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分解式的改革表明一个社会的改革是可以分解的。这里指的是改革分解成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当然也可以作其他形式的分类。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些方面既有相关性，又可以相对独立。各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不同领域的改革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必须找到各个领域各自的发展规律，才能找到有效的改革方式。同样，也不能滥用改革方式，比如不能把经济改革的方式简单地应用到社会改革，也不能把社会改革的方式简单地应用到政治改革领域。
第三，分解式改革设计并不是要忽视社会体系的关联性，也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是实际上互相关联和互相决定这一事实；恰恰相反，分解式改革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关联性。分解式改革也承认，解决所有体系的问题，只有等到所有体系的改革完成。当某一体系的改革进入深层次，体系之间的联动效应就会变得非常明显。所以某一个领域的改革成功，反而会导致另一个体系的危机和困境。但危机和困境本身并不是坏事，在很多情况下，可控的危机反而会成为改革的动力，一定的困境反而会推动积极改革的尝试。因此，面对犬牙交错的各领域问题，好的分解式改革，都是因势利导的。例如，一个基本思路就是，用经济改革的成果作为社会改革的基础，利用经济转型造成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改革的推动力。这样，改革才能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第四，比较有效的改革次序当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放权，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是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方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即做蛋糕，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即分蛋糕。这就是说，社会改革要求一部分社会成员（往往是富人）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拿一部分出来让其他社会成员（往往是穷人）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一些人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涉及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因为经济改革创造其他改革的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也可以为政治人物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任何社会，改革大多都是政治人物主导的。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这样的话，政治人物就会拼命抵抗一切会导致其权力流失的改革。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政治人物可以进入经济领域成为工商业精英，或者进入社会领域成为各行业的领袖，那么对他们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很多发达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政治人物如果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不至于没有出路。
再次，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建设的次序问题。改革的过程也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过程。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例如，如果说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民主制度，那么，如果没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是微弱的。民主只是众多基本国家制度中间的一种，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历史地看，在那些民主制度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或者好民主，都是先有（近）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来说，我们的主张是，国家制度建设先行，而民主化后行。（这一点，下面再展开说明。）
应当强调的是，分解式改革并不是说，在一个特定时期只能进行经济改革，或者社会改革，或者政治改革。分解式改革只是说，在任何特定时期，只把一种改革定位为主体性改革，而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必须进行，只不过是辅助性的。比如说，在经济改革是主体性改革的时候，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必须展开，但它们是辅助性的。再者，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本身也需要分解。这些领域改革本身可以分解成很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又可以确定哪些改革具有优先权。例如，民主化可以分解为选举式民主、协商式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等等。分解式改革的好处是可以把很多在理论上具有意识形态成分的变革，转化成为制度细节和技术问题来处理。这一点在中国尤其重要。
从分解式观点看，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这样一个过程。
2．改革的主体性方向
简单地说，从邓小平发动改革到江泽民时代（1978～2002年）期间，主体性改革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也在同时进行，但都是辅助性的改革，是为了支持经济改革这个大局的。这即是当年邓小平所强调的，用政治改革来推进经济改革。从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开始，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改革目标的提出，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主体性改革。这期间，政治改革也是重要的，但仍然是处于辅助性地位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三十年才确立了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目前所进行的社会改革也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改革如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等也都在进行，但还没有进入一个以选举民主为目标的主体性政治改革阶段。
为什么说选举民主是中国未来主体性政治改革？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民主政治定位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那么选举民主属于必须之举。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民主存在着不同的形式，但任何民主都必须确立这样一套制度，那就是，政治领导人由人民选举产生。当然，后面会讲到，即使是选举制度也可以具有多样性。
应当强调的是，如前面所说，尽管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次序，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改革顺着这个次序。比如说，如果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不能推进和深化，保障人们社会权利的社会制度建立不起来，基本社会正义得不到实现，那么社会矛盾就会激化，矛盾进一步政治化，大的政治变革也会随时出现。政治一旦激进化，就有很多可能性，既可能是导致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也有可能是政治革命甚至“天下大乱”。苏联和东欧的发展历程表明，政治一旦激进化，就很难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为政治过程很难加以控制。后面我会讨论到，中国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点上。
三、中国改革的三个步骤
1．经济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先开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大家对经济改革的过程比较清楚，这里无需详细论述。在此我主要总结一下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分解式的改革，即先农村改革，再城市改革。要再细分的话，就会发现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本身也是分不同阶段进行的。
第二，分权性，即中央政府向地方和企业分权。分权过程也是渐进性的。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主要是从中央政府向地方各级政府的分权。当时改革者也是希望把权力直接分到企业，但大多下放的权力被地方政府所把持。90年代主要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分权主体是从政府向企业的分权，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战略上。其中，“放小”就是中国式的民营化，也就是西方所理解的分权。而近年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央国有企业的大扩张，经济权力又再次向中央集中。这一点，会在后面详细论述。
第三，开放性。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强调这一特征。比起改革的其他方面，开放性最为重要。开放分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开放，就是把国门打开，开放给外国资本。这一过程最早始于中国70年代在国际关系上的改弦易辙。但实际上，对内开放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内开放就是国家把各种经济机会开放给各个社会群体。这也是先易后难的过程。改革开始的早期，因为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领导层首先进行的是农村改革。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基本上被体制所隔离。尽管农村改革也有阻力，但因为这些阻力不是体制的主体，对改革形成的阻碍比较小。这是农村改革很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在城市改革开始后，因为国有经济部门既得利益比较强大，所以，改革者先不动国有部门。国有部门有改革，但只是政府向企业的分权，或者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内部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逐渐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
也就是说，先不要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而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新利益一方面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产生的很多问题。这种开放式的改革既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客观演进，也可理解为中国的改革策略，就是通过开放过程来克服既得利益。也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开放式的改革是一种包容式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说改革的成果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所分享。不过，近年来，经济改革的开放程度在降低，包容性也大不如以前。这一点，我们到后面再讨论。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导向型经济的转型。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人把此解读为中国改革毫无目标，走一步，看一步。这种理解并不完全准确。经济改革的目标其实非常明确，就是要“过河”，就是要确立国家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不能确定的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与途径。
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开始于邓小平时代，但主要的任务是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而在之前，在意识形态层面，人们对国有和非国有、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争论很大，没有定论。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发展生产力的工具，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当时的“不争论”起到了“去（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化”的作用，把市场经济视为是一整套具体的体制安排和经济发展工具。在这个层面，人们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十四大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找到了连续的突破口。十五大正式提出“抓大放小”的战略和经济结构布局。“抓大”就是要学日本和韩国，建设大型企业集团；“放小”就是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的私有化。但是“放小”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内部人”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廉价出售）的问题，但这是由于国家尚未实现法治，而且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也不会得到很快的发展。“抓大”的理念也是对的，主要是要强化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能力。总体上说，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中国暂时达到了经济结构的两个平衡，即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但可惜的是，90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没有能够有效实施和继续下去。本世纪初以来，国有企业越做越大，但“走”不“出去”，调转头来进入国内市场，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竞争市场，导致了两个失衡。这是中国目前存在的大问题。
90年代的改革也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的制度或者经济制度的基础结构。这是经济层面的国家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分税制改革、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简称为WTO）都是这个时代完成的。这些变化也反映在法律体系上，主要是修改宪法，制定新的法律（主要是《物权法》），承认非国有部门的合法性和保护私有产权。政治方面的变化是容许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后面会讨论到，这些既是政治改革的内容，也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社会改革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围绕着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不仅是要改革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和方法。“和谐社会”是社会改革的目标。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等。和前一阶段相比较，社会制度建设是这一阶段改革的主体。因此，可以认为，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已经变成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段时间里中国没有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只是说，和社会改革相比较，经济和政治改革属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要把社会改革界定为主体性改革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地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在改革之前，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领域。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嵌入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小社会，企业负责工作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的生老病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开始从经济和政治领域分离出来。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直接把农民解放出来，转型成为新型的农村社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村出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工人。之后，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又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今天，中国农村已经出现极其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城市，前面已经指出过，在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途径是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而社会就产生于这个新发展出来的非国有部门里。到了90年代中期，“放小”战略把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了，这使得社会空间大大增加。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公司化，也就是把企业原来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去掉，让社会来承担。这些改革都为社会空间的扩大提供了制度条件。社会力量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很简单，社会的存在是社会改革的前提。
第二，通过第一阶段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改革，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经济改革当然仍有很大的空间，但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或者改善问题。总体的社会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因此比较容易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