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石经》刻于汉灵帝刘宏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代时，只有简册，没有书籍，传授经书典籍，口口相授，相互传抄，章句间多有歧义，谬误不少，严重贻误后学。典籍中谬误日增，迫使一些学者把校正典籍文字提上了议事日程。东汉末年，社会上出现了正定典籍文字、石刻于太学的强烈呼声。这一使命，很快落到了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肩上。他组织力量，先后校订、书写了《周易》、《鲁诗》、《尚书》、《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刻工花了9年时间，石刻碑46块，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供学子们传抄校对。据说石碑立于太学后，每日观瞻者、摹写者络绎不绝，“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遗憾的是，石经刻立不久，遇上董卓之乱，后又遭到晋永嘉之难，碑石大都残毁、散失。原碑3万多字，宋代时，有人曾对残存的碑文整理，仅得到1700余字。20世纪30年代初，于右任在洛阳一古董商人处发现一块三角形东汉残碑。看到这块残碑，他想起失踪很久的《熹平石经》，觉得它像是《熹平石经》中的一块残碑。他用4000银元买下了这块残碑。1933年，于右任托老部下杨虎城将军将残碑运到南京，后又运往上海于宅。他将残碑制成拓片，经一些著名学者考证，确认石刻为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所书，是《熹平石经》的一部分。这块《熹平石经》残石，两面共存491字，刻有《周易》中的《家人》、《归姝》、《文言》、《说卦》等篇，均为宋人辑录《熹平石经》所没有的文字，是一件无价之宝。
于右任搜集古碑石刻，从来不惜代价。有的古董商摸透了于右任的心思，知道他想购买古碑，往往开价很高，他却很少还价。有时，身边工人员提出讨价还价时，他说：“这些碑石，上海的日本人和走私商都在收买。你如勒价过紧，他们就会卖给那些人。”还说：“你们不要为了爱惜钱而见小失大。要是对这些人摆出一副有权势的架子，也只能作一次买卖，以后他们就吓得不再来了。”
于右任到处搜集古碑石刻，同时也搜寻金石拓片。1932年夏，他集合友人，在南京市郊汤山黄栗墅村发起成立“中华草书社”。为了系统搜集整理历代草书资料，他在报纸刊登广告，面向全国征集历代名家墨迹和汉代以来的简策砖石碑铭拓片，还派员赴北平故宫博物院，寻找有关草书的历史资料。这一举措，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于右任也经常与金石学家、古碑爱好者交换藏石及其拓片。其中被人们传为佳话的，是他和古碑收藏家张钫交换藏石拓片的趣事。
张钫，字伯英，号友石老人。清末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早年参加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时陕西新军起义的发起人之一。民国初年，任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1918年到1922年，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任副总司令。张钫一生中收藏古碑墓志无数，现保存在他故里的就有1413件，其中唐代墓志1185件。他在家乡老宅建有“千唐志斋”，专门收藏唐代墓志。于右任和张钫，一个是靖国军总司令，一个是靖国军副总司令；一个酷爱魏碑，一个喜欢唐碑。于是二人商定，搜集到魏碑墓志，归于右任；搜集到唐碑墓志，归张钫。当然，在按各自兴趣分藏古碑墓志的同时，两人之间，免不了经常交换金石拓片。
四
于右任一生中搜集古碑墓志及其拓片多少，连他本人也说不清楚。据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统计，从民国初年开始，于右任经过20年的搜集，耗资10余万银元，陆续收购到北魏及各朝墓志三百余方。又一说，于右任“自民国初年到1940年，共搜集汉至宋代石刻、墓志四百余方。”
这里仅仅说的是石刻墓志。于右任的习惯是，搜集到的石刻墓志，只要条件允许，都要制作拓片。这是因为，一方面，拓片易于携带，可以随时阅览；另一方面，万一原碑墓志损坏丢失，有拓片在，也算保存了珍贵的石刻墓志资料。假如从民国初年到1940年，于右任搜集到石刻墓志400余方，那么，他搜集的各类拓片，应该数倍于此。
于右任搜集石刻墓志及其拓片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期。当时的中国，外敌入侵，内乱不断，国无宁日。于右任作为国民党要员，军政事务繁忙，对自己收藏的石刻墓志及其拓片，难得闲时整理。不过，也有例外。于右任酷爱魏碑，唯独对其收藏的北朝墓志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全部文字辑录成册。其目录，先后于1930年、1942年分两次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这些北朝墓志中，有七对夫妻的墓志。同时搜集到一个朝代七对夫妻的墓志，是非常难得的，也极为罕见的。为此，他将自己的斋号“独树斋”更名为“鸳鸯七志斋”，将自己收藏的古碑墓志，称为“鸳鸯七志斋藏石”。
于右任收藏的北朝墓志，绝大部分出土于洛阳邙山，计有200多方。
起初，他想将这些墓志直接运往陕西三原老家保存，可是，当时铁路尚未到达西安，要用其他交通工具将其运到陕西三原，谈何容易！无奈之际，他用火车将墓志运到北平，保存在西直门内菊儿胡同一座旧王府的后院内。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的战争爆发在即，平津受到日军直接威胁。于右任担心自己收藏的墓志落入日军之手，请杨虎城将军想办法，要他将墓志安全运回西安妥善保存。是年冬，杨虎城派马文彦赴北平，将墓志用火车运回西安。1936年，于右任又将自己从南京、洛阳收集的另一批石刻墓志运回西安。两批石刻墓志，共计387块。1936年至1937年，在邵力子、黄文弼等人主持下，对西安碑林进行了全面整修。1938年3月，于右任将自己存放于西安的石刻墓志，全部捐赠给西安碑林安置。
于右任收藏的石刻墓志历经战乱，大部分得以妥善保存，其收藏的金石拓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也许是金石拓片便于携带、易于保存的缘故，于右任收藏的金石拓片存放比较分散。1947年，于右任在西安市南大街书院门购置了一处房子，即书院门20号，将家室由外地迁到这里，与弟弟于孝先同住。1949年于右任赴台后，其结发妻子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一直住这里，直至1971年母女俩先后病逝。于右任早年和后来收藏的大部分金石拓片保存于西安老宅，由高仲林、于芝秀保管；还有一部分拓片，存放于右任的老友故旧处；另一部分拓片，则放在于右任身边，即于右任在南京的寓所于公馆。
按常规理解，存放于南京于公馆的拓片应该最安全，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于右任生活在南京，住在于公馆。可是，偏偏存放此处的拓片损失殆尽。1937年初冬，日军攻打南京，于右任同其他南京政府要员一样仓促撤离，将多年搜集的拓片，包括1932年在报纸刊登广告，从全国各地征集到的历代名家墨迹和简策砖石碑铭拓片，以及从故宫博物院搜集到的关草书资料，全部留在了于公馆。日军攻陷南京后，大肆烧杀淫掠，于公馆自然未能幸免，被日军洗劫一空，于右任存放于此的拓片荡然无存。
这次毁于战火的拓片究竟有多少，于右任自己也说不清楚。所幸运的是，存放于其他各处特别是西安老宅的拓片，保存了下来，这就是现藏于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拓片。
这批金石拓片能够保存于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要归功于于右任的女婿屈武。
1938年，屈武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之一，屈武回国后先后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立法委员、少将参议、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等职。
1945年10月，屈武作为国民党中央赴新疆和谈代表团成员，随同团长张治中前往新疆，后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现乌鲁木齐市）市长。
1949年，屈武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北京谈判。是年4月，和谈失败，屈武受周恩来派遣，悄悄来到上海，试图帮助于右任等爱国人士北上，共建新中国。后来迪化的形势发生变化，屈武作为迪化市市长，只好急赴新疆。新中国成立后，屈武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迪化市市长。
1949年8月，兰州解放。1950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屈武任委员。1950年2月6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为了给西北民族地区培养必须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人才，会议决定在兰州筹备成立西北民族学院（后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具体筹备工作，由时任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统战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汪锋负责。汪锋是陕西蓝田人，屈武是陕西渭南人，二人同为陕西老乡，又同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屈武还任新疆迪化市市长，因此，他俩对即将成立的西北民族学院，感情非同一般。
办大学需要图书资料。汪锋和屈武借西安开会之便，动员陕西的社会贤达向西北民族学院捐赠图书。1950年8月，西北民族学院正式成立。
1951年2月，汪锋正式出任西北民族学院院长，成为西北民族学院的首任院长。与此同时，陕西各界捐赠西北民族学院的图书陆续运到，其中包括屈武代表岳父于右任、岳母高仲林捐赠的收藏于西安老宅的金石拓片。
于右任收藏的这批金石拓片，有共计1960种，其中周代8种（金文拓片）、先秦3种、汉代35种、三国两晋南北朝453种、隋代66种、唐代1006种、五代十国20种、宋代11种、金代4种、元代60种、明代99种、清代41种、民国55种，暂时难以确定年代的有99种。这些拓片中，大多数是一种一幅，也有的一种数幅，甚至十多幅，有一部分副本量较大，个别拓片副本多达20多幅。这些拓片中，历代墓志铭最多，计1228种，其次是碑刻，有390种，还有一部分历代造像拓片和法帖。拓片中，还有少量于右任的手稿和关中名流的稿本和手札。拓片折叠后，用宣纸包为小包，分装两大樟木箱，连同其他图书，由大卡车运到西北民族学院。
于右任收藏的金石拓片，从此在西北民族学院安家落户，成为西北民族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