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高校图书馆图书污损问题及解决方法(2)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掌北洋政府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此，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军政府，发动护法运动。陕西革命者响应孙中山号召，组建陕西靖国军，讨伐北洋军阀在陕西的代理人陕西督军陈树藩。新组建的陕西靖国军，是一支成分复杂的联合部队。由于缺乏德高望重的统帅人物，部队从组建之日起，就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靖国军的将领们想到了于右任。1918年，应陕西靖国军将领邀请，奉孙中山之命，于右任返回故里，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开始领导陕西的护法运动。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解体，于右任重返南方，继续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请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于右任奉孙中山之命，先期北上，就任国民党北京分会委员，具体处理国民党北方事务。1925年，原陕西军阀刘镇华纠集10万人马，围困西安。于右任接受中共领导人李大钊派遣，赴苏联请回冯玉祥，召集旧部，在内蒙古五原镇誓师，组建国民联军。冯玉祥任国民联军总司令，于右任为副总司令。随后，于右任率部分国民联军南下，很快解除了西安之围。

1930年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中央执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此后，于右任长期担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面对解放军强大攻势，李宗仁企图以和谈扭转败局，提议派于右任为特使，赴北平谈判。于右任得知消息后，彻夜未眠。他想全力促成此事。可是，负责此次会谈的张治中提出：于右任留在南京更好，凭他的威望，可以促使和谈协定的最后批准。就这样，于右任借过了北上机会，成为终生憾事。国共和谈破裂后，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在即。蒋介石开始撤离大陆。他害怕于右任留在大陆，要于右任先去上海，再南下广州，然后去台湾。于右任以身体不适为由，试图加以拒绝。蒋介石派来的军人不等于右任穿好衣服，就逼他上了汽车，直奔机场。到上海后，于右任本来想转道香港，伺机再去北平，然后留在大陆，可是，蒋介石不同意。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先到重庆，接着飞往台湾。他的结发妻子高仲林、长女于芝秀、女婿屈武、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等亲属留在了大陆。

1964年11月10日20时，于右任在台北市病逝，享年86岁。

二

于右任是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书法家和爱国诗人，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年间，于右任热衷于新闻事业，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后来又致力于兴办教育事业。他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之一。1905年，他与王敬方、张邦杰一起，发起创办了中国公学。在上海期间，适逢东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驱逐校长，空缺请于右任出任。他欣然接受，并把校名改为上海劳动大学，请李大钊为客座教授。李大钊又推荐邓中夏、瞿秋白、萧楚女等到上海劳动大学任教。一时间，上海劳动大学成为上海影响最大的革命大学，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在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期间，于右任一方面指挥作战，一方面大办学校。他在总司令部设立教育处，专门负责教育，先后创办了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中学、民治中学和地方自治讲习所。20世纪30年代初，于右任在西安期间，与邵力子、杨虎城等人共同倡导兴建西北教育。1932年，他筹建了西北第一所农业院校——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后更名为西北农学院），并兼任第一任校长。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后，于右任仍然不忘兴办教育。1958年，他与友人在台湾桃园县平镇乡创办复旦中学，被复旦大学的校友们称之“少复旦”，并出任名誉董事长。

当然，于右任在文化方面的最大贡献，还是他的书法艺术。早年间，在私塾先生毛班香的指导下，于右任研习赵孟頫，学临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在王体楷书上下了很大工夫。青年时代的于右任，在深入研习汉隶、魏书和唐楷的基础上，学习行楷，后又专攻魏碑书法艺术。在上海时，于右任曾向晚清书法名家何绍基学习。中年后，于右任学习草书，组织成立了标准草书社，对中国书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他提出了中国草书经历章草、今草、狂草三个阶段的论点。他在悉心研习历代名家草书千字文的基础上，解开了汉字草书难传之谜，整理总结制定了《标准草书》，为汉字草书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为人们学习草书提供了一个范本，在汉字草书的传播和普及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书法上，他成为一代宗师，被人们称为“旷代草圣”。

在于右任的书法生涯中，对魏碑情有独钟。“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

是他学习魏碑书法艺术的真实写照。他所以喜欢魏碑，据说是认为魏碑有“尚武”精神，一笔一画，充满了粗犷豪放之气。鸦片战争之后，朝廷腐败，国力衰竭，民族危亡。他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试图将书法艺术作为一种战斗的武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所以特别喜欢魏碑，其真正的原因，还是魏碑中有《石门铭》和《龙门二十品》等大量中国书法史上的珍品。他想从研习魏碑入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书法艺术道路。他说：“学书法不可不取法古人，亦不可拘泥于古人，就其爱好者习之，只要心摹手追，习之有恒，得其妙谛，即可任意变化，就不难自成一家。”

正是有此见解，他的书法才自成一体，特别是草书，用笔稚拙，笔笔随意，出神入化，既雄奇婉丽，又清正典雅，宽博潇洒之中，显得别具神韵。屈武评价其岳父的书法艺术，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博采各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格，晚年愈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

三

由于钟爱魏碑，得益于魏碑，搜寻古碑和金石拓片，几乎成了于右任一生的嗜好。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戎马倥偬，他也不忘寻访古碑的使命。“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裁酒三阳寺，寻碑兴倍增。”“造像搜频得，浮图倦未登。”他由寻访古碑，延伸到寻访古字遗迹。一次，他寻访古碑时，得到了“阿史那元方造像并拾得旧瓦上有隶书‘□宫’二字”，不由发出“拾得离宫瓦，曾携几片还”的感叹。抗战期间，他到西北视察，在甘州西黑水河岸古坟地发现大量中原灶具和遗骸胫骨，同时捡得大吉砖，发现有草隶数字，一时激动不已，诗兴大发，挥笔写道：“沙草迷离黑水边，何王建国史无传。中原灶具长人骨，大吉铭文草隶砖。”1926年，他受李大钊派遣，赴苏联请冯玉祥回国时，途经西伯利亚和蒙古等地，也没有忘记寻访古碑的使命。他在西伯利亚发现了汉代箭镞，在贝加尔湖北奥利汉岛上发现了汉文石刻。在看到尼布楚城成吉思汗记功碑拓本后，他深情地写道：“遗铁可知常虏获，断碑难得再摩挲。”

“盖代英雄去不还，高碑犹自在人间。”他对古碑爱不释手，对好的拓片也是赞不绝口：“传神赖有张公拓，犹似当年照九嵕。”

于右任一生搜寻古碑石刻，可谓呕心沥血，留下无数动人的故事，其中最典型的是《广武将军碑》和《熹平石经》残石的重见天日。

《广武将军碑》全称《前秦广武将军孙□产碑》，为东晋时北朝蔡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所立。碑上字体被人称为“八分书”，碑额有“立界山石祠”五字，所以又称《立界山石祠碑》，碑文记述了“□产”的生平和功绩，是关中古碑中的稀世珍品。此碑因年久风化，碑主的姓氏难以辨认。清代甘肃籍学者张澍考证后认为，碑主是张蚝之孙，所以又题为《张产碑》。此碑于清代乾隆年间出土，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据《关中金石记》一书记载，此碑藏于陕西宜君县。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澂任陕西提学使时，曾下令寻访此碑，结果一无所获。对此，于右任一直牵挂在心。1917年，于右任受命孙中山回陕西组织力量开展护法运动，以策应北伐，途经宜君县，曾四下求访此碑，也一无所获。

原来《关中金石记》记载有误，此碑不在宜君县，而藏于白水县史官村仓颉庙。澄城县人雷召卿在仓颉庙中发现此碑，时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参谋的李春堂偶得一拓本，但不知其价值。1920年，时任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去高陵防地巡视，受到当地军政要员宴请。席间谈起书法金石，李春堂当即取来拓本请于右任过目。于右任见拓本上有“部大酋大”字样，大吃一惊。“部大”、“酋大”是北朝前秦官秩，即“部落长”、“酋长”。

他仔细辨认后断定，此为《广武将军碑》拓本。从此，失踪多年的《广武将军碑》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