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是他称帝。袁氏此举让世人心灵震撼不已，感到古老中国要跳出帝制的圈子颇为不易。其实，除去称帝，袁世凯亲历的反腐也值得人深思。
袁氏做了 83 天皇帝，就不得已宣布取消帝制。细思袁氏此举，超过古代帝王不少。毕竟是受过新事物熏染的政客。历史上不少皇帝，反对声此起彼伏，却没有一个辞职的，只有刀架在脖子上以后，才装出“禅让”的样子，极不情愿地“让贤”。而一些“立场坚定”的皇帝则肆无忌惮地敛财、杀人，任大地流血漂橹，任生灵横遭涂炭，等人家用暴力掀翻皇椅才止住手。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论及帝制运动时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这是浓缩、概括的话语，指袁世凯称帝复杂的轨迹。《袁世凯评传》把促成袁世凯称帝者约略分成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希望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用这段话为唐先生那句简括之言作个注脚，也许不为不当。
袁氏称帝，原因虽然复杂，症结点恐怕还是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所分析的，即袁世凯“无心依法行事，放弃实权，实行真正的内阁制”。
至于反腐那些事情，在剖析袁氏的文字中，占有的份额并不大。虽然此事不比称帝重大，但与稳定相关，任何朝代，任何体制的社会都要做。不惟如此，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政治人物的措施。袁世凯在清朝和民国都曾与惩贪有所纠缠，官场的光怪陆离，不由让人对官场的反腐俯首深思。
1908 年，光绪与慈禧先后去世。因为光绪帝无嗣，载沣长子溥仪入嗣继承皇位，是为宣统帝，载沣同时被授为监国摄政王。此时的袁世凯位处军机大臣，收买了不少朝廷重臣，比如奕劻。据说，载沣一直想诛杀袁世凯，一是为其兄光绪帝报仇，另一方面，作为摄政王，必须清除袁世凯这个障碍，自己才可能大权在握。然而，杀人虽易，但理由必须得当。究竟给袁世凯戴一顶什么罪行帽子，载沣花了些精力。原本想以贪污腐败的罪名杀掉袁世凯，但觉得不可行。不论古今，杀掉一名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的官员，必然要牵连出众多贪官，像奕劻这样的元老重臣是躲不过的。让人不能不思的是，载沣的目标不是奕劻等臣子，岂可以因为一个袁世凯而毁了国家的栋梁？另外张之洞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奕劻问道：“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这些都是实际问题，必须事前考虑清楚。想来想去，载沣将袁世凯贬回老家养“足疾”去了。
有人说，载沣没有杀掉袁世凯乃一大失误。我们姑且不说袁世凯是不是贪污受贿，假如清朝没了袁世凯，是否会建设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只以政客反腐论，投鼠忌器是必然的心态，反腐常常被扭曲的心态所扭曲。
民国建立，袁世凯成为第一任大总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的袁氏，在治贪方面虽然没有载沣投鼠忌器的困扰，却有碎器震鼠、杀一儆百的“姿态病”。民国初年的《官吏犯赃治罪条例》规定，贪污 500 元可处以无期徒刑，贪污 1000 元判处死刑。这里的“元”指银元。当时的顺天府尹王治馨被查贪污，贪污的数额一般说是 500 元，但另有记述说是 5000 或是 50000 元。如果按贪污 500 元计算，则为月薪的 1 倍，如果按贪污 5000 元计算，则为月薪的 10 倍，以 50000 元计算，则为 100 倍。
据说都肃政史查实证据后，上报总统袁世凯。三日内，从总统批准到大理寺审判、宣判、枪毙执行，王治馨已命丧黄泉。
龚育之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曰，王治馨曾就宋教仁遇刺一案代表总理赵秉钧向在北京的中国国民党人解释。王氏有言，应桂馨曾与赵秉钧商量暗除宋教仁一事。“总理谓此事体大，我不敢主张，须问过总统。总理随即对总统言，总统谓人之主张各不同，安可因主张不同，便谋害人，此事绝对不可，故总理亦绝对拒之，可见杀宋一事，总统决不知，总理亦决不知。”又道，“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是言一出，舆论大哗。袁世凯暴跳如雷，说：“措辞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
按，惩治王治馨，不单是个做姿态的问题，还有政治瓜葛。此类旧账新账一齐算的思路，对反腐力度绝对是自我讽刺。为敲山震虎，杀几个撞在枪口上的贪官，已经与制度反腐相去远矣，如果再掺以集团或个人利益，反腐云云，就只能恶性循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