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一复会，就为台湾问题爆发了激烈的辩论
每年的1月中下旬，是华盛顿最冷的日子。1979年1月中下旬，连日雨雪交加，就显得特别冷。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大草坪东头的国会山上，那全用大理石建造而通体洁白的国会大厦里，却爆发了热度很高的争吵。之所以说它热度很高，是因为在这个为美国立法的大厦里，好些议员正发着很大的火气。
正当卡特及其政府在为实现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突破而欣喜，并正在准备迎接第一个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人访问之际，却在国内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中美两国领导人在12月中旬宣布即将正式建交时，美国国会刚刚放假。在度过了圣诞和元旦那不短的假期之后，美国国会于新年伊始一开会，就为政府刚刚宣布不久的美中两国建交的问题而激烈地辩论起来。个别守旧的议员的发言甚至火药味很浓，一派露骨的冷战陈腔滥调。
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哈里·伯德和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华纳联手提出一个决议案，反对卡特总统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决定，声称“终止美国与另一个国家间《共同防御条约》都需要国会的批准”。
蒙大拿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丹佛斯等十四名参议员提出一个共同决议案，声明：“如果北京向台湾动武，美国政府将撤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
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多尔和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斯图恩分别提出内容大致相同的法案，要求给予台湾驻美国的人员以外交特权和外交豁免权。其中多尔的提案还将台湾将来驻美机构称为“台湾驻美联络处”。
与台湾关系密切的戈德华特参议员当然不甘落后，与另外十四名参议员联名提出提案，要坚持“在终止条约问题上”，“总统无权单方面终止经由参议院批准的条约”。
在中美建交的问题上，虽然白宫希望能从北京得到一个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公开承诺，但从主权尊严考虑，中国领导人根本不可能对美国作出这种承诺。这件事使国会中许多温和人士也都对白宫不满。刚从中国访问归来的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格勒恩警告说，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必须是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时当务之急的指导原则，美国切不可忽视这一点”。格勒恩是支持卡特总统承认中国的国会有影响的人士之一。
在国会中的亲台势力在众参两院纷纷立案，要求美国继续保护台湾并维持美台外交关系之际，国会中的自由派人士也开始行动。他们希望通过一些温和的努力，支持卡特总统的对华新政策，避免出现不愉快的结果。
极具影响的麻省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加州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副领袖艾伦·科莱斯敦共同提出了一个参议院第三十一号联合提案。这个肯尼迪-科莱斯敦提案宣称，“美国认为，任何对台湾的直接武力侵犯都将意味着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该提案还声称：美国“将继续对台湾提供防御性的武器”，“美国的政策是，将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建立起来的程序来采取行动，抵御任何对台湾的威胁”。
这两位堪称重量级的参议员都支持卡特总统承认北京的行动。科莱斯敦参议员甚至在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游说他时，公开对沈说，即使要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也应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这次，有二十八名参议员参加了肯尼迪-科莱斯敦的共同提案，其中有二十六名民主党参议员，两名共和党参议员。众议员外交委员会亚太地区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勒斯特·沃尔夫同意在众议院作该提案的发起倡议人，该提案在众议院登记为众议院联合提案第一六七号。
这个提案与其他保守派的提案相比，虽然已是相当温和，但有些参议员仍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
然认为，该提案既多余也危险。后来接替万斯担任国务卿的缅因州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姆斯基说：“我看不出任何必要，一定要通过这个提案。中国人已经十分清楚，任何采取进攻台湾的行动都会受到美国负面的反应，都会使他们丧失掉想从中美建交所得到的任何好处。”
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保罗·芬德雷警告说，这个提案“将被未来总统引用作为授权他们派美国武装部队去台湾打游击的借口”。因此，保罗拒绝给未来总统一张空头支票，“因为今后谁也不能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保罗建议删除掉“美国的政策是，将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建立起的程序来采取行动，抵御任何对于台湾的威胁”这一段。因为1973年战争授权法案已经规定，总统已经可以向海外派遣部队达九十天之久而不需国会许可，而“肯尼迪－科莱斯敦提案”令他想起1965年东京湾决议案，正是那个决议案，被约翰逊总统引用为升级越南战争的法律依据。
国会对台湾问题的争论如此激烈，是卡特总统始料未及的。他原估计亲台势力会有所反对，但没想到有如此强烈和尖锐。
卡特没有预见到，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最后阶段，他与国会领导人之间缺乏足够的磋商会导致国会努力加强立法，进而严重地削弱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需要通过国会，双边承诺的法律和相关程序才能生效。但白宫的对外政策专家们坚持在谈判进程中绝对保密以免走漏风声，担心泄露正常化的消息会使守旧的政客们能在1月1日去煽动反对的浪潮，而没有与国会的议员们进行沟通。这样，国会的领袖们怀疑政府过分强调对华政策的重要性而损害了原来对台湾的许诺。议员们对自己遭到忽视、在宣布建交前数小时才被告知此事甚有意见。还有的议员们说，国务院宣布建交决定的时间也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因为公报宣布之时，正逢国会休会，多数议员不在国会。有的议员甚至认为，政府同意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是对中共作了过多的让步，实际上将台湾置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部分议员对台湾的留恋和对白宫做法的不满，就在国会一复会时爆发出来了。为了处理好美中建交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卡特政府事前准备了一个《台湾授权法案》，将按立法程序向国会提交审议。这就遇到了麻烦，卡特就决定拖延一段时间再给国会提交这个法案。
国会已经抢先草拟了一个它认为能更好地处理美台关系和保障台湾安全的提案，即后来经过修改的所谓“帕西修正案”。辩论的情况表明，大多数议员一般地说并不反对美中建交，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不少议员认为卡特在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时对中国“妥协太多”。个别议员竟然在法案中坚持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一些议员竟然无视美中之间达成的原则协议，要求赋予该机构有官方性质，像任命政府高级官员及驻外大使一样任命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主张在台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列在政府的花名册上，正常享有政府的行政拨款。
有的议员主张给予台湾在美国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外交官所享有的全部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有相当多的议员甚至提出在台北与华盛顿互设像以前北京与华盛顿互设的“联络处”的方案。上述这些言论与提议，严重违反《中美建交公报》的既定原则，明显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力图使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倒退。
种种情况，都能通过热线及时反馈到白宫里来。
为了面对来自国会的挑战，卡特早就准备了一本厚厚的私人笔记本
卡特明白，在利用国会休会的“时间窗口”宣布实现了美中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和有关声明后，接着来的是要面对国会的挑战。他是做了相当充足的思想准备的。
他知道，在国会通过立法使美中建交协定生效，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支持他的力量不小，但也有一批右翼政治行动集团在积极活动着，他们仍然顽固坚持美国无论如何应当帮助蒋介石的后代去夺回大陆。在他们看来，台湾就是中国，毫无办法说服他们改变想法。这些人想要制定一个法律来改变他已经采取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或者在这个法律中写进一些中国无法接受以致中国会拒绝整个协定的条款。他相信，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支持他的力量将会占据支配地位而挫败这些人的妄想。
卡特在国会的联络小组随时都会将关于台湾问题激烈辩论中发生的新情况，向白宫作报告。每天下午在辩论结束后，关于当天辩论的详情记录都会在当晚送到卡特的办公室。
他拿着笔详细披阅，反复研读，有的画上问号、着重号、惊叹号，随时写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遇到他觉得看到的议员的发言很关键很重要，他就打电话与布热津斯基或者万斯、布朗等商量。有一两次，他觉得需要紧急磋商，他甚至连夜将他们召到白宫来。
这个时候，他就会使用一本挺厚的私人笔记本。
他这本积累已久的不薄的私人笔记本会帮他的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