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两道皆不误的“中式算盘”
青帮大亨们之所以能在黑白两道叱咤风云，在上海青帮中崭露头角，确立其在黑白两道以及政治上的优势和地位，有三大原因：其一，青帮三大亨在帮会中的地位及影响力使他们在黑道上独领风骚，再加上以毒、赌作为资本基础，让青帮在黑道中更能站住脚；其二，黄金荣曾担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这使青帮的白道地位得以升华；其三，青帮与法租界当局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三种特殊的关系使得青帮大佬们能够从法租界当局那里获得相当可靠的保证，提高了在黑白两道的地位，从而得以控制鸦片贸易及其他交易活动。
1．青帮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作为青帮头目之一的杜月笙，参与策划了两件大事——暗杀汪寿华以及与公共租界公董局总董费信惇谈判。汪寿华是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作为上海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直接领导着上海的工会运动，特别是上海工会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
蒋介石认为，除掉汪寿华是使“政变”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汪寿华这个“领头羊”一死，那么群龙无首的上海工会就会陷入混乱。杨虎（国民党陆军中将、上海警备司令）和陈群（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奉命制订暗杀汪寿华的计划，二人考虑到杜月笙与汪寿华关系密切，因此，他们决定让杜月笙参与此事。最终谋杀汪寿华的决定是4月9日在杜月笙上海的一处隐秘宅院里商议出来的，这一天蒋介石并未到场。参加“谋杀”会议的人有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陈群，以及军事总指挥张伯岐，另有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刚”：叶焯山、顾嘉棠、高鑫宝和芮庆荣。他们商议，由杜月笙向汪寿华发出邀请，只待汪寿华走出湖州会馆的上海工会总部这座保护屏障，就立刻将他杀死。
4月11日晚上8点，汪寿华收到了杜月笙的邀请函，许多工会同志都劝汪寿华不要去赴这场“鸿门宴”。但当时汪寿华正为说服青帮不要参与中共和国民党右派之间的争斗而努力，况且在与青帮大亨的交往中，汪寿华感觉对方虽然是一个“流氓帮会”，但也是很讲信用的。另一方面，如果汪寿华不去赴宴，不但会惹怒青帮大佬，还会挑起青帮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于是，虽然有所犹豫，汪寿华还是接受了这场“死亡”邀请。汪寿华到了杜月笙的家里之后就被人从后面打昏，捆绑进车里杀害了。整个谋杀行动前后不到一小时。尽管陈群试图隐瞒所有关于汪寿华失踪的消息，然而到4月15日上海总工会还是知道了汪寿华确实已被谋杀的事实。
4月11日，杜月笙与一干人等密谋杀死汪寿华以后，当晚以青帮大佬杜月笙为首的青帮头目们和费信惇（上海公共租界公董局总董）进行了面谈。这次会谈的目的是让费信惇同意让帮会队伍通过公共租界，当时这项协议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如果帮会武装队无法顺利通过公共租界，那么驻扎在法租界的帮会队伍就无法在短时间内到达闸北的目的地。杜月笙通过自己在上海的人脉关系，把会议安排在了自己的家中，周围布满了青帮门徒，很显然，杜月笙有点威胁的架势。会谈中，杜月笙像谈生意一样直接切入主题，对此费信惇也细细掂量了情势，才勉强同意了杜月笙的请求。后来，费信惇宣称，他是因形势紧迫才孤注一掷地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事实上，在国民党右派阴谋家与上海租界当局之间相互勾结的背景下，青帮头目与公共租界公董局的费信惇的频繁接触并不难理解。蒋介石一干国民党右派所担心的是，租界列强为保卫他们在上海的利益而干预到自己的政变计划，所以蒋介石为了防止外来因素导致他的政变计划有变，便抢在政变发动之前赢得租界列强的支持。蒋介石利用各租界当局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恐惧，促使他们与自己合作，而青帮头目之一的杜月笙在面谈时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成功地说服了费信惇。实际上，对于入驻在上海的各国租界当局而言，他们也是在为自己的安危和利益担心，在动乱的局势里，谁能确保上海的安定就与谁合作。
在4月12日到13日之间，政变正式启动。清洗前的最后几天，共进会（青帮、洪帮、公口等联合成立的组织，称“上海共进会”）的头头们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共进会武装队伍作为“突击队”将冲在政变的“前线”。帮会队伍主要分为两个“部队”，第一“部队”又分为三个小队。第一“部队”的目标是在闸北的工人纠察队集中地，三个小分队分别有特定目标：第一小队目标是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部；第二小队目标是位于湖州会馆的上海总工会总部；第三小队目标是由一百多名工人纠察队把守的商务印书馆。帮会第二“部队”的目标是由工人纠察队占据的华商电车公司。
政变的命令是在4月12日凌晨下达并发动的，当日凌晨大约4点开始，蒋介石所在的上海国民党右派总部便响起了军号声，清洗也就跟着开始了。行动的首要目的是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清洗前的一个半小时里，共进会各部袭击了他们在闸北和南道的所有主要目标。国民党军队用计谋使工人纠察队失去了警惕并解除武装：一个国民党军官公开解除了共进会“部队”的武装，使工人纠察队相信了对方所谓的军方中立说辞。军方声称，他们只是想调解工人组织之间的纠纷。随后以共进会为代表的帮会分子都陆续穿上了蓝布工装，戴着绣有“工”字的袖标（工人纠察队的服装）。军方制造的这一假象使得工人组织对他们的防备松懈，工人纠察队各部也没有逃脱陷落的命运——到4月12日下午4点，所有的工人纠察队几乎全部投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摧毁了整个上海华界的工人纠察队的势力，而且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人纠察队队员在政变中缴械投降。
政变形势稍稍稳定下来之后，国民党右派就急不可耐地开始着手控制上海总工会的工作。此时，帮会头目们在发出的通告中声称，他们参与政变的目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手中夺取上海总工会的领导权，以便遵循“三民主义”的原则对上海总工会进行改组。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官陈群以自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也发布了一个通告，主要内容是号召上海工会组织与国民党“重归于好”，并且警告，如果工会组织不肯“和好”并成为干扰国民政府运作的不利因素，就必须加以严惩。因此，在多方的强制性的规则下，国民政府很快在工人组织中建立了新的秩序，湖州会馆也被青帮接管。青帮达到控制上海总工会的目的后，立即解散了工会组织。接着，青帮又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声称是上海工会组织的统一“委员会”，用以协调所有上海工会组织的纠纷活动。然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与之前的工会相差甚远，因为其组成几乎全部是青帮分子。
紧接着，青帮为下一步骤作准备：新委员会成立之后，便开始着手改组行动。他们为已宣布的非法上海总工会的下属工会进行登记，并清除“危险分子”（即仍然支持共产党的成员）。而上海总工会的改组任务也交由两个青帮分子——共进会的军事总指挥张伯岐以及副总指挥负责。与此同时，旧工会组织余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并于4月13日在上海发出总罢工的号召。旧总工会是上海工人组织的原型，因此响应的工人有十多万。然而，此次罢工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因为它只是一种反抗姿态，没有具体的行动目标，并且当时的形势已被国民政府主宰；另一个原因是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已经被解除，罢工的胜算自然就降低了很多。4月15日，总工会单方面终止了罢工，而不久之前，一百多名手无寸铁的工人纠察队队员被国民军全部屠杀。
2．黄金荣和法租界巡捕房
黄金荣在法租界巡捕房的权势及地位首先建立于他在巡捕房中的官职。黄金荣22岁时，还只是巡捕房里的新捕头，没什么文化的他凭借着自己的先天条件混到了督察长一职。实际上，黄金荣能成为巡捕房督察长并由此官职而获得权势，也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法租界所一直奉行的特殊保护政策。领事团监督的工部局一直操纵着公共租界的行政大权，而与公共租界不同的是，法租界的行政大权却掌握在法国总领事的手中。一般总领事只根据领事条例来行使手中的权力，因此可以看出，公董局只是一个“空壳子”，性质只是一个咨询机构而已。总领事拥有的重要权力之一就是控制租界警官力量，也就是说，巡捕房应该直接听命于总领事。
在整个1919年到1932年之间，警务处总监一职一直由一个叫费沃里的法国人担任，他曾当过陆军后备队的上尉，后跟随法国陆军去过摩洛哥，颇有实战经验。法租界巡捕房的准军事部队性质体现在两方面：责任和义务。法租界巡捕房除了要负责维持租界的日常治安外，还有维护租界外围一带安全的义务。1924年初，法国总领事魏尔登曾说过：“如果遇到麻烦（指外国人），只有巡捕房才称得上是保卫租界安全的主要力量。”因此，成员的构成（当时法国巡捕较多），以及巡捕房的种种规矩，构成了这种责任与义务，实际上，当时法租界巡捕房在华人眼中是一支典型的殖民地警察力量，只维护外国人。
总领事虽然是法租界巡捕房大权在握的人，但是法租界的安全明显比公共租界脆弱。因此，每任总领事都不得不为之忧心。直至1926年末到1927年初，法租界的安全问题才变得越发紧迫，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法租界当局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而早在1919年，费沃里还在位之时，法国政府就给他下达了这样一项特殊命令：把巡捕房变成保护租界的有效工具，以弥补法租界在安全方面的漏洞以及对公共租界的依附。但法国当局对法租界巡捕房的开支有所限制，因此，法租界巡捕房的日常防卫功能无法提高。同时，租界内的华人急剧增多，也使得在法方看来，安全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有些人坚持认为，1868年法租界制定的《公董局组织章程》，是在武力的胁迫下制定的（因受外国武力胁迫而制定的），那么华人同样可以通过武力取消该章程。正如当时一位华人所说：“《公董局组织章程》所依据的是武力下签下的条约规定。很显然的事情，该章程凭借的只是武力，如果中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爱国组织，那么这个章程就会同样以武力的方式被废除。”
法国政府认为，法国在中国地区最重要的核心以及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法租界，这让他们强烈地认识到法租界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也正是因为这种危机意识，让居住在中国的法国当局人士牢记于心，在任何时刻和地点都会强调法国政府的权威性，任何挑战这种权威的危害都要被压制和消灭。对于上海的法国官员而言，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同在一片蓝天下这一事实，前者的存在对法国政府的权威就是一种挑战。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法租界当局对其安全问题尤为担心，并急于找到一个可以联合的势力，以维护和延续法国在租界的权威和特权。法国当局基于这样的考虑，便找到了风头正盛的黄金荣。因为黄金荣的“双重身份”让他变得不一般——既是一个华人捕头，又是一个青帮头子。早在1892年，黄金荣就已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成为法租界巡捕房内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和青帮的主要头目。当时，因战争需要，法租界内的法国巡捕相继被法国召回，因此，法国总领事只得重新调整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力，如此一来，华捕在巡捕房的数量就大大增加了。1918年，黄金荣如愿地坐上了督察长的位子，程子卿和金九龄等人也因黄金荣的关系而“加官晋爵”，担任高级职务。
实际上，黄金荣之所以能受到法租界当局的青睐，是靠着他的人脉关系——青洪帮组织“大八股党”和“三十六股党”都与黄金荣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和上海滩的帮会有联系之外，黄金荣还与上海以外的帮会和土匪有联系，尤其是他与江南、苏北两地青帮组织的关系，让法国当局很是青睐。
一次，魏志荣（法租界行政长官）的夫人到太湖游玩，不幸被土匪绑走，法租界当局就直接找黄金荣帮忙救出“肉票”。青帮的势力范围很广，就连太湖一带都有青帮分舵，绑架魏志荣夫人的那伙土匪的头目也和上海青帮有着密切的关系。黄金荣凭借这种关系出面调解，毫不费力地救出了魏志荣的夫人。
事实上，体现黄金荣在法租界影响力的事件，是他在临城劫车案中所起到的作用。
1923年5月5日，孙美瑶率领一伙土匪劫持了山东临城附近的一班列车，这班车是从上海发车开往北京的特快车。车内共有300名乘客，其中有35名乘客是外国人，他们全都被土匪绑做肉票，用以敲诈勒索。这次绑架事件，不仅让外国人在中国的权威扫地，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动荡。同时这一事件让其他外国列强极度担忧，唯恐此案会危及其在华治外法权和其他权益，于是他们向中国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要求其在最短的时间内救出该车人员并确保外国人员的人身安全。
法租界当局最为关心的是法国人柏茹比（中国海关官员）以及与法租界当局有密切关系的资深律师穆索的安危。因此，法租界不得不再次向黄金荣求助，他们希望利用黄金荣与青帮的关系与绑匪头目洽谈。黄金荣向青帮的重要头目张仁奎求助。张仁奎得知之后，便给了他一张“通行证”。带着这张“通行证”，黄金荣在吴昆山（张仁奎的手下）的陪伴下，一起赶往山东临城。
黄金荣和吴昆山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与孙美瑶及其代表在临城附近为绑架事件多次进行商谈。实际上，谈判救出肉票只是一部分，这其中牵扯甚多，除了北洋政府和军阀势力之外，还有三国（英、法、美）的代表。匪徒头目本就与青帮有些交情，因此黄金荣成功谈妥此事，1923年6月底肉票得以全部获救。黄金荣因圆满完成谈判有功，在法租界当局的地位也随之提升。这次谈判之后，为报答张仁奎的帮助，黄金荣决定拜张仁奎为师，于是黄金荣成了张仁奎的弟子，也就是青帮兴武六“通”字辈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