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毕业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由于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她父亲失去了在俄国铁路公司拥有的全部股票。突然之间,女儿的前途变得十分黯淡。西蒙娜的父亲是一个爱虚荣的人,如果女儿不能指望父亲而靠自己去谋求一份职业,那就意味着他的失败。他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所生的女儿都将成为贵妇人,而西蒙娜却没有任何指望了。他已年近五十,经济收入不稳定。因此,他决定,假如没有特殊原因的话,西蒙娜应该去担任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挣一份政府发给的稳定的工资,以便能在退休后安安稳稳地领取一份养老金。
西蒙娜不愿意服从父亲的安排,她和萨特两人有自己的打算。而后,他俩最后都如愿以偿地成了有名的作家。
有一段时间,萨特和西蒙娜几乎快要结婚了。萨特并没有按个人的原先计划去日本,他被派到拉佛尔市当一名教师,西蒙娜被分配到马赛一所公立女子中学任教。他们分别后,萨特一直埋头写小说。暂时的分离,使他俩倒也觉得很正常。讨厌的是从拉佛尔市到马赛要坐24小时的火车。
西蒙娜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焦虑和恐慌的心情,而萨特则提出要结婚,因为只有结婚,两人才有正当理由调到一处工作,朝夕厮守。萨特说,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不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信念和生活方式,但是,他们认为屈从于这种特定的风俗是一桩愚蠢的举动,他们没有正式结婚。西蒙娜在自传的第二卷中这样写:“我们认为,按照我们的信念行事,认可这样不正式结婚的婚姻状态,这是合乎道德的。”
1929年,在萨特服兵役前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们在巴黎正式确定了他们追求的那种永久的生活方式。
10月初,他们每天早晨在卢森堡花园碰头,一起吃早餐,然后,一直到深夜才分手。萨特去外祖父家过夜,西蒙娜则向祖母借了一个房间。他们幽默地把自己的这种关系称为“上层社会男子与下层社会女子的婚姻”。有时,他们自称“M·奥尔加纳蒂克夫妇”,扮演一对平庸而容易满足的中产阶级夫妻。有时,西蒙娜浓妆艳抹,两人一起去看电影或者去跳舞,他们就摇身一变成为美国人,富有的“摩根·哈蒂克夫妇”。
两人约定,他们相互之间绝不说谎。西蒙娜起先在说话时总会有几分保留,但不久就改变了。后来,她在回忆中写道:“一想到萨特在我面前像是一本打开的书,要了解他的思想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容易,这就使我在与他交往时感到极其轻松自如。后来,我进一步了解了他的性格。既然他什么也不向我隐瞒,我就不用对他存防备之心了。”
应当承认,两人在性格方面仍然是有差异的。西蒙娜经不起挫折,遇事不顺就脸上变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十分固执。萨特的性格比较坚强,但有时也会抑郁沮丧,尤其在早晨,或当他无事可做的时候,他的脸相就如动物园里的海象一般。每每在这种时候,西蒙娜总要跟他描述海象的形象。于是,他就模仿这种动物,眼睛向上翻,叹着气,做出无声哀求的表情,直到两人一起开怀大笑为止。
他们喜欢取笑自己。萨特给西蒙娜起了个外号叫“河狸”,还常常说她是“冰箱里的钟”;而西蒙娜总是说:“萨特只和那些与萨特合得来的人才合得来。”
一天下午,他们去电影院看普多夫金的《风暴席卷亚洲》。电影散场后,他们步行回到拉丁区。萨特说:“我们来签订一份为期两年的契约。”因为他要去凡尔赛附近的军营服兵役。而在这两年中,西蒙娜可以设法去当家庭教师,仍旧住在巴黎,以便与萨特保持密切的接触。萨特还提议,以后她可以到国外去找工作。他们将分开生活二到三年,再去某地会合。他的这项提议使西蒙娜很恼怒。不过,她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她渐渐习惯于遵从一条法则:当任何事情还处于酝酿阶段时,不必过分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