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年来对改革的争论
1．政治改革呼声四起
近年来，中国对各方面改革的争论不断，但政治改革无疑是人们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是海外最关切的问题。不可否认，政治改革这个话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敏感意味。这个现象应当说是不很正常的。在任何制度下，改革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是制度长期存在之必须，因而对改革的讨论不应当有任何惊讶之处。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中国正处于改革高潮期，任何改革话题都不应当具有敏感性。并且，中国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任何时候只要改革成了敏感的话题，改革肯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力。虽然人们面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而呼吁改革，但既得利益者恐惧于改革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政治方面的改革尤其是这样。
实际上，政治改革的议题已经在中国沉默良久。自改革开放以来，只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主导中国改革议程的时候，才在全社会范围内发生过一场有关政治改革的大讨论。那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那一代领导人不仅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改革话语，还努力把改革的话语体现在体制改革和政策实践的行动上。但是，1989年之后，政治改革很快就告别了中国。尽管因为面临现实的政治问题，从领导人到民间偶尔也会提到和讨论到政治改革，但都未能形成大气候。改革的话语不多，久而久之，人们更多的是选择不提政治改革，即使有些想法也保持沉默。当然，这并不是说，此后中国就没有了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没有被单独提出来，但一些改革的内容就隐含在其他较不敏感的改革实践中，如政府机构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等。
直到最近这些年，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尤其是温家宝总理，多次论述中国政治改革，这再次激起了海内外的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期望。在2011年3月的“两会”期间，温家宝强调“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现代化事业就不会成功”。然后，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时，温家宝再次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此后，在接见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在美国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NewsNetwork，缩写为CNN）采访等场合，温家宝多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且明确指出，执政党会毫不动摇地进行政治改革。无论海内外，一些人对总理有关政治改革的讲话似乎感到很新奇，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猜测，并由此引发很多不必要的争议。
实际上，从政治改革论述的角度看，温家宝的几次讲话都继承了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各方面的政治改革问题，包括权力高度集中导致领导人个人专制、滥用权力和腐败等问题。这篇讲话迄今还是论述政治改革最为系统的文献。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开始多次强调要推进政治改革。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保护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三十多年以后，温家宝总理多次重新强调邓小平所强调过的改革问题。尽管这并不是说在这三十年期间，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点也没有变化，但的确反映了，三十年之后，中国仍然被政治体制所困扰，政治体制仍然面临三十年之前的老问题。
概括地说，在温家宝的讲话中，有四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以往改革的成果要用政治改革来保障；第二，目前所面临的改革困难要用政治改革来克服；第三，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达成。很显然，前三点是当年邓小平所强调过的，而第四点是新加上去的。第四点所涉及的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并不严重。
这四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改革成果有没有有效的保障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就GDP总量来说，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排在美国之后）。但是中国尚未建立保护改革成果的机制，而且一些方面的改革成果也正在流失。举例来说，近年来中国企业家大举移民他国，资本外逃，即使是政府高度关注的高层次人才也在不断流走。改革的困难更不用说了。这些年来的改革不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具有强劲的动力。尽管执政党高层一直在强调深化改革，但大多改革的议程都停留在字面上。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无论政府和社会都是了解的。反腐败运动年年搞，但腐败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并且速度在增加。如果得不到遏制的话，系统性的腐败不仅会毁灭以往改革的成果，而且也会摧毁政权的基础，这在中外历史上有很多的教训。实际上，每一届领导人都会强调，腐败要亡党亡国，但就是无法真正控制住腐败的蔓延。社会公平问题更是令人担忧。现在，中国社会面临普遍不稳定的情况，各级政府开始强调社会管理，但对社会有效管理的基础是基本的社会公平。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平，“维稳”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刚性维稳”只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因此，温家宝强调，“社会公平比太阳还要光辉”。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缺失，执政党就会面临深刻的执政危机。这一点在改革初期还不是很突出，现在提出来，是因为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
当然，强调和提倡政治改革也不仅仅只是温家宝总理，其他很多领导人也在不同的场合表述过类似的主题，尽管不同领导人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和侧重点。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警告中共正在面临四大危险，包括“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两年前，在纪念中共执政60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四个“不等于”，即“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很显然，这次胡锦涛提出的四大“危险”既是四个“不等于”的继续，也是四个“不等于”之后再次对党政官员提出的严词警告。这四个“不等于”和四大“危险”实际上都是在讲政治体系的核心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要从政治体系的问题入手。显然，执政党所面临这样那样的严峻威胁只能通过继续改革来克服和化解，包括政治改革。
2．随之而来的疑问
在当今中国，执政者常常根据新的情况对执政党本身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种危机意识非常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克服危机？在这方面，中国也存在着一个可以称之为“思维危机”的局面。一些人（包括干部官员）面对危机总是想回到过去。这些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有不少人总是怀念毛泽东时代，而把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归咎于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肯定毛泽东，否定邓小平，在一些人那里似乎已经变得很时髦。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时代的不同政策及其结果不是不可以讨论和争辩，但中国的问题显然已经不是肯定谁和否定谁就可以解决的，改革需要更开放的思维。前人已经就当时的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今天的问题还是需要当代人来解决。否则，既对前人不公，也为当代人推卸自己的责任。
例如，就社会公平来说，人们不应当忘记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原话。这里，前者是工具，后者才是目标。现在很多人看到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开始抱怨起邓小平来，质疑当时的改革路线，这并不公平。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发动了改革，让中国杀出一条“血路”，脱离了贫穷社会主义的轨道，完成了关键的第一步，后一步应当由现在的人们来完成。每次改革遇到困难，政治改革都会被提出来。这很容易理解，但也应当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政治改革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也会产生另外一些问题。这方面，中外有很多历史经验。把所有问题留给政治改革，这并不理性。这里需要人们认识很多问题。
例如，我们需要对政治改革本身有一个理性而深刻的认识。中国社会，无论是社会群体还是体制内部，人们对政治改革的认识并不深刻，所能达到的共识也非常少。人们想要政治改革，并对政治改革寄予非常高的期望，但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改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改革？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是可能的，什么样的是不可能的？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是可以期望的，什么样的是不可期望的？这些问题并不是把政治改革作为一个价值判断所能回答的，而是需要大量的经验性材料。再如，我们也要搞清楚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与其他方面改革的关系。政治改革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又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这就需要考虑如何协调政治改革和其他改革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我想从中国改革模式的逻辑入手，结合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明确提出中国改革“三步走”的看法，即中国的改革要经过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我主要想谈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相关性是怎样的？
改革已经做了什么？
改革的现状如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改革的未来作如何的选择？
作为一项系统的历史工程，任何改革都具有历史连续性。对改革问题的研究必须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再者，改革既具有系统性，也必须具有阶段性。改革具有系统性，就是说，各方面的改革都是紧密相关的；任何一项改革，如果没有其他改革的配合，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改革也具有阶段性，就是说，各方面的改革不可能同时完成，一蹴而就，而是要分阶段逐步进行。
就“三步走”的观点，首先有一点要说明。“三步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对中国改革的客观逻辑的一个基本观察。尽管从国际经验来看，“三步走”是“最优实践”（bestpractice），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必然会根据这个逻辑发展。因为客观情势的变化，这种改革次序随时都可以改变。正因为如此，这里也会讨论如果次序发生变化，中国会面临何种情形的问题。而对不同情形的讨论也是放置于国际经验的语境中来讨论的，因为很难凭空想象出来这样那样的情形。
二、中国改革模式的逻辑
1．分解式改革
说到中国的改革模式，人们首先会把中国和苏联、东欧等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作比较。一般人们习惯于把中国置于共产主义体制群体中。但很显然，中国的改革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模式不同。苏联和东欧实行一步到位的“大爆炸”（bigbang）式改革，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一起来，而中国选择的则是渐进式改革。
在任何社会，改革可以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俄罗斯和东欧是综合式的改革，中国则是分解式的改革。采取哪一种模式当然不仅仅是改革者的主观选择问题，而是受各国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国的改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先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国当时的改革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农村经济改革先行和城市经济改革随后；二是持续的分权，主要是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当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是想走这条道路的，但可惜没有走通。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向企业分权，在高度集权的苏联体制下都变得不可能。戈尔巴乔夫因此就只能从政治改革入手，即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克服高度集权体制的阻力。这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主化的起源。民主化一旦发生，社会就会变得激进化，各方面的改革也因此激进化。应当指出，一步到位的改革模式也不是只有劣势而没有任何优势。优势就是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平行地发展。东欧的一些国家如波兰和捷克发展得就很不错。但劣势也是很显然的。在俄罗斯，无论是市场化和民主化都是停留在表面，不能得到深化。在实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寡头政治和寡头经济盛行。叶利钦之后的俄罗斯领导人实际上在努力克服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在一些方面，很多地方权力重归中央，很多社会权力重归国家。这被西方国家视为是民主的大倒退。一个最基本的历史观察是，大爆炸式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是否有全国性质的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传统作为新秩序的历史基础。这在某些东欧国家是有的，它们的社会主义体系本来就是强加的，但有些国家则没有，例如苏联和中国，它们的社会、经济和道德秩序，本来就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来体现的。
这也不仅仅是领导人的选择问题，而是客观因素决定的。中国改革开放前存在着的一系列条件例如分权状态（较之苏联，中国的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农村的低集体化（较之苏联，中国农村还没有脱离小农经济）和强人政治结构等使得改革者有可能选择分解式改革。
这里强调“分解式”的改革。从世界历史经验来观察，分解式的和渐进式的改革包含着诸多有价值的政治和政策思想。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和说明。
第一，人类（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没有能力来一步到位设计并建成一个完美的制度。这样的目标远远超越出我们人类的理性能力。人们一直在强调制度设计中的理性，但这种理性也是渐进的。或者说，尽管人类的理性很重要，但任何制度都是渐进演变的结果。渐进本身就体现为一种理性。夸大人类理性，制度设计和建设反而会酿成灾难。无论西方和中国本身，都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现行世界上，比较好的制度都是以比较自然的方式演进的，而不好的制度则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很强调政治上的经验主义，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激进的变革也有，如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很多都是具有无限政治想象力的哲学家，当他们掌握了无限的政治权力的时候，政治实践就出现很多包括巨大的生命代价在内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