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是王卫田20岁的生日，而且又刚刚领了33块钱的学徒工资，其中还包括3块钱的野外津贴。王卫田要想成为正式职工，还要等两年之后，因为，学徒工转正要三年。
自从王卫田来到作业队当学徒，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虽然他心里上也有过沉浮，打过退堂鼓，可也认命了，不再有别的想法了，一门心思的扑在了工作上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孤独的时候。而每每他都想起傻大姐，一想起傻大姐，他的心里就充满温暖、也充满苦涩；他的脸上就洋溢着笑，也奔流着泪。他的口袋里始终珍藏着她的那把小篦子，奇怪的是王卫田一次也没想到过他的母亲，也没回过家。
今天，如果不是他生日，他还真想不起要回家。他向杨班长告了假，搭乘路过的一辆大卡车，只身来到萨尔图，给他母亲花八块钱买了一块头巾，当然颜色不是红的，而是驼色的；又到副食品门市部，花二两肉票两块四毛钱，买了二斤猪肉，又搭乘一辆回基地的水泥车，匆匆赶回了自家的帐篷。
不知怎的，越离家近，他的心越跳得厉害，满脑子胡思乱想，一年多没回来，也不知道母亲现在如何？是否还生他的气？她见了憨娃又会如何表现呢？
王卫田站在帐篷外面停了一会儿，稳了稳情绪，刚要掀帘进去，就听里面有小孩子的哭声，他感到奇怪，并没有贸然进去，而是站在外面轻轻喊了声：“家里有人吗？”
“谁呀？”里面果然有人搭话，是个陌生的女人，或者是个陌生的姑娘。
不一会儿，一位年轻姑娘抱着个小孩儿探出头来。王卫田吃了一惊，忙问：“你……你是？”
那姑娘看了他一眼，掀帘走出来，使劲儿用棉被裹了裹怀里的孩子，冲王卫田问道：“你找谁呀？有事吗？”
王卫田仔细看了看那姑娘，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这么小就有孩子了？这在油田职工当中很不多见，他感到纳闷，论年龄他自己都二十一了，连对象还没有呢？
“你到底有事吗？”见王卫田不说话，姑娘问。
“有……，这儿是我的家，我是回家来了。”王卫田很自信也很疑惑地说道。
那姑娘也很吃惊，她看了看王卫田，也疑惑的问：“你走错门了吧，这是我姐家。”
“你姐家？这明明是我家呀！”王卫田有些蒙。他犹豫了一下接着问：“你姐是什么时候搬来的？”
“一年多了吧！”那姑娘答道。
“哦，这就对了，也许一年前我们家就搬了，那好吧，我就不打搅了，我得去找我们家了。”说完，他向那姑娘点了点头，拎着肉转身就走。
那姑娘在他背后喊：“要是找不到，你就回来先歇会儿。”
“好的，谢谢你”王卫田回应了一句，然后，直奔钻井指挥部机关走来。
王卫田想：别人不知道，高军叔叔肯定知道。
钻井指挥部机关也已搬进了一座刚落成的三层大楼里，而且，名称也改为：钻井指挥部革命委员会，看着这几个字，王卫田的心里隐隐约约的有种不想的预感。
他摇了摇头，也没犹豫就走了进大楼，在一楼传达室，他问：“党委书记办公室在哪儿？”回答是：“二楼会议室旁边儿”。
王卫田上了二楼，看着门牌很快就找到了党委书记办公室，刚要敲门，旁边儿秘书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位梳分头，很精干的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质问道：“你找谁？”
“我找高书记。”他回答说。
“高书记，那个高书记？”他问。
“就是……高军！”王卫田很自豪的说道。
“哦，他呀！你到钻井队去找吧，他被下放了”秘书说道。
“下放……什么叫下放？”
“你连这都不懂，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我是作业队的。”王卫田回答。
“快走吧！别在这儿添乱了。”秘书说完转身进屋去了。
王卫田愣了一会儿，也只好出了大楼。他来到广场上，从早上离开队部，到现在马不停蹄，滴水未进，他又渴又饿，便在旁边的台阶上坐下来。
一年多没回来，怎么出了这么多事？连自己的家都找不到了？高军叔叔被下放了，难道是他犯错误了？怎么可能哪？如果不犯错误又怎么会到钻井队去，这不是降级使用吗？真不可思议！
王卫田哪里知道，这一年多来一直在荒郊野外的油井上，埋头苦干，对于发生的时事和政治大事，一概不知。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头一年，大多数干部自愿或不自愿的，从机关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厂矿或边疆，油田当然也不例外，高军就是首批被下放到前线参加生产劳动的干部之一。
自从高军家搬出合住的大帐篷后，王卫田还真不知道他们家到底搬到哪去了，去钻井队找高军、找二哥都不行，井队流动性大，今天搬这儿，明天搬哪儿，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家属管理站，直接找母亲。
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拎上网兜，刚走几步，眼见一辆油乎乎的嘎斯卡车，“嘎！”地一声，停在他跟前，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王卫田一看就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