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陷阱是张国焘，红军的生存障碍是张国焘。
当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时，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正在向阿坝一带活动。按照预定计划，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在马塘、卓克基集结后，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前进。
但是，张国焘到阿坝后，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的决定。8月24日，党中央还在草地行军途中，就发电报给张国焘，要他率左路军速出墨洼、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是，张国焘却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的红五军返回阿坝。
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8月底。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令人焦急。毛主席找徐向前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和徐向前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接着又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可是，张国焘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变了卦。9月3日，他来电说：“葛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3天，二十五师只2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可见，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他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其他路军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这时，中央已令红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俄界地区探路开进。敌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线兵力不多，筑碉未成，难以阻红军突击。中央一方面希望早日北进，一方面也在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因为这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问题，而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那几天，陈昌浩几乎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个妥善办法来。
根据陈昌浩回来讲的情况，9月8日，徐向前等致电朱、张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再拖延实令人痛心。”“中央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当天，张国焘来电，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徐向前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徐等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徐向前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徐向前去周恩来驻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徐向前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徐向前不是，所以他只是个听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接着，中央即以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
9日，张国焘电复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现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打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他：“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他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徐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他早点休息，于是告辞而归。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于10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大家才知道，那天早晨，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徐向前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大家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怎么办？徐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他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张国焘面对党中央这种连电诚恳劝告与敦促他率部北上的指示无动于衷。两支红军是继续向北进攻，开创新局面，还是南下逃跑、退居一隅？是团结还是分裂？红军和中国革命处于一个严峻时刻。
当时，张国焘给中央的电报，党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和指令，一般均同时告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同志以其高度的政治锐敏性和洞察力，进一步看出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妄图篡夺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提高了警惕性。作战科和机要科译电人员亦从来往电报中知道了党中央同张国焘关于红军北上与南下方针的争论情况。
张国焘仍然顽固坚持其南下逃跑方针，对党中央的电示竟恼羞成怒。9月9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徐向前得知这个情况后，迅即告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党中央。
毛泽东同志获悉后，立即去第三军军部，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紧急开会商议。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反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故果断作出决定，率领第一、第三军和军委直属队于10日拂晓前迅速北上，脱离危险地区。
当晚，叶参谋长来到作战科，看到屋里没有别人，便悄悄问徐向前：“吕继熙有甘肃、陕西的地图吧？”徐当即向他报告说：“在包座战斗中只缴获了一份完整的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全图，没有陕西省图。”叶参谋长说：“你把这份甘肃省图给我。”徐从文件箱里取出这份地图，交给了叶参谋长。
就在这天深夜，叶剑英同志以筹粮为名，离开了潘州村小经堂，于10日凌晨奔向牙弄、阿西茸，跟随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带领军委直属机关踏上了北上的征途。陈昌浩和毕占云、赖光勋、陈茂生等仍留在总指挥部工作。
9月10日早晨，何畏坐着担架来总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和毛泽东已率领第三军向北挺进了。何畏还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陈昌浩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召集四军、三十军和指挥部一部分领导干部来指挥部开会。陈说，他们走了怎么办？李特、何畏两人主张派部队尾追，但徐向前和其他到会同志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去对待我们自己的同志？”迫于这种形势，陈昌浩不得不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会后，陈昌浩还是派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当李特追上第三军时，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接见了他，对他坚持张国焘那套论调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中央一再要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陈昌浩听到李特回来传达说：党中央认为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领左、右路军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叶剑英同志在同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斗争中的功绩，后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提到，给予很高的评价。1985年9月16日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同志的致敬信中说：“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
