旗！”以江竹筠（1920-1949人们称她江姐）为首的难友们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我们也做一面红旗吧！”江姐也说：“把我们那面红旗拿出来，做成五星红旗！”
一床红绸被面被找了出来，这是一名难友留下来的，残留着弹孔，染透斑斑血迹的红旗，被珍藏在旧棉絮里，在她临危时竟没有来得及交给自己的战友，而是过了好久以后，人们才从她的遗物中找出来的。大家找来了针线，没有黄布，就用草纸剪了几个五角星，制作了一面红旗。
红旗映照着胜利。当江姐和战友们准备等到重庆解放那天，打着五星红旗冲出牢门，看望他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时候，他们却灾难降临。就在胜利的黎明前夜，他们含恨饮弹，用生命的热血把五星红旗浸染得格外鲜艳！
十一、舍身为国
战斗英雄董存瑞（1929-1948）是河北省怀来县人，1945年参军，多次立功受奖。1948年5月25日，在解放河北隆化县城的战斗中，他被选为爆破组长，带领战友一连爆破了敌人4个炮楼和5个碉堡，打开了隆化中学东北角的外围。当连队逼近学校围墙时，突然从围墙外旱河上的敌人桥形暗堡里喷出了六条火舌，拦住了前进的道路。有几个战士前去爆破，述未接近暗堡，就牺牲了。董存瑞看到这些，就向连首长请求爆破暗堡。指导员说：“你已经炸掉几个碉堡了，这个任务还是派别人去吧。”董存瑞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任务不是只炸几个碉堡，是要解放全中国，一定让我去吧！”
连队领导批准了董存瑞的要求，并且要郅顺义掩护他。于是他俩在敌火下，迅速越过敌人的铁丝网，冲到桥形堡前的开阔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