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下一年的暑假，他带我上火车。那件事还没形成。它正在形成。我在逐步形成那个十一岁的女孩，在此时此刻，什么都在从这蚂蚱女孩向那略微圆润的少女形成。与贺叔叔，我们一向有个默契。
他马上明白了：我并不知道我妈妈在这里转些什么。我也同他一样急速地在猜这个女人的动机。
再没什么可回旋的，我妈妈把我拉到她膝盖边，坐下，把我的头摆置在她肩膀上。我要挣脱这个僵硬的母女造型，她暗中一发狠，揪紧我。
这一切贺叔叔都看在眼里。后来我十八岁那年，和他单独在他的瓜棚里，我们一一核实过注册进记忆中的场景动作。他在瓜棚里告诉我，他看我母亲那样无援，拿我来遮挡。
我妈妈把我硬做成长辈膝前的小女孩，不管事实多不符：我早已超越了那个年龄。我妈妈的嘴巴在我脑袋上方开启，说，贺书记，我们想求你个事，要是方便的话，你能不能跟出版社打个招呼，把她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我听着我妈妈的声音，甜酒酿一样。
贺叔叔的脸孔稍稍一偏，把理解力集中在一只耳朵上。
我妈妈拉紧我，她的嗓音和吐字从我脑后进入，穿透了我再出来；她藏在我身内，拿我讲她的话演她的动作。她又说，就是——那本长篇小说。要是你跟出版社说一声，就把她爸爸的名字添上去了吧？
贺叔叔靠回到皮椅的后背上，嘴角开始发紧，向下撇。眼光移到一边，移到我妈妈看不见他眼睛的地方。他说，你是说我那部三部曲？
我妈妈说，她爸爸写它写得犯十二指肠溃疡了。有时候吃了饭痛得太凶，直出黄汗！夜里给痛闹醒，要连夜熬姜茶！他在外面嘻哈没事，只有家里人晓得他。你问问他女儿！
她把我往前一送，又拉回来。我当时只明白她在夸大爸爸的病，长大后才意识到她无赖式的苦肉计腔调。她把我爸爸的脸丢得很干净。把我爸爸辛辛苦苦积攒在人们印象里的清高、对名利的傲视一记全毁光。把我爸爸的潇洒全剥下来。
我挣扎回头，看见她轻淡施粉的脸红润细腻，脸蛋上一边挂一颗泪珠。她把我脸拧转回去，不准许我看见她撒谎时的艳丽容颜，但她需要我的依偎，需要孤儿寡母的造型。
贺叔叔向下撇的两个嘴角使他看起来有些凶。两个酒窝在他颊上时深时浅地浮动，眼睛还是我们无法找见的。他说，这不行，生病可不行啊。
我妈妈马上请贺书记放心，她会督促他看病服药。
贺叔叔马上又说：一定要吃药。好药我想法给弄来。
我妈妈眼看主题渐渐跑了，又把我往胸前搂搂，说，她爸爸病的样子她都看见了，她不愿意她爸整天弓个背在那里写啊写啊。她知道是贺叔叔要她爸爸写的，就不作声了……
整个情形让我妈妈弄得不成话了。连我的自尊和体面她也不要了。我成了什么？现在我一遍遍回想：我成了一年后在上海火车站见到的那个乞妇怀里的婴孩。我妈妈是那个露着一个乳房的乞妇。
她还没完。她请求贺书记看在孩子的面上，把她父亲的名字填到书皮儿上去。算作第二名作者，或算个执笔者。她说剧团演戏也是A、B角儿，观众买的都是A角的票，B角的名字写上去没用的，观众横竖是看不见它，就是照顾照顾B角的心情。不然B角也背几百句台词，也排演几个月，暗地下的工夫比A角还大。对镜子琢磨表情，创造手势，几百遍地运眼神，也是哭也是笑，跟疯子一样，心情应该照顾照顾。
我妈妈说着就笑起来，贺叔叔也笑。
贺叔叔笑完了说，这和剧团可不一样。
我妈妈又笑，说当然她晓得不一样。她掏出手绢，擦去前一刻的悲伤弄出的眼泪。
贺叔叔说，稿费可以再增加一部分，添个名字这事不好办。你该知道，印出来的东西就是麦面蒸成了饽饽，改不了样儿了。
我妈妈很内行地说，那就下一版的时候改吧。就跟出版社说，上回漏掉一个作者的名字。
贺叔叔翻一翻嘴唇，说我妈妈该早让我爸爸来说明白此番意思。
我妈妈说，他没有此番意思；他不知道我和孩子在你这儿求情。下一版吧，贺书记，你看怎样啊？
贺叔叔又把眼睛看到我们无法进入的空虚中。许久。他没法再正眼看这对母女行乞，就像一年之后在火车站；他别过脸一眼也不去瞧那个袒露半个胸脯的年轻乞妇。
我低下头。
我难受得直要哭出来，突然看见我自己的一对脚也是以两个外侧着地。什么时候有了和我爸爸一模一样的姿态？在这个浑身不适、需要极度忍耐的时刻，我爸爸的姿态出现在我的身上了。我在替我爸爸忍受。我在忍受他的手足无措，忍受他感到的这个空间中淡淡的无耻，忍受每一个人的难为情，忍受每一个人此刻的不得当、不对劲儿。原来我爸爸这样站着，是忍受。他这样站立，让脚的不适，轻微曲扭来分走一部分压力，那不得当、那难为情所造成的压力。他原来有那么多时候需要全力屏住，去忍受。他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淡淡的无耻。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父亲。看上去那么浑然一个人，却没有一刻不体味到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状态。这种微妙的勾结，永远不会从友情中被除净。他原来不是个宽厚泰然的人，他敏感至极，精神上永久带一丝病痛，他必须拧着双脚去支撑和承受。那外在的官能不适使他分神，平衡了他内在的不适。我的爸爸，他怎么能在那样永久的忍受中活下去？
我妈妈没有察觉任何，没有感觉到我在那么痛苦的忍受中。贺叔叔却感觉到了，他可能瞟了两眼我麻木空白的脸。他说他答应为我妈妈的这场走访保密，说他会考虑她的请求。他被同情心震慑，像一年后在那女乞丐面前，显得无力，同时在隐约厌恶着什么。我妈妈起身，仍拖住我不放，逼我说谢谢贺叔叔。我毫无感觉我说了什么。冰凉地贴在我妈妈怀前，如那个缄默的婴孩，成了母亲行乞的道具。
在送我和我妈妈出门的时候，贺叔叔的手拍拍我的肩。我用力一躲。他的眼睛问出些许关切来，我还是冰凉着。不适已需要全力忍受。我父亲忍受的，还有祖父的，我都背负着。我必须全副精力让我扭歪的双脚忍受着我的和一切人的淡淡的无耻。那无耻不是我们的过错，是我们的天性。
没有，我爸爸的名字没被添加进去。
只有一个妥协：在后记中贺叔叔加了一行字，说他一生一世将感激我爸爸。
不好。不过谢谢你。你好吗？
是啊，我看见你怎样忙了。天气阴暗了这么多天，当然来看你的人就多了。排在我后面的那个小男孩已经等在候诊室了。
他叫罗杰？
三年了？从很小就来你这儿？
在我看？他缺乏优越感。少年人认为天下成年人都愚蠢的那种优越感。他的头发是三十年代的，在额头上拱一个弯，这样。他妈妈一定保留了好莱坞三十年代男明星的不少照片。
我已经上瘾了。你借的药典？
舒茨也这么说。他也借了一部药典，把我用的所有催眠药都查过。
有一些片刻。
另一些片刻我是遥远的。大部分时间我是遥远的，在我四十五岁的中文个性里，心情带点儿微妙细腻的紊乱，把什么都停留在不加理喻的感觉里。或许衰弱，或许太成熟。不像我的英文个性，可以那么无辜。可以以那样的无辜去直言性爱和凶杀，可以向他明说：你在挑逗我，你在骚扰我。那种无辜使我本人永远不直接对我的表达负责任。我本人，是我的中文人格。就这样分裂开，又这样拢合一处。比方，我可以用英文和舒茨谈小说中的性描写，毫无闪烁。我可以用英语清楚地说：我厌恶那天晚上。对于年仅十八岁的这个语言，我有所依仗。仗势。这语言只有十八岁，它当然无忌后果，它当然冒犯，唐突，不圆滑。我没有对舒茨说出：我厌恶，是因为忽然一下子，中文的我出现了。那成熟圆滑的母语，使我什么也不说了。一切都遥远了，带一点儿可以原谅的无耻。
不必说。仿佛四十五岁的母语制止了它孩子的莽撞。我的母语沉静而忧悒，哑然中含着宽而深的吐纳。
是在学校的自助餐厅。我一语不发地坐在舒茨对面。
音乐如一间打铁铺子。
还有电影，在墙上。声音和光重重击在你的皮肤上。
教授一头浓密的白发劲草一样，在声和光的摇撼之中挺住。他两眼正蓝。
贺叔叔和他实在没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一头浓密的白发，很早白了头，我十八岁。
舒茨教授简直就是活着的、行动的一堆学问；贺叔叔的天赋是原始的，那种未经提炼的、生的才情。教授却能够成为各种娴熟的学者，治学上他有无限可塑性。但他不会是任何学术的开创者。
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我从来不拿这两人比较，是你在引导我比较。
这样：我们坐在自助餐厅墙根上的一张桌旁，年轻人们吐出的烟在声和光中浮起一层湛青色。就这样：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没什么可糟蹋了。都不喝浓咖啡，不抽烟，不玩好玩的东西。我们不像周围的抽烟者那样优越。
在和舒茨相处时，我不时为自己的年轻感到优越。他常有的那个笑，是原谅我语言的年轻、简单、冲撞。他爱怜这种稚拙，是掺一点儿男性成熟的谦恭的惯性使然。这个时候，我感到优越。其他时候他感觉优越于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让自己的优越感始终萦绕在心情上，绝不去识破它。他偶尔也识破：系里的年轻男教师们那么自然地同我调侃；自然、松懈地，在走廊里拦住彼此，隐喻地玩笑，然后分头走开，挥手说“回见”。教授舒茨这时刻看见了实质：我暗藏的优越。客观的一份不必张扬的优越感，因为年轻他二十岁。出于优越感而对他让步。
我坐在地边的瓜棚中没有为自己十八岁的豆蔻年华感到优越，他头发白了多半，比种瓜老农更卑微。十八岁的我与他的对比悬殊，都没让我感到优越于他。我对他的憔悴和早生白发没有怜悯。因为我不是二者间的优越者。
你可以说年轻人在成熟的人面前，愚蠢可笑，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认他们毕竟优越。优越让他们胆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学生狂妄时我想，他们真狂妄得起啊。我拟试题，决定正确与错误然后给他们分数，支配他们的奖学金。所有的都不能阻止他们在我面前狂妄。他们把优势让给我，绝大多数时候，但那是他们在谦让我。没有他们的谦让，我的讲师做不下去。没有他们把优势好好隐藏起来，舒茨和我就无法坚持一种权威和秩序。我们赖于他们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他们不成熟、愚蠢。
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随意放在桌面上时，一阵衰竭似的，从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说，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我还做得起几件，或几十件，随意跟他讲到我在其中的增补；那段中国抗战时期的说唱文学，其中一个作者叫贺一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