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皇帝正式回答之前，马嘎尔尼拜访了乾隆身边的红人、中堂和珅，详细说明了英国政府的“和平仁爱政策”，对发展中英贸易提出了八项要求。他的要求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合理的内容归纳起来，一共有三个主要的方面：首先就是在北京设立使馆，处理日常的外交事务；其次是在广州和舟山要设货站，便于英国进行货物的运输和装载；再次就是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开放口岸，进行贸易通商。
乾隆看过了马嘎尔尼呈上的表文，勃然大怒，觉得英国十分荒唐，堂堂的天朝怎么可以让外国人在北京住？针对英国提出的要求，乾隆于八月十九日写了两道谕旨，但未立即下达，延迟到九月初一日，由和珅遣人恭奉谕旨，以及送给英王及使节团的礼物，送到承德英使住处。礼品很多，英王、正使、副使、司令官、船长、官兵、船员、仆人、厮役，以及留在浙江的官员、船长、船员、兵士，都得到了优厚的礼品，尤其是赐给英王的礼品，又多又“俱系中国出产的精品”。
乾隆给英王的敕谕共有两道。第一道敕谕是正式国书性质的，主要是讲英王“倾心向化”，遣使来庭，“恭赍表章”，“叩祝万寿”，“备进方物”，故特许使臣朝觐，赐宴赏赍，并赏赐其随行人员及通事兵役。现使臣返国，特颁敕谕，并赐赍英王“文绮珍物”。同时，这道敕谕还专门讲了，英王表内请派一人留京照管英国买卖的要求不能批准的各种理由。
英国还提出了七项要求，即：多口通商，可到宁波、珠山、天津、广东地方交易；在北京设立英国商行；在珠山附近给一小岛；拨给邻近广州的一块地方；英国货物自广东到澳门免收税或少收税；英船照其他地方税率交税；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乾隆在第二道敕谕中，对英国提出的这七个要求逐条列举理由驳斥，不允其请。
以上这七项要求，如果单就具体要求来看，有些是应该断然拒绝的，如要求拨给珠山、广东一块土地，这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当然要予以驳斥。免税减税的要求也不合理，不能允准。至于多口通商，在京城设立英国洋行和使馆，传教士在华传教，等等，单是孤立来看，似乎并不过分，双方都有好处，不应一律拒绝，乾隆如果仅因为英使没有三跪九叩，就这样处置，未免太小器了。
目空四海的乾隆皇帝，就这样用一些赏赐打发了前来要求通商的英国使者，并且留下了世界外交历史上惊人的名言。他认为自己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未尽的余音
后人在回顾乾隆面对英国使者的傲慢态度和保守心态时，总是会扼腕叹息，觉得中国错过这样一个与国外交流的良机，十分可惜，甚至有的偏激观点认为，乾隆这次拒绝英国使者的通商请求，就是为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如果乾隆同意通商的话，会怎么样？这个假设是很多人想要知道答案的。事实上，乾隆皇帝如果接受了通商请求，后面的历史发展，也不一定就会风平浪静。
当时在位的英王乔治三世是和乾隆半斤八两的自大者，他也自诩为“拥有本国已经足以满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广大领土”的君主，并且立志造福于全人类，“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这和乾隆自夸天朝大皇帝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英国因为早就进行了海外贸易与通商，所以乔治三世对世界的了解比乾隆还多了一点自知之明。
所以就算乾隆同意通商，那么随着贸易往来而产生的中外经济、外交、民事往来，要如何处理？按照乾隆的作风，外国人都是自己的臣属和次等公民，肯定会进行不公正待遇，如此一来，双方的矛盾和冲突还能少吗？
同时，在通商要求中，减税等主张已经表明英国执政者在与中国展开谈判之前，就决定要做不亏本的生意。
他们在支持扩大对华贸易的前提下，想利用中方减免税款的方式来保护英商利益，谋求得到超过其他国家的特权。如果同意通商，那么税率问题如何协商？如果税率问题无法商定，那么通商自然也是一句空话。同样，放眼当时的中国境内，又有多少人懂得贸易、懂得做海外贸易？如果真的进行了通商，让不懂贸易的人来管理海关，情况又将如何？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旦开放了通商，不等价交换的趋势有可能迅速加强。
英国很多商品价廉物美，扩大对华出口，定会获得高额利润，像钟表，在中国“售价最高”，《红楼梦》等清朝文学作品里面，都把钟表当成达官贵人家里的奢侈品，让刘姥姥这样的普通人觉得稀罕。在当时，如果中英之间进行自由贸易，那么中国又有什么能够作为拳头产品出售呢？由于乾隆之前中国已经多年不进行海外贸易，所以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商人，对此可能都不清楚。在一个不清楚自己的优势在何处的国度，贸然进行通商带来的危害是无法估计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进行自由贸易，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将迅速增加。而在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马嘎尔尼出使的前一年，偷运到中国的鸦片，价值已达25万英镑之多。
其实，乾隆拒绝英国的通商请求，根本没有考虑到以上这几点。他只是出于自大而断然拒绝，但我们今天回想这段往事的时候，却可以从中发现令人深思的地方：一个在当时按照自己的生产方式发展到繁盛状态的国家，面对新经济和外国的贸易请求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就在被后人称为“康乾盛世”的乾隆时代，这个国家却因为长期没有正常的对外贸易，让其经济完全不适应开放的环境，即便乾隆皇帝同意开放，也无法让国家顺利、健康地走向现代。
在乾隆的严谕督促下，马嘎尔尼一行由钦差大臣松筠陪同（实际护送）下，于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离京，1794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6日到达两年前始发港普利茅斯港，结束了他的使华之行。
在二十多年以后的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英国的使臣再次到达北京。到北京之前，在从天津到北京的路上，就讨论一个问题，依然是礼节问题，是单腿跪还是双腿跪，还是鞠躬。当时英国的使臣阿美施德，副使小斯当东——乾隆时马嘎尔尼的副使的儿子，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筹划。
小斯当东最后做了让步，要按照英国的最高礼节三免冠，九拜仪、九俯首，清朝不同意，当时负责对外交涉的官员在两面调和。他们告诉嘉庆说，英国使者答应下跪了。这个官员想的是，到时候按着英使跪下，他自然而然就跪下了，然而在嘉庆正式接见的时候，英国使臣就问礼节是什么，清朝官员就含糊其词。英国使者说，要把礼节说清楚再进，不然不能进，于是就没有进到嘉庆所在的圆明园正大光明殿。
英国使者和中国官员在殿外反复磋商，英国使臣坚持要求说清楚如何行礼，中国官员就是不肯说，结果使者没有去面见嘉庆皇帝。嘉庆龙颜大怒，说英国是蕞尔小国，要来进贡，勉从其请，现在你居然不遵守清朝礼节，立即遣回。
如果说，乾隆时代与英国使团的交涉，还是出于严肃态度进行的交流，那么，嘉庆时代与英国使团打交道，则是有点儿戏了——难道国家的前途，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对皇帝来说，还不如看到别人下跪舒服？
当“龙种”变成“跳蚤”
最无奈的事情，不外乎“事与愿违”，而对于曾经经历过繁盛时期的清朝而言，最无奈的事情，就是从盛世时期沿用下来的制度、习俗成了后人的桎梏，而播下的“龙种”，也变成了“跳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