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进
诗人从二百万年以前走来，从龙骨坡走来，一直走到“一个单列的水位”，走到“一道亮堂的分水岭”，展开他的诗卷，向着大山，向着大江，用诗的韵律，唱出他的深爱，唱出他的沉思。他以重庆一位公民的眼光，一位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读者倾诉，和城市拥抱。《三千六百五十行阳光》是如此地扣响了我的心灵，作为重庆公民，我也想飞上蓝天放开歌喉。“离天空最近与飞翔便最亲”。
山和水，是这卷长章的主要意象———
这是一群热爱大山的人
这是一群热爱大水的人
这更是一群被大山大水
深深热爱的生命
他们从大山大水走来
又朝着大山大水走去
《三千六百五十行阳光》是厚重的，因为，重庆是一座历经沧桑的古城。秦灭巴后，581年，隋在这里置渝州；1189年，宋置重庆府；1363年，元末大夏国建都；1891年开商阜；1940年定陪都；1997年成为中央直辖市。重庆，山之城，江之城，桥之城，洞之城。在江和桥之间，在山和洞之间，有重庆的人文精神在闪光。八百里美丽三峡，三千年魅力重庆，负重自强、尚武敢为的重庆人，一路艰险，一路是诗。诗人从诗的视角回望，以诗的语言咏唱，发掘着重庆的生命密码。
《三千六百五十行阳光》是现代的，因为重庆具有现代的品格。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重庆人口锐减。从清初开始，外地（主要是湖广）移民大量迁入，20世纪又出现了三次主要是“下江人”的移居，这就造就了重庆这座“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欢中”诞生的移民城市：眼光广阔，兼容开放。大到经济改革，小到衣着服饰，重庆人勇于接受新事物，敢为天下先。直辖的“十年间，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偌大的工地”，现代化飞旋于山川之上。
诗歌一经遇到市场经济，遇到社会的文化转型，似乎就变得微不足道，变成古董。其实，诗歌的命运和时尚有关，也与诗歌自身有关。关键是，新时代需要什么诗歌，诗人需要怎样对待自己的时代。社会在转型，诗也要转型。
是的，传统的文化正在被改写，一种新的文化格局正在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诗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全方位的深刻的变化。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成为大时代无情抛弃的“遗老”。在社会文化的变迁里，诗歌的确是一种艰难的选择。但是，无论文化格局怎么变，作为心灵艺术的诗歌总得遵从艺术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后原则，作为时代的情感记录者的诗人总得既具有生命关怀，也具有生存关怀，对养育他的时代和人民有所回报。
背对社会，背对时代，又希望成为社会的骄子，时代的宠儿，恐怕是很搞笑的。
杨矿的《三千六百五十行阳光》，就是诗人对时代的回馈。重庆有福了，在直辖十年的时候，有着这样的情歌。
我想起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927年，当十月革命迎来10周年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写出了著名长诗《好》，这首长诗永远地留在了文学史中，是十月革命最初十年的情感纪录和心灵回音。《好》的许多名句当年即使在中国也流传很广：
我赞美
祖国的今天，
但我要
三倍地赞美
祖国的明天。
长诗受到热烈回应，著名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称它是“十月革命的青铜塑像”。可不可以说，《三千六百五十行阳光》就是直辖市重庆十年的青铜塑像。诗人用个性化的浓浓的情思去瓦解、融化、重铸直辖的重庆，让情得到伸展，让情与事得到融合。重庆的历史经过心灵的酿造，幻化成动人的歌唱：
从一到十
是个数的结束
位数的开始
是阿拉伯在一座城市
量的突破
质的飞跃
诗一般总是倾心于短章。就像黑格尔所说：“诗是微风吹过琴弦发出的乐音。”但是，当面临巨大事件和历史风云，诗就非长歌不能展其情了。就个案而言，没有长诗，对于一位诗人，总是一种遗憾。试想，没有“三吏”“三别”，杜甫就会是另外一个杜甫；没有《欧根·奥涅金》，普希金就会是另外一个普希金；如果只有“太阳”，没有“火把”，艾青的面貌恐怕也会有变化了。
所以，《三千六百五十行阳光》对诗人杨矿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这首长诗来看，诗人是具有驾驭宏大叙事的能力的。本来，这样的长诗就好像非杨矿莫属。杨矿从来就是都市风景的沉思者，从来就钟爱在大山大川中寻觅诗句，他是重庆“土著”，对重庆特别熟悉。穿行于三千六百五十天中，诗自然会找他。不写还不行啊。这首长卷是他在这方面的一次大提升。
重庆新诗历来是重庆新文学的强项和优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东北的电影，上海的小说，重庆的诗歌”之说。重庆新诗有着几千年的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传。尤其是三峡地区。三峡是诗之峡，是一片诗的沃土。从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三峡地区就有原始人类的足迹。以奉节县为中心，古代巴人就在那里劳作生息，而民歌就是他们的劳动生活里的音符。所谓“下里巴人”，正是这里的巴人所唱之歌。唐代以后一直至清代，在全国流传的《竹枝词》的故乡也在三峡。“竹枝”是巴人聚居地的民歌，原名巴渝舞，“惟峡人善唱”。而且，“竹枝”在巴地十分普及，“巴女骑牛唱竹枝。”
在重庆新诗发展史上有过两次高潮：抗战时期和新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点都是诗歌观念的更新，诗人队伍的壮大和诗歌作品的丰富。不同的是在第一次高潮中，因为战乱来渝的外地诗人充当了主角，本土诗人只是伴唱；新时期重庆新诗的高潮则完全是本地诗人所创造的，而且这一时期以傅天琳、李钢领唱的重庆诗人还走出了一条既区别于崛起派又有别于传统派的具有全国影响的道路。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六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中年诗人逐渐露出水面，走向重庆诗坛的中心，成为重庆诗坛最活跃、最具实力的中坚力量。李元胜、冉冉、冉仲景、杨矿、邱正伦、何房子、唐诗、谭明、谭朝春、王顺斌、雨馨、李海洲、欧阳斌、钟代华、向阳、冉晓光、李向朝等等，都是重庆熟悉的姓名。中年诗人们显然有“继往”的特征，“继往”是“开来”的基石。他们是傅天琳、李钢打通的“中间道路”的继承者。在传统和先锋之间，他们具有“中间性”：他们是先锋的，但是和传统又保持了畅通，他们是传统的先锋派；他们是传统的，但是又有突破传统、开辟新路的锐气，他们是先锋的传统派。
中年诗人们都具有自己的艺术面貌。李元胜的诗在沉静、克制、精致的语言构架与心灵格局中表现诗人全新的瞬间感觉、感应与感悟，展开抒情、优雅而忧郁的言说。冉冉和冉仲景都是土家族诗人。冉冉的诗回避喧嚣的世界，而是努力朝向自身的世界。冉仲景是寂寞人生旅途的思想者，个人内心世界的自审，成为冉仲景的一大特色。而杨矿则寻求以重庆的大都市生活作为审美对象。
杨矿正是重庆诗歌中年写作的一员大将，富有实力与更大发展潜力的大将。《三千六百五十行阳光》收藏了重庆的历史，也收藏了他的写作历史。我为他高兴。
我们的城市，母亲的城市，父亲的城市，在直辖的路上已经走过了十年。我们祝福———
这城市将在我们
不断延续的生命里
日复一日地茁壮
年复一年地成长
日复一日地灿烂
年复一年地辉煌
日复一日地前程似锦
年复一年地美不胜收
（作者系我国著名诗评家，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西南大学中国诗学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