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非东南部的特兰斯凯地区，有一个绿茵遍地、河流蜿蜒的山谷。1918年7月18日，纳尔逊·曼德拉就出生在这里。
曼德拉生在一个贵族之家，父亲是滕布部落的一个酋长，他掌管着部落的行政事物，拥有成群的牛羊和广袤的良田。同时，他还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取薪俸。这位显赫的酋长共有4个妻子，分别称为长房、右房、左房和辅助房。曼德拉是酋长的右房夫人樊妮生的。酋长总共有13个孩子：4个男的，9个女的。曼德拉是酋长最小的儿子。根据规定，他没有继承酋长地位的权力。
贵族之家的奢豪没有长久保持下去，由于父亲与白人长官发生了冲突，他被罢免了酋长的职务，家中的牛羊和田宅也被剥夺了，曼德拉的家失去了往日的繁荣。
家道中落后，曼德拉和母亲搬到了库努，他们住在三个茅草顶的圆形小屋中，在风光迷人的高原牧场上，过起了纯朴的乡间生活。曼德拉在这里放弃了酋长公子的悠闲，他帮助母亲耕种土地，放牧牛羊，有时也去草场采集野果和蜂蜜。
7岁时，曼德拉进了一所教会小学，他的英国女教师给他起了个英文名字———纳尔逊。曼德拉的父亲曾给他起过一个非洲名字———罗利赫拉赫拉，意思是“惹是生非”。
曼德拉9岁时，父亲去世了。滕布人的代理大酋长———雍金塔巴决定做曼德拉的监护人。于是，曼德拉跟着母亲，离开了库努，前往滕布部落王室的所在地———穆凯克兹威尼。
曼德拉和母亲走了两天一夜的路程，终于到达了穆凯克兹威尼。当他们来到大酋长的住地时，曼德拉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大酋长雍金塔巴的宫殿富丽堂皇，宏伟壮观。它由两座西式房屋和七座大型的非洲式圆屋组成。宫殿四周绿树成萌，花草繁茂，不远处还有青青的菜园和广阔的农田。成群结队的牛羊在草场上游荡着。宫殿的门口还有两棵巨大的桉树，一些部落的长者围坐在树下议事。宫殿附近，还有一座白色的教堂。
曼德拉正在吃惊地看着，突然传来了一阵隆隆的汽车声。他看见树荫下的人们都站了起来，摘下帽子，欢呼着朝汽车拥去。这时候，车门打开了，从车上下来了一位健壮的男子，他身着挺括的西装，面带智慧和威仪，与向他拥来的人们一一握手，这个男人就是雍金塔巴大酋长。
从这天以后，曼德拉住进了大酋长的宫殿，在大酋长的监护下生活。大酋长对曼德拉关爱有加，他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他。大酋长送曼德拉到最好的学校去学习，想把曼德拉培养成该部落位杰出的人。曼德拉和大酋长的儿子贾斯迪斯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根据非洲人的习俗，男孩子成年的时候都要施行成人礼。成人礼一般在靠近河水的野外进行。参加成人礼的男孩子要住进专门搭起的帐篷，进行必要的训练。割礼前几天，男孩子们要做一些勇敢的事情，比如抢牲畜或打架。割礼前的夜晚，邻村的女人们来这里唱歌，男孩子们伴着歌声跳舞。天亮后，他们被带到河里去洗冷水澡。当天中午，就进行割礼。割包皮的时候不用麻醉药。此时，如果退缩或哭泣，将被看作是软弱无能的表现，给自己的一生带来污点。包皮割除后，有人来帮助每个男孩子把包皮拴在自己毯子的一角。然后，有人给他们的伤口上草药。割礼完毕，他们被带回帐篷里，仰卧在地上。帐内弥漫着烧湿木头的烟雾。据说这种空气对伤口愈合有好处。随后，男孩们还要把白赭的石灰粉涂满全身。
第一天夜里，割除包皮的男孩子们还要被带到野外，在黑暗中把包皮埋掉，据说是怕巫士利用这些包皮干坏事。几天之后，他们按要求到河里洗掉白赭石灰，再涂上红赭石灰。这时，他可以找一个女人同床，女人用身体摩擦掉他身上的红赭石染料。成人仪式结束后，住过的帐篷和所有用具，都要烧毁，以此表示与童年告别。
曼德拉16岁那一年，也进行了成人礼。当时，和他一起施行成人礼的还有大酋长的儿子和其他20个男孩。在奔腾的穆巴舍河畔，20几个男孩被领进了早已搭好的帐篷。中午时分，人们把他们带到了河边，站在早已铺好的毯子上。孩子们的父母和亲友，以及酋长等人也来到了河边。到了规定的时辰，仪式开始了，在一阵热烈的鼓声中，男孩们坐下，分开两腿，接受割礼。割礼一完，他们一个个就大声喊道：“我成人了！我成人了！”
随后，部落里举行隆重的仪式，为孩子们庆祝。人们唱歌跳舞，欢聚一堂。长者们发表讲话，向小伙子们赠送礼物。大酋长的儿子得到了一群牲畜，曼德拉得到了两头小母牛和四只羊。
1938年，曼德拉考入了黑尔堡大学。这所位于阿莉斯市内的大学，是当时南非惟一的黑人大学。学校中虽然学生不多，但都经过严格挑选。学校被视为南非黑人精英的摇篮。很多著名的黑人政治家都曾在此读书，并由此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
曼德拉进入学校后，选修了人类学、政治学、土著人管理、罗马———荷兰法、英语翻译等课程。学校中西化思潮很浓郁，曼德拉也受到了感染，加入了学生基督教学会。一到星期天，他就到附近的村庄去向村民们讲《圣经》。后来，他又接触到一些非国大成员，并开始介入学校的学生运动。
曼德拉在大学里平静地过了三年，然而，就在三年级的下学期，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改变了曼德拉一生的命运。
这学期，同学们为提高学生代表会的权利，与学校当局展开了斗争。当时，学校方面正在搞一次选举，曼德拉被指定为学生代表会的候选人之一。为了提高学生代表会的权利，同学们一致认为，如果学校当局不接受扩大学代会权利的要求，他们就抵制选举。于是，选举开始后，只有少数学生投票，大多数学生抵制。选举产生的六名代表中，曼德拉是其中之一。由于多数同学没有投票，六名代表决定集体辞职。校方又在晚饭时安排了一次投票，结果投票的依然是少数。选举的结果仍和第一次一样。由于多数人没有投票，曼德拉觉得选举结果是不够公正的，于是，他决定再一次提出辞职。
曼德拉提出辞职后，其他五名代表都沉默不语。他们认为，不应该再与校方作对，然而，曼德拉却坚持这么做。他单独向校方提出了辞职。校长警告他说，如果他坚持这么做，就会被开除。曼德拉当然不愿意失学，但他又觉得应该遵守学生大会的决议。曼德拉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离开大学，一方面是坚持真理，究竟应该选择哪条路呢？在正义和责任感的驱使下，他终于还是选择了辞职。
校方见曼德拉固执己见，就宣布他已被停学，除非他接受学生代表会的职务，否则不能返回学校。结果，曼德拉失去了即将获得的学位，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返回了故乡。
曼德拉回到家乡后不久，失学带来的苦恼还没有驱散，又一桩不幸的事情降临到他头上。一天，他的监护人大酋长把他和自己的儿子贾斯迪斯叫到身边，对他俩说：“孩子们，我觉得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在我去见祖先之前，我有责任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结婚成家。所以，我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婚事。”
听了大酋长的话，曼德拉感到格外震惊。他万万没想到大酋长已经为他和贾斯迪斯选好了对象，并已送去了聘礼。他是敬爱大酋长的，但他不愿意过早的结婚，更不愿意父母包办。贾斯迪斯和他也有相同的看法。于是，他俩决定悄悄逃离家乡，以摆脱这桩令人不快的婚姻。
他俩密谋了一阵，一天，大酋长外出开会去了，他俩准备趁机逃跑。为了搞到路费，他们把大酋长的两头牛卖掉了。他俩拿着一大卷钞票，飞快地朝火车站跑去。可是，当他们来到售票处把钱递进小窗口时，卖票员却不给他俩车票。他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便与卖票人争吵起来，后者不无得意地对他俩说，他们的阴谋，大酋长早就猜到了，所以，大酋长事先给车站打了招呼，不卖票给他们俩。
曼德拉和贾斯迪斯顿时傻了眼。不过，两人灵机一动，又朝另一个火车站跑去。他俩终于乘上了一辆开往昆斯敦的火车。来到昆斯敦之后，两人又遇到了新的麻烦。他们原打算逃往约翰内斯堡，但两人却没有携带监护人的证明信。在南非，黑人是没有旅行自由的，根据法律规定，他们外出必须携带相应的证明，否则，就会被关押起来。曼德拉和贾斯迪斯没有大酋长的证明信，一旦被查出来，就可能被送进监狱。面对这种状况，曼德拉和贾斯迪斯心急火燎，焦虑万分。他们想了好多办法，想在昆斯敦弄一张假证明，但却没能成功。最后，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他们花了15英镑，搭上了一位白人妇女的汽车，才逃到了约翰内斯堡。
1941年，年仅23岁的曼德拉和他的好友贾斯迪斯来到了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被称为南非的黄金之都。这里既是一个灯红酒绿、高楼林立的花花世界，又是一个金矿遍布、贫穷黑人云集的地方。
曼德拉和贾斯迪斯来到这里后，立即去了皇冠矿业公司。公司里的一个工头是大酋长的熟人，他立即为曼德拉和贾斯迪斯安排工作。贾斯迪斯当办事员，曼德拉当金矿的警察，两人总算安顿下来。
然而，好景不长。大酋长很快就知道了他们俩的下落。不久，他就给这个工头发来了电报，工头解除了他俩的工作，叫他们回特兰斯凯去。但是，曼德拉和贾斯迪斯都不想回去。他们又去找了大酋长的另一个朋友———科苏马博士，要他帮忙。科苏马介绍他们会见南非矿业商会的一位先生。当他们拿着这位先生的介绍信再去皇冠矿业公司时，那个工头发现了他们，他们不得不离开公司，另谋出路。
后来，经过别人的介绍，曼德拉来到了锡德利斯基先生的律师事务所实习。这是一家白人的律师事务所。曼德拉一边在这里习艺，一边自学法律。在这里，曼德拉充分体会到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一天，曼德拉正在给一位白人秘书小姐口述信稿，一个白人客户进来了，那位白人小姐马上不自在起来，她觉得听一个黑人口述信稿是一桩很丢脸的事。为了在外人面前挽回面子，她马上拿出几分钱，叫曼德拉去为她买点儿洗发剂。
1941年底，大酋长雍金塔巴终于来到了约翰内斯堡。他找到了曼德拉和贾斯迪斯。不过，他并没有叫他们回去，他理解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几个月后，大酋长在家乡去世了。曼德拉和贾斯迪斯得到消息后，立即返回特兰斯凯。然而，他们仍然晚了一步，没能赶上葬礼。对这件事，曼德拉感到深深的内疚。葬礼过后，贾斯迪斯留在家乡继任大酋长，曼德拉则回到了约翰内斯堡。
经过一年多的函授，1942年底，曼德拉通过了考试，获得了南非大学的学士学位。1943年初，他又获得了黑尔堡大学的毕业文凭，回校参加了毕业典礼。后来，曼德拉又考入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法律系，他是该系的惟一的黑人大学生。
此时，曼德拉开始涉足政治。1943年，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由于他出众的才华和激进的政见，他很快就成了这个组织中引人注目的人物。1943年12月，在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上，曼德拉等人提议，大会通过成立了青年联盟。1944年4月，青年联盟正式成立。成立大会上，约有100多人参加，其中很多是黑尔堡大学的毕业生。著名的非洲民族主义青年思想家伦贝狄当选为青年联盟的主席，奥利弗·坦博当选为总书记，沃尔特·西苏鲁担任司库。曼德拉被选为9人执委会成员。青年联盟的宣言中提出了崭新的思想，反对任何形式的白人统治，要求民族自决。
青年联盟是非国大的附属组织，起着思想论坛和联络青年的作用。1947年，曼德拉当选为该组织的总书记。1950年，他又被选为青年联盟的全国主席，成为黑人运动中一位迅速崛起的青年领袖。
当时，民主运动在南非风起云涌，勃蓬发展。1954年，从美国讲学归来的非国大领导人马修斯教授提出要召开一个所有种族的代表参加的全国大会，并为未来的民主南非制定“自由宪章”。
非国大执委会马上接受了这个建议，准备发动多民族的“人民大会联盟运动”，敦促当局召开全国代表会议。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55年6月26日，“人民大会”正式召开了。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利普敦宽大的会议厅里聚集了几千名追求南非民主的战士。他们穿着印有人民大会标志的衣服，一个个情绪振奋，热血沸腾。他们在大厅里高声讲话，议论敏感的政治，有时候甚至引吭高歌。当某个人在会场上宣读自由宪章的草案时，代表们狂热地高呼“阿非里卡！马依存耶！”（大意是“非洲万岁”）
大会通过了《自由宪章》。它明确宣布：“南非属于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民，黑人和白人，任何政府都不能宣称有统治的权力，除非它符合全体人民的意愿。”
曼德拉也驱车来到会场。为了避免警察找麻烦，他坐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他关注着整个会议的进程，内心激动不平而又隐隐不安。突然，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进了会场。他们对会上的发言作了详细的记录，并拍下了所有与会者的照片。会议进行到第二天，当大会最后通过自由宪章时，警察们端着枪冲上了会议的主席台。他们大声宣布说，这里有犯叛国罪的嫌疑犯，现在要全面清查，谁也不许离开会场。
随后，警察对代表逐个加以登记，又没收了会议的所有文件和筹集的捐款。他们四处搜查，到处盘间。曼德拉见情况不妙，赶紧离开了会场。
半年之后，即1956年12月5日早上，曼德拉在自己的家里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打开房门，几个警察粗暴地闯进来。他们将搜查证朝曼德拉一亮，就开始搜查他的房间。40多分钟之后，房间已被警察搞得混乱不堪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但他们仍向曼德拉出示了逮捕证，上面赫然写着：“重大叛国罪。”
就在曼德拉被逮捕的时候，全国范围的大搜捕也正在进行。当曼德拉被警察带到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马歇尔广场监狱时，有几位同事已被关到那里。后来，各地被捕的领导人都被军用飞机运到了约翰内斯堡，总共有156人之多。当局指控他们犯有重大叛国罪，试图推翻现政府。
12月9日，约翰内斯堡地方法院开庭。由于被告人数众多，法庭临时设在一个军队礼堂。当局如临大敌，出动了6辆军车和全副武装的军人，护卫着警车向法庭进发。法庭内外站满了非国大的支持者。开庭后，由于扩音设备没有准备好而中途休会。
第二天，法庭内外的支持者更多，当局出动500名武装警察围住法庭。开庭后，辩护律师首先抗议对被告的侮辱性待遇，要求法庭拆除罩在被告席上的囚笼。然后，代表政府的原告开始读一份长达一万字的陈述。他的指控不断被淹没在群众的呼喊和歌声中。
警察向抗议的人群开枪，有20个人受伤，法官不得不休庭。
第四天，法官宣布将对原告的指控进行查证，被告交保释放。
获得保释之后，曼德拉回到家中。踏进房门，他便发现家里已是空空荡荡，妻子和孩子已经走了，他成了孤家寡人，心里感到十分忧伤。
曼德拉的妻子名叫伊威琳·梅思，她也是科萨人，来自特兰斯凯。她是一位美丽、温柔而有主见的女子。她父母早逝，由亲戚供养读完小学，后到约翰内斯堡投奔哥哥，继续上学。
1944年，曼德拉和伊威琳在一个朋友家里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相爱起来，不久就结了婚。婚后，他们有了3个孩子。伊威琳在一家医院工作，曼德拉则继续搞政治。由于政治活动充满危险，动荡不宁，曼德拉很少和家人在一起，天长日久，引起了伊威琳的不满。伊威琳是个普通的女人，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希望过安定的家庭生活，而曼德拉显然无法满足她的这一最低要求，由此，两人的关系最终破裂。
在谈到同伊威琳分手的情况时，曼德拉曾这样说：“我试图劝说她认识到斗争的必要性，她则试图说服我接受宗教信仰的价值。当我对她说，我是在为民族服务，她就回答说为上帝服务高于为民族服务。我们找不到共同语言，我渐渐感到我们的婚姻已难以维持。那些日子，我的工作安排得非常紧。我常常清晨离开家，很晚才能回来。在办公室工作一天之后，我要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伊威琳对我晚上开会不能理解，我回家很晚，她就怀疑我是去见别的女人。。。。。。1955年，她给我一个最后通牒，必须在她和非国大之间做出选择。”
曼德拉当然不可能放弃非国大，这样，伊威琳主动离开了他，弃家出走了。
事隔多年后，伊威琳在回忆她与曼德拉的婚姻时，心中充满了内疚。她说：“是我主动离开家的。。。。。。如果我耐心一些，尽量去理解他为什么疏远我，或许事情会不一样，我仍然会是他的妻子。”
这对昔日的夫妇，彼此间都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