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心态正常的皇帝，反贪治腐是必做的工作。顺治皇帝讲过此
事的战略意义：“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简括而言，顺治无非是说：一个贪腐遍地的社会，欲求太平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说，反对贪污腐败关系到统治大权，谁也不会掉以轻心，不管什么社会，都不可能是做一做姿态就拉倒。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批贪官倒下了，新的贪官又强壮起来，前仆后继，无休无止。顺治帝慨叹道：贪官何其多呀。
贪官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顽强？其实不是贪污者像蟑螂一样，有不一般的生理构造，而是社会管理的路数有问题。贪污腐败体现了人性好逸恶劳，见利忘义，利令智昏的一面，仅杀伐、疏导、教育难有持久的功效。但古代皇帝把这几手作为法宝，屡败屡试，一朝接着一朝。
人性的善恶虽然可以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变化，但社会也可以被人性拖曳到恶的深渊或善的高峰。人，并不总是良善的，不是总靠得住。
两千多年前亚圣说，如果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子快跌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产生惊骇怜悯的心情，并且非常坚定地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那个时代的人们，也许真如孟子所说的那般有情有义吧。但后来人性多有变化，社会环境也迥然不同，落井的孺子未必都能勾起人的恻隐之情。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对一个吃政治饭的人来说，此时如讲恻隐之心，也许与弱智无异，最重要的是抓取皇权。
专制社会的皇帝，有无上的权力。乾隆时期甘肃发生冒赈贪污大案，那个集团总计贪污赈济银七八百万两。乾隆帝说，这么大的案子竟无一人首先发觉，对官官相护现象感到寒心！其实岂能无人知晓？贪污集团的头目是甘肃藩司王亶望，而王亶望又买通了陕甘两省最高军政长官勒尔谨，就是乾隆本人也对王亶望宠信不已。有如此政治背景，谁敢太岁头上动土？
因此，无论君臣对贪腐的坏处估计得多么充分，监控组织多么完备，但如果制度设计一如既往，突不破窠臼，所有的反腐设想都不会落实，也没法落实。
为什么乾隆对甘肃冒赈贪污案官员半数免死减等发落？依法律，应该处斩的官犯有一百余名，结果近 60 人为此被砍掉了脑袋，免死发遣黑龙江、新疆者 57 人，奉旨査抄者 165 人，还有不计其数的人获得了较轻的处罚。接下来的山东巡抚国泰贪纵大案，涉及的官员人数更不少，如果追根寻底一直挖下去，有可能把全省官员都牵扯进去。山东全省共亏空帑银约二百万两，这亏空的二百万两银子，除国泰婪索一二十万两外，尚有一百七八十万两银不知道落入哪个手里。按清朝律例，贪污银子一千两者即要问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一百七八十万两赃银，可使数千名乃至万名官员掉脑袋。
惩办贪腐分子，任何统治者态度都会很坚决，说白了，贪污受贿，勒索卡要，是当权者面前绽放笑脸的敌人，是国家肌体的啮噬者。但这种敌人，毕竟不同于两军对阵时的敌手。因此一方面皇帝要不遗余力地清除他们，这是国家根本利益的要求，无论是谁，都不会容许贪官污吏蛀蚀国家的根基；另一方面，官员贪污腐败，肯定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乾隆犹豫、手软。主持审办国泰案的钦差大臣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接到皇上的密谕，说“不忍”再兴甘肃省那样的大狱。办案大员清楚皇帝想什么，于是，好多事情不再深究了，于是，大案接二连三发生。
乾隆究竟顾虑什么呢？他自己说是考虑“国体”和“朕之颜面”。
所谓“国体”，指的就是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国家的面子。乾隆查办贪污大案时的这种矛盾心理，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
认真严肃办案，对民对君都有益处，哪会损害？世人觉得乾隆执法严格，此种印象还不是源于一个个具体案件？晚清的薛福成就说过：乾隆英明，“侵亏公帑，抄没家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强调“国体”，对杜绝腐败，树立国家形象，不仅没有丝毫积极作用，相反还有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乾隆把贪污案的多少与国体鲜亮还是黑暗联系起来，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大方面讲，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民族矛盾在乾隆时虽然已经缓解，但始终有个合法性问题，如果贪官污吏多且级别很高，清朝能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江山，会成为一种疑问。往小里说，乾隆一直很自负，他力图使人相信他将是历史上的圣明天子和满汉理想的英主。假如国土之内贪贿丛生，“圣明”便没了着落，“英主”更无从谈起。可惜，他误解了。放松对贪污的追查，表面上贪污者的数量少了，实际却起到纵容的功效。
人治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标准，但皇帝口含天宪，标准也就后退了。
重典治世、道德劝诫、思想工作等，有用但作用有限，反腐根本还是在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