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没过几天，经委的马主任就带人上门来收管理费，我如法炮制，心想相互之间都熟悉，就没有那么些客套，可没想到，这次马主任却说：“天财兄弟，你要注意哩。”我说：“我注意什么？”马主任说：“你想啊，大同那么多企业，为什么一上来就找凤凰要钱呢？”我说：“也是啊，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马主任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次跟凤凰要钱，是郎书记钦定的，具体有什么过节我就不知道了。”我说：“马主任，贾红过些天才能上班呢，你看你能不能跟郎书记说说先缓几天。”马主任说：“咱兄弟还不好说，恐怕事情不好办呢。”“你就说说试试，成不成再说。”马主任答应试试，可随后却没了音信，我知道肯定不顺利了，顺利的话他早来电话了。
我把事情告诉贾红，贾红说：“等等看吧，说不定我们能逃过这一劫。”我想莫不是贾红听到什么了，就问：“李耕临走给你打电话了吗？”贾红说：“打了，他说这个郎书记挺古怪的。”“他古怪能怎么着，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吃饭，他能把你的饭碗端了？”贾红说：“不至于吧，我又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再说我工作上又没有过错，他能把我怎么着？”我说：“不管怎么着我们都要做好两手准备，过去说伴君如伴虎，现在看来这书记也不比老虎差到哪里去，要小心为妙。”贾红就不做声了。以贾红的个性，她是不吃眼前亏的主儿，没来由地找茬，她也不是没有碰到过，只是这次情况有些不同，书记换人了，在大同，书记俨然就是一方的小皇帝，一切唯书记是从，其他人就差点儿。李耕在的时候，贾红是他树起来的典型，现在李耕走了，她似乎没了靠山，又赶上生孩子，情况就有点不妙，但她并没有表现出来。她也许感到李耕走、郎可丰来不过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调动。可是在这平常当中却蕴藏着极大的不安，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我们等马主任的回话，等来的却是镇上派出的财务检查组。检查组一进门就来势汹汹，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一时卡了壳。是啊，我是干什么的，我什么也不是，我在这里充什么大尾巴狼。倒是贾红的副总比较吃香，向检查组介绍说我是贾红的对象，那检查组的头儿突然变得热情起来：“我说呢，你不是在党委那边吗，怎么到这里来了？”我极其尴尬地说：“我临时替贾红值几天班。”那头儿马上就不高兴了：“我们是在检查公司的财务，你说得过来吗？”“我说不太清楚。”“不太清楚，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还是把这事交给清楚的人吧。”贾红的副总就说：“文哥也是一片好心呢。”“好心不错，你就没听说过好心办坏事的事情？”我说：“别说了，我一切都明白，我不是公司的人，如果不是贾红承包了家具厂，我也不会来这里帮忙。”“这就对了，咱们各司其职，郎书记派我们来也是一个意思，就是加强对企业的管理。”我感到无言以对，我的角色分明就是多余的嘛！现在让人家说出来，脸上火辣辣地在烧，我这是犯的哪门子的贱呢，来这里喝这些眼皮汤，他妈的。
我决定到党委去上班。早上去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的脸色不对，点完了名，大家就各自忙自己的去了，没有人来与我交代工作，高大明这些天也不知在忙什么，开完会就走，好像总是那么的来去匆匆。倒是唐如萍偷偷地告诉我，这些天少说点话，新书记来后，会上已经发了好几次火了，别火上浇油。我就想，他发火得有来由啊，我又没有惹他，他发的哪门子火啊？虽说这几天我到凤凰公司值了几天班不错，可这是李耕原来默许的，为此还表扬过我，总不会李耕一走，你就卸磨杀驴吧？我不怕，大不了我不干了，何必在这里窝囊地受气，到哪里干不是一样的工作。再说了，我文天财何时受过此等的气，我也不是受气的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还不至于为了一个小小的岗位发愁吧。前一阵子，一家叫作《大都报》的京城大报的驻外记者站在新平招聘记者，特意给我发来一份通知，我有心去试一试，可由于贾红及一些琐事却没有成行，我想以我现在的能力，谋一份差事应该是小菜一碟。
检查组的报告送过来了，郎书记大发感慨，大会小会地讲。他说：“我说我们的企业怎么老是没钱呢？原来是这样的情况啊，党委政府找你要钱没有，某个人找你要钱你就痛快地立马拿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立场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原则问题，这还是我们政府办的企业吗？”我明白了，郎书记这么讲肯定有他的道理，他的话已经给凤凰公司的财务下了一个致命的定义，那就是贾红不讲原则，置党委政府于不顾，这肯定是贾红的不对。我说：“贾红你怎么不讲原则了？”贾红说：“什么是原则，李耕调走又没有告诉我，我知道他调走吗？再说他从这里拿走的那几万块钱，不是有党委的章印吗？”我说：“你至于吗？眼睛就只盯着李耕一个人，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现在好了，枪打出头鸟，你撞枪口上了，他要拿你开刀呢。”贾红就说：“开就开吧，有啥可怕的，我只不过给了李耕几万块钱而已，算总账党委政府并没有吃亏，这是我承包的企业。”我说：“这不是吃亏不吃亏的事儿，你想啊，你让他拿走的不是几万块钱，是一级组织的信任。”
贾红哑口无言，这是我看到的最无能的贾红。也许一个女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冷静，可这时的贾红，我明显地感到她无心恋战，毕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可能无牵无挂，而且现在还上不了班，处在一种任人宰割的状态。她有什么办法来挽回这一切，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或者是郎书记慈心大发，此外别无办法。不过我看贾红整天似乎若无其事，也许她掩盖了自己的恐慌，但外表的平静并不代表她内心没有不安。贾红或许已经感觉到她把宝都押在李耕身上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然而，贾红的问题尚没有一个妥善的说法，我这里却迎来了人生重大的转折。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不由得怀疑我目前的做法或者是工作的态度是否对头。我可没有与李耕在众人面前走得太近，那些写他的东西都是组织的安排，而绝非我个人的主意，至于最近的《大同之路》，某种程度上也是写的大同一班人集体的智慧，远不是为李耕一个人歌功颂德。难道我错了吗？也许是我错了，我不该写李耕的，可李耕在书记的位子上，你能绕得过去？我忽然想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个著名的典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自信没有得罪过郎书记，甚至我连他是哪里人都不知道，他怎么一上任就对我下手了呢？
我感到好生的奇怪。
我在大同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自己的家乡嘛，一提起来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自己更是全身心地面对工作，从来不敢懈怠。要说我有错误，那就是有时候替贾红分担一点凤凰公司的事情，这也是人之常情，我感到无可指责，因为我并没有耽误自己的工作。我比那些整天趴在桌子前无所事事的乡镇干部不知要高效多少，他们只知道整天喊累，工作上却总是老虎啃天，无从下口。事实证明，这些年我的工作始终走在全市的前例，正是因为有了我的报道，大同才在全市远近闻名。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抑或是税收，大同没有一项落在全市的后头，现在的大同交通发达，通信便捷，横向地对比一下，就能知道，全国比大同超前的乡镇也没有多少，这就招来了一些人的嫉妒。同时很多人视大同为一块肥肉，动辄就想来啃一口，以此作为向上进阶的跳板，或者作为安插自己亲信的后花园。可大同的岗位毕竟有限，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这不李耕刚走，郎可丰就一步到位了。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还有一层，那就是大同镇紧靠中心城区，行政上比其他乡镇高半级，党委书记甚至可以进市委常委，这小小的半级，也让大同成了某些人如蝇逐臭的场所。因此，大凡想在政坛上搞出点名堂来的，都视大同为福地，不遗余力地展开殊死拼杀，要知道也就是这半级之差，就令有的人为之疯狂，甚至不择手段。唉！都是欲望惹的祸啊！
我必须尽快地变被动为主动，据我掌握的信息，郎可丰已经着手物测新的吹鼓手。我们这些报道人员，说好听一点，叫特约记者或者是特约通讯员，但在镇上却从来没有人这样喊我们，我们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吹鼓手而已。这还算好听的，据说我的前任有一次与某个公社领导因为工作的事闹，那公社领导就火了，鄙夷的话也就脱口而出，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在这里我是领导，你他妈的不过是一个吹手而已。上面我说吹鼓手还是高看了自己，领导说得太贴切了，吹手嘛，农村死了人吹吹打打的那些人也，标准的下九流。领导的话杀伤力很大，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些吹鼓手踢到远古社会去了。因此，我在心中不停地警告自己，别把自己太当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我们也做不来，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像蚂蚁一样，多得数不过来，谁还在意你是一个什么人吗？你就是有再大的来头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县官不如现管。
记得郎可丰找我谈话时第一句话就是：“听说你还挺有来头？”我说：“什么来头啊，我一个干活的，混口饭吃而已。”郎可丰却不听我的卖弄，说什么“混口饭到哪里混不出来，非要在大同混。”言下之意已经很明白了，下逐客令了，我在这里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必须离开。现在难的是贾红，她一个女人家，还有两个孩子，说什么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她那凤凰家具离了她虽说也能运转得下去，可要想闯出一番新天地来就难了。贾红不在公司，广告也停了，创优的事再没有人管，仅仅是维持而已，谈不上什么开拓。看来，贾红距离离开也不远了，郎可丰既然不欣赏贾红，她还有工作的空间吗？贾红恐怕要作日后的打算了。
为了避免尴尬，或者说是为了不被别人扫地出门，我提前做出了选择。我动用了我的人脉资源，虽说应聘了《大都报》那家京报的招聘记者，但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我没有直接到那家京报去应聘，而是把简历寄给了他们。我想我已经不适应那种争来争去的角色了，竞争是年轻人的事情，这样做权且是有鱼无鱼撒一网吧。实际上，我的年龄还不算大，长期的乡镇工作居然使我也能够倚老卖老了。想想也真是有意思，我才干了几天啊，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一辈子的人比比皆是，我居然称起元老来了，真是笑话！
我到大耳朵那里去了。大耳朵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缺文宣，就叫我去了。临去前，大耳朵对我说：“天财兄，我们公司不同于党政部门，甚至连个星期天也没有，你能坚持得了吗？”我说：“只要是人干的工作，无论多么艰苦我都坚持得了。”大耳朵就不说什么了，工资你看着给，工作我拼命地干，还有比这更好的说法吗？想当年，我在黄河上出夫推小车，一天下来上百车子，都没有叫苦叫累，这点事儿还在话下？
我很快地上岗了。大耳朵的奥博集团正在做着一个很大的房产项目，据说是精品社区，大耳朵拿定了主意要建造城区的高档社区，我的任务来了。按说，我并不擅长房地产开发方面的事宜，但对于中国人的居住观的理解还是比较透彻。既然我们要打造高档社区，那么就得围绕着高档社区做文章，这年头房子难卖，但要看怎么个卖法，理念不同了，卖的效果自然也会不同。于是，我摒弃了老一套王婆卖瓜的做法，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解释现在的居住理念，在太平报上连登十期，起初人们并没有感到这是在给房地产公司做宣传，渐渐地对我们的推崇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和认同。大家都在寻找这样的人间仙境，可现实中哪有这样的事情，直到最后一期，公司开发的玫瑰园才赫然出现在太平报上，立马就引起了一阵轰动，此后看房询价的人就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我告诉大耳朵说，项目部那边对所有看房的人一律挡驾，需要咨询者请到公司里来。这种引而不发的举动，更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谁也没有想到饥饿营销竟是一贴灵丹妙药，你越是不卖，他越是要买，你买他也买，以至于想买的人越来越多，价格也一而再地考验着人们的心理预期。
开盘这天，人山人海，整个售房现场，人声鼎沸，排号的人足足排了两公里，有的人甚至提前两天前来排号，令整个现场达到了高潮，大家都以能够入住玫瑰园为荣，那些没有排上号的，只有垂头丧气地带着遗憾离开售楼处。销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公司由此赚得盆满钵满，大耳朵给我发了一笔不小的红包，我推辞不要，说：“我有工资呢。”大耳朵说：“这次文宣策划，你立了头功，理应奖励。”我说：“什么头功不头功的，这是我分内的工作。”大耳朵就不高兴了：“给你，你就拿着，客套什么？”我不再推辞，我想大耳朵在我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我应该用更高的工作热情回报他。人是感情动物，知恩图报是人的本能，我奶奶也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能做什么，不就是码几个字吗？困难面前显真情，老同学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岗位，我还能说什么呢，拼命地工作吧！我要让人们看看，文天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绝不是一个拿着工资吃干饭的。郎可丰可以将我扫地出门，但他却不能无视我的存在。以他这样的心胸，就是他想让我在大同干下去我也不干，士为知己者死，我为何要为一个心胸狭窄的无名鼠辈去效劳呢？
我自信找到了展示自己的舞台，更为广阔的空间在等待着我去开拓。奥博集团的项目星罗棋布，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你可以想象，我的舞台会有多大。常言道，心有多宽，天有多高。别看大耳朵没有读高中，搞起建筑来却头头是道，这或许就是一个人的天赋，没有多少文化的大耳朵搞起经济来称得上一把好手。谁说前路无知己，这不，我与大耳朵又扯到了一起，不过这一次，我成了大耳朵的属下、一个摇旗呐喊者，而大耳朵却成了司令官。现实是多么无常啊，人生就像龟兔赛跑，一不留神，大耳朵就跑到我的前面去了，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
其实，人生不可思议的事情多着呢，所谓兔子满山跑，总得回老家，人生也是如此。我们从蹒跚学步到满世界乱跑，其间只不过都是在力图画好自己人生最大的圆圈。中国人讲究圆满，谁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既轰轰烈烈，又富有传奇，直到忽然有一天感到玩够了、疲倦了，这才想到要叶落归根，返璞归真。只是有的人只顾前行，再也找不到归来的路，而有的人虽说能够归来，却一直未能走得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